柏中杰 钟宏，2 朱维光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55008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岩浆矿床是起源于地幔部分熔融的基性-超基性岩浆上侵到地壳后经历结晶分异、地壳混染、岩浆混合、液态不混溶等演化过程，进而发生成矿物质的分离和聚集而形成的矿床。其主要类型包括岩浆钒钛磁铁矿矿床、铬铁矿矿床以及岩浆硫化物矿床，是V、Ti、Cr、Ni、PGE 等资源的主要来源（Lee，1996；Arndtetal.，2005；Cawthornetal.，2005）。典型的岩浆硫化物矿床包括俄罗斯的Nori’sk-Talnakh（Arndtetal.，2003）、加拿大的Voisey’Bay（Ripley and Li，2011）、以及我国的金川和夏日哈木等（Li and Ripley，2011；Songetal.，2016）。而位于我国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内带的攀西地区则是世界著名的岩浆钒钛磁铁矿矿床聚集区（Zhongetal.，2002，2005；徐义刚等，2013）。此外，南非Bushveld杂岩体不仅赋存有世界上最大的PGE矿床，同时还赋存有世界最大的铬铁矿矿床和钒钛磁铁矿矿床（Naldrett，2011；王焰等，2017）。通常情况下，幔源岩浆侵入地壳形成的镁铁-超镁铁岩体主要由硅酸盐矿物组成，仅仅含有少量的氧化物和其它副矿物。地幔源区的物质组成、部分熔融的模式或程度、岩浆侵位和结晶的时间及机制、同化混染的地壳物质组成等都与成矿息息相关（Arndtetal.，2005）。地幔源区或幔源岩浆氧逸度是各种地质过程中的关键热动力学参数之一，在固体地球科学、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生命起源等研究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喻学惠，1990；赖绍聪和周天祯，1993；刘丛强等，2001）。在地幔源区部分熔融和岩浆结晶分异过程中，氧逸度的高低极大的控制了岩浆中S的溶解度，进而对上述过程中PGE、Au、Cu、Ni等金属元素的迁移和富集具有显著影响（Barnes and Lightfoot，2005；Naldrett，2011）。此外，岩浆氧逸度的高低不仅明显影响Fe-Ti氧化物中金属V的含量（Toplis and Corgne，2002），还对Fe-Ti氧化物在岩浆结晶分异过程中开始结晶时间的早晚有着决定性作用（Toplis and Carroll，1995），从而决定了岩浆是向富Fe贫Si的Fenner趋势演化（Fenner，1929）还是向富Si贫Fe的Bowen趋势演化（Bowen，1928）。因此，岩浆的氧逸度对钒钛磁铁矿矿床和岩浆硫化物矿床的成矿过程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Mungalletal.，2006；Thakurtaetal.，2008；Tomkinsetal.，2012）。地幔源区或幔源岩浆氧逸度的高低与许多地质过程密切相关，不仅来自不同构造背景的岩浆氧逸度存在明显差异、还与地幔部分熔融时的深度（压力）、部分熔融程度和熔融方式、交代作用等有着密切联系（Ballhausetal.，1990；Woodlandetal.，1996；Woodland and Koch，2003；Gaetani，2016）。而结晶分异、地壳混染、岩浆去气等浅部地壳过程同样会改变岩浆的氧逸度（Carmichael and Ghiorso，1986；Thakurtaetal.，2008；Moussallametal.，2016）。近年来，实验岩石学和分析测试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特别是LA-ICP-MS与X射线吸收近边结构谱（μ-XANES）原位微区分析技术在地学研究中的应用日趋成熟。前者能够分析多价元素（如，V、Cr、Mn、Eu等）的含量，而后者能够精确测定多价主（如Fe2+，3+）微量（如V2+，3+，4+，5+）元素不同价态比值。高质量的分析数据使准确获取幔源岩浆的氧化还原状态成为可能，进而为深入研究岩浆钒钛磁铁矿矿床和汇聚板块边缘的岩浆硫化物矿床成矿作用提供新的制约。本文在近年来国内外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幔源岩浆氧逸度的研究进展进行初步的总结和综述。

1 幔源岩浆及地幔源区氧逸度的估算方法

氧逸度计算方法主要包括：（1）多价主（如Fe2+，3+）、微量（如V2+，3+，4+，5+）元素不同价态比值；（2）多价元素在单矿物／与熔体间的分配系数；（3）全岩微量元素比值（如V／Sc、Zn／Fe）；（4）矿物化学平衡等。

（1）多价元素（如Fe、V、Cr）不同价态比值：幔源玄武质熔体形成的火山玻璃或包裹于矿物中的熔融包裹体在成分上近似于岩浆成分，因此能够直接提供岩浆的氧逸度信息（Suttonetal.，2005；Cottrelletal.，2009）。经过适当的热力学校准，火山玻璃或熔融包裹体的多价元素不同价态比值能够直接用来计算玄武质熔体的氧逸度。基于一系列实验校准（Jayasuriyaetal.，2004；Kress and Carmichael，1991；Putirka，2016），氧逸度与玄武质岩浆Fe3+／∑Fe比值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其中a、b、c和di为实验常数。

传统分析Fe3+／∑Fe比值的方法是采用湿化学分析（包括比色法）和使用穆斯堡尔谱。近年来，基于μ-XANES分析技术逐渐发展成熟，该分析技术能够对复杂样品在传统薄片上进行直接的非破坏性微尺度分析并获取元素的价态信息，并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空间分辨率，因此被广泛用于测定地质样品特别是熔体包裹体中的Fe3+／∑Fe比值并以此估算其氧逸度（Aldermanetal.，2017；Cottrelletal.，2009；Crabtree and Lange，2012；Zhangetal.，2016）。由于仅需很低的元素含量（最小元素检测限为10-6量级），μ-XANES能获得很高的灵敏度，因此该方法也被广泛用于测定多价微量元素不同价态的比值，并以此来计算其氧逸度（Suttonetal.，2005；Balanetal.，2006；Headetal.，2018；Lanzirottietal.，2018）。例如，Lanzirottietal. （2018）使用XANES测定了Kilauea及East Pacific Rise玄武质玻璃中的V的价态，以此计算出的氧逸度值与采用Fe3+／∑Fe比值计算获得的氧逸度值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

（2）多价元素矿物／熔体分配系数：不同价态微量元素在矿物／熔体之间的分配系数存在差异，其在矿物／熔体之间的分配系数与氧逸度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Canil，1997，1999）。例如从V3+到V4+再到V5+，其在矿物相中的相容性逐渐降低，因此V在矿物／熔体之间的分配系数随着氧逸度的升高而降低（Canil，1997，1999）。橄榄石是最早从玄武质岩浆中结晶出来的矿物，因此通过分析V等多价元素在橄榄石-熔体之间的分配系数更能反映原始岩浆的氧逸度（Canil，1997；Gaetani and Grove，1997；Mallmann and O’Neill，2009，2013）。Mallmann and O’Neill（2013）给出的氧逸度与DOl／melt

V之间的关系如下：

其中温度T为开氏温度，熔体成分为摩尔分数。该公式针对的是高温（＞1250℃）无水体系，适用的氧逸度范围为QFM-4～QFM+4。而最近Shishkinaetal.（2018）则给出了含水玄武质岛弧岩浆的关系式：

该公式适用于QFM-2～QFM+3.2，温度≤1250℃，MgO＜12%，Na2O＜4.0%及H2O＜6.5%的玄武质岩浆。

此外，多价元素在尖晶石／熔体（Righteretal.，2006；Papikeetal.，2013；Wijbransetal.，2015）、辉石／熔体（Karneretal.，2007，2008；Papikeetal.，2016）之间的分配系数与氧逸度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图1）。Mn2+与Mn3+在磷灰石／熔体之间的分配系数同样受到氧逸度的控制，因此磷灰石的Mn含量也被用来估算硅酸盐岩浆的氧逸度（Milesetal.，2014）。然而Marksetal. （2016）指出磷灰石中的Mn含量还明显受到岩浆温度、熔体成分、及同时形成的其他富Mn矿物的影响。此外，一些多价稀土元素（如Eu、Ce）在锆石与熔体间的分配系数也被广泛用于中酸性岩浆的氧逸度估算（Trailetal.，2012；Smythe and Brenan，2016）。

图1 氧逸度对V在矿物和硅酸盐熔体之间的分配系数的影响（据Mallmann and O’Neill，2009）Fig.1 The effect of oxygen fugacity on the partitioning behaviour of V between crystals and silicate melt（after Mallmann and O’Neill，2009）

（3）全岩微量元素比值：由于多价元素V的分配系数与氧逸度密切相关这一特性，V与在地幔部分熔融过程中地球化学行为相似的非氧化还原依赖元素（如Sc、Ga、Y、Yb等）之间的比值可以用来估算岩浆源区的氧化还原状态（Li and Lee，2004；Leeetal.，2005；Mallmann and O’Neill，2009；Laubieretal.，2014）。此外，在地幔部分熔融过程中Fe2+与Zn具有相似的化学行为，而Fe3+比Fe2+更不相容，因此Zn／FeT比值也可以用来反映岩浆源区的氧逸度（Leeetal.，2010）。Leeetal.（2005）利用V／Sc比值估算出的MORB与IAB的源区具有相似的氧化还原状态，其氧逸度范围为QFM-1.25～ +0.5。而Laubieretal. （2014）发现V／Yb比值从MORB到BABB到IAB逐渐升高，反映后者较前者源区更为氧化。V／Sc等微量元素比值还不同程度受到矿物（如单斜辉石）分离结晶的影响，因此仅适用于演化程度较低（如MgO＞8%）的幔源岩浆。

（4）矿物化学平衡：处于化学平衡且没有重结晶或出溶的共生矿物组合成分常常被用来估算其结晶时的温度、压力及氧逸度。Fe-Ti氧化物组合是最早被用来估算氧逸度的矿物对。磁铁矿-钛铁晶石固溶体与赤铁矿-钛铁矿固溶体之间的平衡对于温度和氧逸度非常敏感，因此可以用来同时估算Fe-Ti氧化物共生矿物对结晶或再平衡时的温度和氧逸度。根据实验结果，Buddington and Lindsley（1964）首先给出了Fe-Ti氧化物的氧逸度估算方法。通过不断的改进，Ghiorso and Sack（1991）给出了一套基于热动力学的氧逸度估算方法。Frostetal.（1988）指出岩石的氧逸度不仅仅体现在Fe-Ti氧化物组合的成分上，同时体现在共存的硅酸盐矿物的成分上。Fe-Ti氧化物与硅酸盐矿物之间存在以下平衡关系：SiO2（石英）+2Fe2TiO4（钛铁晶石）＝2FeTiO3（钛铁矿）+Fe2SiO4（铁橄榄石），缩写为QUILF。在此基础上，Lindsley and Frost（1992）给出了一个估算氧逸度的QUILF电脑程序。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在结晶之后的冷却过程中，磁铁矿与钛铁矿之间以及Fe-Ti氧化物与镁铁硅酸盐矿物之间将发生复杂的再平衡，而Fe-Ti氧化物自身也将经历亚固相出溶（Buddington and Lindsley，1964；Frostetal.，1988；Frost and Lindsley，1992）。因此对于镁铁-超镁铁侵入岩，该计算方法获得的是磁铁矿-钛铁矿处于亚固相化学再平衡时的温度和氧逸度。岩石中各共生矿物通常具有不同的Fe3+／Fe2+比值，因此可以用来估算矿物化学平衡时的氧逸度。对于地幔橄榄岩，最常见的矿物组合橄榄石-斜方辉石-尖晶石被用来估算氧逸度（O'Neill and Wall，1987；Wood，1991；Ballhauset al.，1991）。Ballhausetal.（1991）给出了以下计算公式：

图2 来自不同构造背景的玄武质岩浆的Fe3+／∑Fe比值（a）及氧逸度（b）f O2与T计算方法采用Jayasuriya et al.（2004，公式12）和Putirka（2008，公式13）.数据来源：洋中脊玄武岩：Bézos and Humler（2005），Cottrell and Kelley（2011），Berry et al. （2018）；洋岛玄武岩：Moussallam et al. （2016），Brounce et al. （2017）；岛弧玄武岩：Kelley and Cottrell（2012），Brounce et al. （2014）Fig.2 The Fe3+／∑Fe ratios（a）and oxygen fugacity （b）of basaltic magma from different geological settingsf O2 and T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s outlined by Jayasuriya et al. （2004，Eq.12）and Putirka，（2008，Eq.13）.Data sources：MORB：Bézos and Humler（2005），Cottrell and Kelley（2011），Berry et al. （2018）；OIB：Moussallam et al. （2016），Brounce et al. （2017）；ARC：Kelley and Cottrell. （2012），Brounce et al. （2014）

其中压力P和温度T为GPa和K，XspFe3+和XspAl为尖晶石Fe3+／∑Fe 和Al／∑R3+比值，XolvFe和XspFe2+分别为橄榄石和尖晶石的Fe2+／（Fe2++Mg）比值。该计算公式也被用来计算玄武岩和镁铁-超镁铁侵入岩的岩浆氧逸度。

2 地幔源区及幔源岩浆氧逸度高低及其控制因素

幔源岩浆的氧化还原状态继承自地幔源区并可能受到后期诸如结晶分异、岩浆去气和地壳混染等浅部过程的改变（Carmichael，1991；Kress and Carmichael，1991；Leeetal.，2005；Mallmann and O’Neill，2009；Kelley and Cottrell，2012；Grockeetal.，2016；Moussallametal.，2016）。不同构造背景下地幔源区的氧化还原状态呈现出高度的不均一性（Ballhausetal.，1990；Ballhaus，1993；Foley，2011；Gaillardetal.，2015）。橄榄石-斜方辉石-尖晶石化学平衡氧逸度计算结果表明：大部分玄武质岩浆氧逸度范围为FMQ-2

到FMQ+3（Ballhausetal.，1990，1991；Ballhaus，1993），其中大洋中脊玄武岩（MORB）的氧逸度范围大约为FMQ-2～FMQ，而洋岛玄武岩（OIB）稍微氧化，其氧逸度范围大约为FMQ～FMQ+2。高氧化的岩浆则来自于岛弧玄武岩（IAB），其氧逸度范围为FMQ+1～FMQ+3。我们对近年来发表的（Bézos and Humler，2005；Cottrell and Kelley，2011；Kelley and Cottrell，2012；Brounceetal.，2014，2017；Moussallamet al.，2016；Berryetal.，2018）来自不同构造背景的玄武岩熔体包裹体的Fe3+／∑Fe数据采用公式①进行了氧逸度计算。这些数据主要通过穆斯堡尔谱或XANES分析方法获得，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岩浆的氧逸度。结果表明，MORB的Fe3+／∑Fe比值小于0.18，其对应的氧逸度为范围为QFM-2-QFM，夏威夷洋岛玄武岩的Fe3+／∑Fe＜0.22，氧逸度为QFM-QFM+1，马里亚纳岛弧玄武岩Fe3+／∑Fe比值在0.2～0.3之间，对应的氧逸度为QFM-QFM+2（图2）。这些结果总体上与基于橄榄石-斜方辉石-尖晶石化学平衡所获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氧逸度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构造背景下，来源于同一构造背景下的岩浆同样呈现出氧逸度的不均一性。例如，夏威夷洋岛玄武岩（MgO＞8%）具有宽泛的V／Sc（7～15）和V／Yb（110～210）比值（图3），暗示其源区氧逸度变化范围约为QFM-1～QFM+1。Dixonetal.（1997）发现夏威夷玄武岩的Fe3+／∑Fe比值与不相容元素呈正相关，认为小程度部分熔融形成的碱性玄武岩具有较高的氧逸度（FMQ+0.7），随着部分熔融程度的加大而降低到FMQ-0.8。在部分熔融过程中，Fe3+倾向于进入熔体而Fe2+倾向于保留在固体之中。因此，经历小程度部分熔融形成的碱性玄武岩往往具有较高的氧逸度（最高可达FMQ+2.5）（Carmichael，1991；Mungalletal.，2006；Moussallametal.，2014）。Gaetani（2016）指出，氧逸度的变化与部分熔融程度和熔融方式都存在密切关系。在等压批式部分熔融过程中，熔体的Fe3+／∑Fe比值及相应的氧逸度随着熔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相反，在绝热减压批式部分熔融过程中，熔体的Fe3+／∑Fe比值及相应的氧逸度随着熔融程度的增加而降低（Gaetani，2016）。

图3 夏威夷玄武岩的V／Sc（a）与V／Yb（b）比值对MgO宽泛的V／Sc（7 ～15）和V／Yb（110 ～210）比值反映其源区具有变化的氧逸度. 数据来源：http：／／georoc.mpch-mainz.gwdg.de／georoc／Entry.htmlFig.3 The plots of V／Sc （a）and V／Yb （b）ratios against MgO of the Hawaiian basaltThe variation of V／Sc（7～15）and V／Yb （110～210）ratios indicates that heterogeneous oxygen fugacity occur in the mantle source region.Data resources：http：／／georoc.mpch-mainz.gwdg.de／georoc／Entry.html

氧逸度的变化还与地幔深度（压力）和交代作用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压力对石榴石Fe2+-Fe3+平衡的影响（Woodet al.，1990），随着地幔深度的增加，地幔橄榄岩的氧逸度逐渐降低（Woodland and Koch，2003；McCammon and Kopylova，2004；Lazarovetal.，2009；Goncharovetal.，2012）。来自Kaapvaal克拉通岩石圈地幔包体的研究表明，深度从80到220公里的橄榄岩包体的氧逸度降低了约3个log单位（从QFM-1到QFM-4，Woodland and Koch，2003）。与此类似，Siberian克拉通岩石圈地幔的氧逸度从顶部的QFM+1降低到底部的QFM-4（Goncharovetal.，2012）。一些板内岩浆的氧化特征可能与玄武质岩浆产生之前富CO2和H2O熔体的交代作用有关（Woodlandetal.，1996；McCammonetal.，2001；Creightonetal.，2008）。从未发生交代的橄榄岩到弱交代的橄榄岩再到强交代的橄榄岩，伴随着尖晶石Cr／（Cr+Al）的增加，其氧逸度从QFM-1逐渐升高到QFM+1（Ballhausetal.，1991）。岛弧岩浆具有比MORB更高的氧逸度，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来自俯冲板片的氧化性流体交代岛弧地幔源区所导致（Woodetal.，1990；Brandon and Draper，1996；Evansetal.，2012；Brounceetal.，2014）。

在岩浆到达浅部地壳后，橄榄石、辉石、磁铁矿等矿物的结晶分异将改变岩浆的Fe3+／FeTot比值，从而改变岩浆的氧逸度（Carmichael and Ghiorso，1986）。最近研究表明，岩浆的Fe3+／∑Fe比值在橄榄石、辉石结晶分异过程中变化不大，并不会明显改变岩浆的氧逸度（Cottrell and Kelley，2011；Crabtree and Lange，2012；Kelley and Cottrell，2012）。相反，磁铁矿的结晶将显著降低岩浆的氧逸度。例如MORB岩浆经过14%的橄榄石结晶，岩浆的Fe3+／∑Fe仅仅增加了0.025（Cottrell and Kelley，2011）。Kiglapait侵入体母岩浆经历了高达93.5%的结晶分异（温度从1254℃降低到1054℃），其氧逸度从初始的约QFM-0.4缓慢升高到约QFM+0.6；而当磁铁矿饱和结晶后（温度降低到1033℃），其氧逸度迅速降低到QFM-0.4（Morse，2015）。而Skaergaard侵入体的氧逸度从磁铁矿开始饱和时的QFM持续降低到岩浆演化晚期的QFM-2（Frost and Lindsley，1992）。岩浆的去气作用同样可能改变岩浆的氧逸度（Carmichael and Ghiorso，1986； Carmichael， 1991； Kelley and Cottrell， 2012；Moussallametal.，2016）。夏威夷玄武岩的Fe3+／∑Fe比值随着H2O和S含量的逐渐降低而降低，反映其氧逸度在岩浆去气过程中从QFM+1降低到QFM-0.4（Brounceetal.，2017）。玄武质岩浆同化混染氧化性或还原性地层将明显改变岩浆的氧逸度。如俄罗斯侵入含煤沉积地层中的Siberian Traps的玄武岩中含有大量的自然铁，其氧逸度可低达FMQ-6（Iacono-Marzianoetal.，2012）。由岛弧岩浆形成的Duke Island杂岩体赋存有岩浆硫化物矿床，其硫化物饱和熔离被认为是氧化性的岛弧岩浆同化混染了还原性的碳质围岩所导致（Thakurtaetal.，2008）。相反，Ganinoetal. （2008，2013）认为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的母岩浆同化混染碳酸盐围岩导致氧逸度升高，进而使磁铁矿在岩浆演化的较早阶段结晶。

3 氧逸度对成矿过程的影响

3.1 钒钛磁铁矿矿床

拉斑玄武质岩浆在结晶分异过程中既可以朝着逐渐富Si贫Fe的Bowen分异趋势演化（Bowen，1928），也可以朝着逐渐富Fe贫Si的Fenner分异趋势演化（Fenner，1929）。Fe-Ti-V氧化物从岩浆中结晶出来的时间决定了岩浆的分异演化会遵循哪种分异趋势。在Fe-Ti-V氧化物达到饱和之前，结晶出的硅酸盐矿物组合通常相对岩浆具有较低的FeO含量，从而使得岩浆向富Fe的方向演化；而当Fe-Ti-V氧化物达到饱和之后，结晶出的矿物组合具有相对岩浆更高的FeO含量，从而改变岩浆的分异趋势。如在南非Bushveld杂岩体和加拿大Kiglapait侵入体中，残余岩浆的FeO含量在磁铁矿达到饱和之后就逐渐降低（Morse，1981；Tegner and Cawthorn，2010）。Toplis and Carroll（1995）的实验岩石学研究表明，在玄武质岩浆体系中，氧逸度的变化对Fe-Ti-V氧化物的结晶时间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氧逸度的升高会扩大玄武质岩浆体系中磁铁矿的稳定范围，导致磁铁矿提早从岩浆中结晶出来。与磁铁矿饱和受控于岩浆氧逸度不同，钛铁矿的饱和结晶则主要决定于岩浆中的TiO2含量（Toplis and Carroll，1995）。因此，岩浆氧逸度的高低对钒钛磁铁矿矿床成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矿床成矿时间：如前所述，氧逸度的高低极大地影响磁铁矿在岩浆演化过程中饱和时间的早晚，从而决定矿床是在岩浆演化的早期还是晚期成矿；②金属矿物组合：当岩浆具有较高的氧逸度时，磁铁矿在岩浆演化的较早阶段开始结晶。此时由于岩浆中TiO2含量较低而未能使钛铁矿达到饱和。形成以钒钛磁铁矿为主的金属矿物组合。如我国著名的攀枝花矿床，其最重要的下部含矿带中的矿石主要由钒钛磁铁矿矿物组成（Pangetal.，2008）。相反，较低的氧逸度会推迟磁铁矿的结晶，使岩浆沿Fenner趋势演化而逐渐富Fe和Ti。最终钒钛磁铁矿和钛铁矿同时从岩浆中结晶出来，形成以钒钛磁铁矿和钛铁矿共生的金属矿物组合；③磁铁矿中的V含量：V在磁铁矿与岩浆中的分配系数与岩浆的氧逸度呈负相关关系（Toplis and Corgne，2002）。因此结晶于较低氧逸度下的磁铁矿往往具有较高的V含量。例如Bushveld杂岩体的母岩浆具有较低的氧逸度（NNO ～NNO-1；Toplis and Corgne，2002），结晶的磁铁矿中V含量可高达12000×10-6（Molyneux，1974）。相反，结晶于较高氧逸度下的攀枝花矿床的磁铁矿的V含量仅有约5000×10-6（Pangetal.，2008；Songetal.，2013）。④岩浆液态不混溶：岩浆液态不混溶常常被用来解释钒钛磁铁矿矿床的成因。氧逸度对岩浆液态不混溶的影响非常复杂，氧逸度升高将导致高的Fe3+／Fe2+比值，从而扩宽液态不混溶区域（immiscibility field）并增加液态不混溶发生的温度上限（Naslund，1983；Philpotts and Doyle，1983）。另一方面，氧逸度的升高会导致Fe-Ti氧化物的提前饱和，使岩浆朝着富Si贫Fe的Bowen分异趋势演化，从而抑制岩浆液态不混溶的发生（Philpotts and Doyle，1983）。Philpotts and Doyle（1983）的部分熔融实验结果显示，玄武质岩浆在低于1018℃和MW和FMQ氧逸度下发生了液态不混溶，而当氧逸度升高到NNO时，大量的磁铁矿结晶，液态不混溶终止。

图4 不同氧逸度下硫化物及石膏饱和时岩浆中的S含量（据Jugo et al.，2010）随着氧逸度从QFM升高到QFM+2，岩浆中S的溶解度增加了约一个数量级Fig.4 The sulfur content at sulfide and anhydrite saturation at different oxygen fugacity（after Jugo et al.，2010）The solubility of Sulfur in magma increased by about an order of magnitude with the increase of oxygen fugacity from QFM to QFM+2

3.2 岩浆硫化物矿床

S在低氧逸度（＜FMQ）和高氧逸度（＞FMQ+2）下分别以硫化物（S2-）和硫酸盐（S6+）的形式存在于玄武质岩浆中（Jugo，2009；Jugoetal.，2010）。后者在玄武质岩浆中的溶解度较前者高出一个数量级（图4）。而当氧逸度范围位于FMQ～FMQ+2的过渡区间时，S同时以S2-和S6+存在。随着氧逸度的升高，S6+／S2-比值增大，因此S在岩浆中的溶解度也随之升高（Jugo，2009；Jugoetal.，2010）。由于在硫化物熔体与硅酸盐岩浆之间极高的分配系数（PGE：104～105，Au：103～104，Cu：102～103；Naldrett，2011 及其参考文献），PGE、Au、Cu等亲硫元素将主要进入硫化物熔体中。因此，在部分熔融过程中，若硫化物残留在地幔将使部分熔融形成的玄武质熔体亏损上述金属元素。地幔中S含量大约为250×10-6（Palme and O’Neill，2004），在氧逸度较低的情况下（如＜FMQ）只有较高程度的部分熔融（如25%；Keays，1995）才能耗尽地幔中的硫化物，产生的岩浆才有利于形成岩浆硫化物矿床。而当氧逸度较高时，仅需要很小的部分熔融程度即可将硫化物耗尽并将PGE、Au、Cu等亲硫元素转移到岩浆中。此时岩浆中的亲硫元素（如PGE、Au等）含量将明显高于低氧逸度下高程度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图5）。例如，夏威夷碱性玄武岩被认为是在高氧逸度下通过低程度部分熔融形成，其Au含量可高达36×10-9（Sisson，2003）。西伯利亚地区二叠纪的麦美奇岩和碱性苦橄岩是目前已知的由软流圈低程度部分熔融形成的最典型例子。Mungalletal.（2006）观察到麦美奇岩和碱性苦橄岩含有很高的PGE含量，表明其源区无硫化物残留，这与岩浆较高的氧逸度（QFM+2.5）特征一致。

图5 不同氧逸度和部分熔融程度下地幔橄榄岩部分熔融形成的熔体的Cu含量（据Lee et al.，2012）Fig.5 Cu contents during partial melting of mantle peridotite under different oxygen fugacity and degree of partial melting （after Lee et al.，2012）

硫（S）在岩浆中的溶解度主要受到温度、压力、氧逸度及岩浆成分的影响（Naldrett，2011）。一般认为，在结晶分异过程中，S在高氧逸度的玄武质岩浆中具有非常高的溶解度，硫化物饱和被推迟、甚至不能达到饱和，从而使Cu、Au等元素逐渐富集到残余熔体中并最终形成斑岩型或其它热液型Cu-Au矿床（Sunetal.，2004；Parketal.，2015；Haoetal.，2017）。相反，S更容易在低氧逸度的玄武质岩浆中达到饱和从而发生硫化物熔离并形成岩浆硫化物矿床。事实上，低氧逸度的玄武质岩浆通常含有约1000×10-6的S，其至少要经过40%以上的结晶分异才能使岩浆中的S达到饱和，此时岩浆中的Ni已经被橄榄石消耗殆尽（Barnes and Lightfoot，2005）。在结晶分异过程中，氧逸度的改变并不能明显降低S的溶解度，地壳混染导致S的溶解度的降低或外源S的加入才是促使S在岩浆演化的早期阶段达到饱和的主要因素。然而S在氧化性的玄武质岩浆中通常具有非常高的溶解度。西伯利亚二叠纪高氧逸度的碱性玄武岩部分熔融程度＜7%（Mungalletal.，2006），岩浆中S含量将高达3500 ×10-6。而俯冲交代的地幔楔比其他地幔源区具有更高的S含量（de Hoogetal.，2001），部分熔融形成的岛弧玄武岩S的含量可高达5000×10-6～6000×10-6（Vigourouxetal.，2008；Roweetal.，2009）。此时岩浆氧逸度的降低将迅速降低岩浆中S的溶解度，从而发生硫化物或硫酸盐饱和（图4）。例如，在形成Duke Island杂岩体过程中高氧逸度的岛弧岩浆同化混染了还原性的碳质围岩，导致氧逸度的降低及S饱和，并形成岩浆硫化物矿床（Thakurtaetal.，2008）。

4 结论与展望

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为岩浆氧逸度的精确估算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幔源岩浆氧逸度的研究促进了对地幔源区成分、岩浆的部分熔融与分异演化历史和矿床的成矿过程的深入了解，为研究矿床成因提供了新的约束。然而，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出的氧逸度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岛弧玄武岩与洋中脊玄武岩的V／Sc比值显示两者的源区可能具有相似的氧逸度（Leeetal.，2005）。而通过橄榄石-斜方辉石-尖晶石组合及Fe3+／∑Fe比值估算的氧逸度表明岛弧玄武岩的氧逸度明显高于洋中脊玄武岩（Ballhausetal.，1991；Brounceetal.，2014；Kelley and Cottrell，2012）。目前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尚不明确。Fe3+／∑Fe比值与矿物化学平衡反映的是岩浆或矿物相最后平衡时的氧化还原状态。而当岩浆离开源区后，结晶分异、地壳混染、岩浆去气等浅部过程将不同程度地改变岩浆的氧逸度。不同方法估算出的氧逸度差异可能反映的是岩浆在部分熔融与分异演化过程的不同阶段的氧逸度变化。另一种可能是不同估算方法本身误差所致。因此，运用不同的方法针对未明显遭受浅部地质过程影响的地质样品（如富含挥发分的苦橄岩样品）进行氧逸度估算有助于评估各方法估算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此外，基于Fe3+／∑Fe比值和橄榄石V分配系数的氧逸度估算公式中并不包含压力参数，在实验校准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压力对多价元素价态及分配系数的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氧逸度不变的情况下，Fe3+／∑Fe比值随着压力的增加而逐渐降低（O’Neilletal.，2006；Zhangetal.，2017）。压力变化似乎同样会改变岩浆中S6+／∑S比值。传统观点认为，当氧逸度高于QFM+2时，S在岩浆中以S6+形式存在，因而具有极高的溶解度（Jugo，2009；Jugoetal.，2010）。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是基于0.2GPa压力下的实验研究所获得。最近（Matjuschkinetal.，2016）的实验结果显示，当压力增加到1.0GPa，在氧逸度为QFM+2时S仍主要以S2-的形式存在，直到氧逸度提高到NNO+3时，S才全部以S6+的形式存在。如果这一实验结果正确，则意味着岛弧岩浆中S在地幔源区或下地壳深部岩浆房主要以S2-存在，其在岩浆中的溶解度将远远低于传统认知。显然，这将极大地改变对与岛弧岩浆有关的岩浆硫化物矿床和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型Cu-Au矿床成因的认识。因此，压力变化对元素价态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致谢 感谢胡瑞忠研究员邀请撰写该篇综述论文；感谢两位评审人在审稿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谨以此文庆贺叶大年先生八十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