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顺

武德、贞观时期在“四唐”框架中归属于初唐早期，此一时期定位，也多少决定了初唐早期文学在文学史中的过渡地位。无论视之为“沈宋”前期，导唐律之先路，抑或标显其一二异乎梁陈周隋之特性，此时期文学之影响，相较于“贞观故事”辉耀中古近世，实如寸烛之光。与此相应，在中古文学批评史的主流书写中，武德、贞观时期被视为儒家政教诗说的复兴期。虽然，研究者大多能予政教之说以同情了解之态度，但无甚高之评价，似乎也是学界之通识。“思想与文学”之研究，乃古典文学研究的常规话题，只是历时虽久，不免思路相因，易入窠臼。其偏重“外缘性”的研究思路，即关注“写什么”的主题选择与“为何而写”的功能定位，长处在于可见“共性”，同时也易与“纯文学”的评价尺度相调和。但难见“特性”，不能彰显思想应时而变的内在特性，也难以真正将“长时段”的眼光植入文学研究，从而探究思想观念的深层变革所引领的文学变动以及文学中的孤明先发所预示的思想新变，却是其难以自我辩护的短板。而对思想核心观念内在张力的忽视，让貌似差异明显甚或对立的观点本可容纳于同一框架的思想常识难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自觉，也构成了思想与文学研究自我突破的另一瓶颈。武德、贞观文学研究，百年来视角与结论多相因循，此种研究惯习当有以致之。在此研究传统中，儒家政教诗说复兴的必然及学说本身的特性，常常遮蔽于对“诗教”说的通性表述，而“文学”也随之成为时代变革的旁观者与诗教介入文学的印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