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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苏轼写过好几首《西江月》，其中一首不是太有名，但我挺喜欢的，没有了辛弃疾的《西江月》里的激烈，却有沉郁待吐的韵味：“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

倒也奇怪，在我国近代学者的自传和回忆录（或全文，或节选）中间，读到好几册都有与苏轼这首词相似的质地和感怀。例如，杨绛先生所写的《杂忆与杂写》是让我佩服的头一册，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不管那岁月如何风雨飘零，总可以孕育出结结实实的短句子，每个小字里都透着淡定与亮堂。沈从文先生的一册《无从毕业的学校》也写到穷学生当初怎么过生活，笔吻严峻;而他对城市街头情景的描绘又十分清新而鲜活;说到文物特别是服饰和铜器时，沈先生的笔吻就很学者化了，在强调资料工作重要性之余，他也会慨然地为同志们辛勤的索引制作工作申辩。另一册《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记叙的多是尘封的往事，初一看文字尚显清枯，实际上是郑先生对国家古籍与文献满盈盈的爱。如今品味再三，其劳碌奔波殊为辛苦不假，但他既然有地方将一己之天赋用上劲，也已经着实幸福。一册王世襄《忆往说趣》又是一番谐趣风味，例如当钱不够时买奶粉还是鸽粮？王世襄表示，当然是买鸽粮啦，再借钱买奶粉为妙。只因为倒过来开口太不像话……无疑，这些文本珍贵而滋味满满，无不写实着近代文人所处环境的跌宕起伏及真实的生活况味，也印证着，即便都以书斋为主业，也都饮食在同一方水土，依然是千人千面的事实。

在我拿到这册新出版的《老舍自述（注疏本）》前，凑巧正好读过陈子善先生的《钩沉新月》一书里讲述梁实秋与老舍往事的段落。梁实秋说自己认识老舍相当晚，最初是在四川的北碚。距离他的雅舍不远，有一栋很单薄的小洋房，是林语堂先生的小别墅。楼梯拐角处有一个小间让给了老舍居住。其时他与编译馆的几个同事，比如李长之（文学评论家）、梁实秋、隋树森（元曲研究专家）等人都互相有交往。读到这里时突然想到，我去年在重庆北碚路过了那间他写出《四世同堂》的屋子，距离今天的西南大学不远，参观只需登记就好，无需门票。故居墙壁上赫然印有他对当时川渝生活的回忆。

在《老舍自述（注疏本）》一书中，比故居里的文本更详细地记叙了他在重庆北碚写《四世同堂》的经过。那儿环境清幽，可是北碚的夏天与重庆市区一样地热。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刻，他断断续续写着，强忍着各种病痛，效率自然不高，但艰苦后自有甘甜的一眼泉水冒出。

这册难得的“自述”当然不只说了他的创作，确切地讲，更大篇幅是给老舍的真实生活作了注脚。全书共计四十余万字里有十多万字是注释，而原文是由徐德明和易华两位教授从《老舍全集》 里节选与整合而成的。它们正好是老舍不同生命阶段的自我写照。于是，这本（图文并茂的）再生性“自传”，弥补了老舍先生从未留下一本自传的缺憾。

许多年前，正是老舍的一册《幽默小品集》让我爱上了他，继而才去探索他的其余文字。如今，看到这新一册的自述注疏本，类似的感慨再一次翻涌上来：喜爱戏曲的老舍笔下，人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像在戏里头的一个个角色，被他一手给导演出来。台下的其余“观众”是悲是喜，自不必多说，起码我的心头，重读老舍之际迸发出了几多的欢欣。

首先映入目中的还是那字里行间的温情。“家居生活”那一节里说他如何喜爱花草，他在北京的天气里摸索出一套照看它们的方法，补上一句饶是温情—还好“花草自己会奋斗”。他工作时，一般写了几十个字，就去院里浇浇这棵，弄弄那棵，再回到屋子里写一点，总归是将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的好方式;不过但凡遇到突变天气，还得动员全家抢救花草，有趣极了。

书中的第五节之标题为“没有故事”，说的其实是他初恋时的情愫，微妙而婉转，尤其在今天描写初恋的书中难以找到的，正是他对“她”的谈论，仿佛在谈论着露水、草木和其他万物一般盈散着对自然的挚爱。

他写对戏曲热爱的那一节，一样具备高明的笔意。写梅兰芳的那一段，多的是细腻的生活化韵味—既然他有陪同大师的经历;写郝寿臣时，则较详细地梳理他的净派剧目种类;而写到刘宝全（刘派京韵大鼓的创始人），就更多注重于对其唱腔及艺术造诣的形容。如同好的书法者，描写不同的对象时，用的是笔端不同的側面，故有了不同的筋节和锋向。

老舍的温情来自挚诚，他谈到自己的不足与心病时，也尤其打动人。在书中第二节末尾他诚实地写道，长期养成的不良嗜好对健康很有损害，但他也快乐地意识到，自己在教学时总能接触到可爱的学生，校园生活也使得他的生活逐步有规律，将旧的恶习抛离。所以他说，自己晚年有规律的创作和产出，还应感谢那些早年的教训才是。

而后谈到五四运动对他产生的作用。他承认那是挺复杂的感觉，当时他正担任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五四给他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不只是能反抗帝国主义一条，在思想上也使他有了新的转变，他变得更敢于否定前人（比如以前的圣贤）了。这并不意味着老舍从心底里完全将前人否定，只是他认为有了白话作为文学工具后，作家才能够更自由、更活跃地思考。例如书中这么平白而透彻地感慨：“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中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

与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类似，在老舍的个人经历里能读出中国近代史的艰苦卓绝。当然部分属于他人生早期的记忆，如戊戌年的动荡时局，多少是模糊的。第二节虽命名为“我的父亲”，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他儿时光景之艰难和经济之窘迫，以及衬托出了波及更大范围百姓的历史变动。当他将义和团起义的经过与个人家族经验糅合在一起时，你便能明显体会到，看似平白无奇的史料叙述，经由他巧妙的模糊化处理后， 阅读体验却分外神奇、有趣，却也不失峻峭的痕迹。

说到母亲，自蘸上了笔墨最浓处。给儿子筹钱读书，母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很早就让三姐出嫁了，做老师的哥哥不在家，老舍又住学校，家中只剩下母亲自己。小学毕业后，他偷偷考入了师范学校，到了须交十元的保证金时，始终无法对母亲开口，因为很难凭自个儿就筹到那么大笔钱。过新年时，他不得不告诉母亲自己还得回学校，毕竟升学是为了以后的发展。书中所附上的那幅陈旧的毕业照（1918）上，已尝过不少甜酸苦辣的他依旧是笑眯眯的;继而写到他如何去英国，那是他二十七岁时。他承认《二马》与《老张的哲学》是从他在英国的经历里脱胎而出的：“《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最后一部作品，那种细腻程度是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里所找不到的东西。”

回头看，确实有着独树一帜叙述方式的《二马》（倒不一定论它的欧式用语或措辞）正是老舍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本书。《二马》里的文字使用，基底還是文言与白话，他最后很谦虚地说，《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没有很大的成功，因为他认为，那文本似乎缺少文艺的伟大和永久性（当然他是拿《红楼梦》作比对）。给出的理由是：“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个性的都没有写出来，表现的只是整天见到的某种狭隘的和讨厌的东西，一面指责他们，一面也在幽默地打趣他们。”但实际上，《二马》的成就远远地高于他的谦逊叙述，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

老舍的文字与任何人都太不一样。《老舍自述 （注疏本）》里的摘选虽是管中窥豹，不过你很快就能体验到他是用如何简单的笔法去描画英国的街景的，那也许取决于淡定的心境，不过他还是很有“小道八卦”的兴趣去观察与理解所遇到的每一种人及其生活经验。这些向来是作家们求之不得的第一手素材。他举例说，自己认真观察过来上课的军人和银行练习生。文采斐然，不是背读典籍就行了，有很大部分出自观察视角的独立性。

他自谦说在五四之前，散文学的是桐城派，诗歌学的是陆放翁和吴梅村。但实际上，老舍并没有像他的同代人那样在艺术成熟期写出很多伤时感怀的文字。老舍虽说也写小品，可是那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间存在着一定差异。风趣、锐利和深情三者的最佳比例的调配，是我向来最为器重与喜爱的。譬如，让梁实秋蜚声四海的正是《雅舍小品》那样的佳作，但即便是梁实秋，再或者是文首提到的杨绛和沈从文先生的那些句子，也从未如这般程度地与我的天性贴近。

还是得说回到《幽默小品集》里，他戏谑买彩票人的心理，入木三分;说到交通，“王先生”挤车坐船的千辛万苦，恐怕是他自己经历过的;记录初次看电影时民众的新鲜心态，却是一种温柔的旁观：“电影里鼻子里冒烟，为什么和真实人的抽烟一模一样？”写普通人的《一天》里头，对亲戚和社会关系的拿捏真是巧妙得很;议论科学的一篇《科学救命》，对于发明机器的遐想，直接拿去做相声脚本也不成问题。

回到文首再看，梁先生的眼光其实老道得很嘞！最早梁实秋评过的《猫城记》，老舍本人有没有读到过，已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老舍的评价一向很高。他在重庆《中央周刊》的书评里发表了读《骆驼祥子》的书评，且署了真名，那实际上代表了抗战八年中文学界对于《骆驼祥子》的评论。后来，梁实秋写关于老舍的文章一共有三篇，分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他在评论中敏锐到位地说，老舍文字的优异是事实，因为他“向来通晓纯熟而干脆的北平话，懂得如何俏皮而深刻不假，但也融化了不少欧化的句法，干净利落之外于是又多了一份饱满和细腻”。

《老舍自述（注疏本）》里写，他自己很小的时候，姥姥用根大葱打他，他说：“后来应验了，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太逗了，不是吗？我忽然想起《忆往说趣》一书中也出现了葱。有回是大伙厨艺大比拼，只有王世襄带了一捆葱，最后，一道“焖葱”技冠群雄。对北方语言的韵律化提炼，到了“化境”之后，无疑是可以抛却短处，变得十分洁净、新颖而巧妙的，好比大厨用几根葱做出上佳的“焖葱”。

这自然也不是老舍文章优异的全部—梁实秋说老舍的文章里有丰富的内容和“严重的意义”（请注意“严重”这个形容词）才是关键。比如这本注疏本里摘了他的两句话，用以描述（即将辍学的）他从学校走回家的心情，第一句话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了学校”，第二句话更胜一筹，“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 我有时会思量，如此的和善而刚强，是不是遗传自他母亲的个性呢？奇妙的叙述模式下，是不是也意味着老舍与世界的“连接方式”同样是很奇妙的？

不管是如何做到的，在某种更深的层面上，在极大程度地消化了这个世界的不信任和敌意后，老舍便可以将真正的力量封存与蕴积起来，让人耳目一新的行文规则只是他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不露声色间开始攻其主业：故事和人物—史上几乎一切伟大作家的一致目标。于是，《钩沉新月》一书中坦言，老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真实感，才是梁实秋所真正赞叹的东西，他说，清晰见到“一个人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跳跃，就不能不为其命运而扼腕”。说得多好！

假设将老舍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你眼前会展现出丰富而广大的河道，你在其中飘荡之时，一定能感受到震颤与颠簸， 视野漂移不定，也得以目睹河道两岸—不论是中西文化的对比，还是对地理、人情、动荡与平静时局的覆盖，这些宏观的东西，在细节上却都能够与毫不抽象的爱憎观点并行无悖，不加过多偏倚，却也有异乎寻常的坚持。

在书中前半段，老舍追忆儿时入学时的因缘时，要数他回忆宗月大师（最早他口中的刘大叔）的经历最为有趣，对宗月大师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而校长方唯一先生所赠予他的对子 “四世传经是为通德，一门训善惟以永年”，更让他念念不忘，他说抗战前无论住到哪里，这对子总被悬在最显眼的地方。曾有人总结，最伟大的写作者，大部分不是经历着或经历过苦难，就是身处于更大群体的苦难而前后跌摇，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若要抽身写作，必然不是“异乡人”，就是身处本国的精神放逐者。我想原因在于，这么一来，他者的视野方能与自个儿的主观经验两相辅佐，熔铸为某种洞见。

就这一点来看，作家其实先天就比其他门类的艺术家有优势。换言之，“写作”若算一门技艺，便是很早就成为不过多依赖社会主流或别人认可就可以正常工作的“旁门别技”吧。当你一再阅读老舍或者早一代学人笔下的林林总总的文字，不免会有类似的揣摩：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好作家，不在于作品的数量或（总）质量的大小，在理想情况下，凭他少数几部作品所能达到的“密度”便已足够。事实上，所谓密度的体现，也许正是最困难时期作家能否维护住人的尊严与价值、文化的良心，再者就是个体思想的独立。记得肖复兴曾有一篇《我眼中的熊十力》，他说如今之学者和熊十力一辈人不可同日而语。熊说：“学者功夫，只在克己去私，使本体得以发现。”但他每每想到熊十力，便想起陆游的诗句：“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他也许过于悲观了，但毕竟今日风行的媒体文字里让人哭笑不得或者叹息的总是居多。

我这么说不意味着全然找不到能媲美老舍一代作家的辞章，好文章、好作者当然大有存在。你更可以为之辩护，说从老舍的时代至今，一系列社会语境的变化与骚动无可避免与回转，然而老舍的文字能始终比今天许多最好看的“文案”更为清新舒畅—即便他探讨的是最微最深的人性。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因为他所写的，是更好的“中国话”。他的字眼朴实，但有坚定的力量在支持它们;他的字眼朴实，却从来不轻易丢弃对普通人的热忱、微妙的平衡与辛辣的机锋;他的字眼朴实，但是那全然发自内心，没有学舌和效仿之妄为。今天的许多写作中，不是一味追求“乡土原味”，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碎片化”文本与其所倡导的肢离（乃至吊诡）的碎片感。

我想，中国人说中国话不难，想要找到最佳质地的仁厚、朴实与辛辣却是难上加难，百年间都可以屈指数来。今天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是非得去勘察或模仿谁，读熟老舍，理解老舍，也许就能够唤醒那本应是与生俱来的，也在语文课堂上被耕作、播种、照看过的汉语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