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按照大学里的惯例，对年长的老师称“先生”，比较年轻的称“老师”，即便日后年龄续有增长，学生一方的称呼却多半不变。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周先慎先生也始终不变地成了我们的“周老师”。

初见周先慎老师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大学本科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史课上，周老师为我们七七级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明代文学。那时的周老师四十多岁，显得很年轻，黑发浓密，面容清秀，身材不高而偏瘦，正是我想象中标准的书生形象。当时，周先慎老师只讲了半个学期，另外半学期的清代文学史，则由先前教过我们元代文学的周强老师接手。

虽然只有半学期的课，我从周先慎老师那里却学到很多。听课中明显可以感到，周老师对古代小说研究最为擅长。虽然大框架还是采用作家生平、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三分法，但周老师总能讲出自己别有会心的发现。使我最受益的是听周老师分析小说情节。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水浒传》中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与“景阳冈武松打虎”等，周老师都能从细微处切入，勘破小说家用笔的心思，让我们体会到蕴含其间的艺术精髓。而一杯热酒的冷却程度如何成为时间的计量单位;林冲杀陆谦时，为何要把杀先前两人所用的枪“搠在地上”，“身边取出那把刀来”;武松并非不怕虎，乃是醉酒上山，诸如此类—周老师讲得酣畅淋漓，我们也听得如饮甘泉，沁入心脾。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已然成为文学鉴赏的经典，以致后来讲古代文学史这门基础课时，我也禁不住从周老师那里偷了些招式。

期中作业，周老师也花了心思。为了培养我们独立分析的能力，他特意挑选了一篇没有现成文章可供参考的明代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要求我们写一篇小论文。其实，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则赏析文字，在胡士莹选注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中，此篇正好入选。胡老先生不仅对每篇小说作了详细注释，而且篇末也有精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分析。并且，巧的是，恰在我们准备作业的前一月，这本一九五六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印行的老书，在一九七九年十月重印了。不过，此书在同学中虽有传阅，我自己在写作时，还是认真读了《明史》中的《沈炼传》与《严嵩严世蕃传》，完成的作业题为《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看忠奸斗争的社会基础》。我的想法是，着力考察在史书之外，小说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叙述。因此，分析的重点落在了三个于史无载的小人物身上，希望由此论证忠奸斗争不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内容。这篇小文得到了周老师很高的评价，而我则对初窥学术研究的门径大为兴奋。

这次课程中间，还有一事可记。当时，中文系常会邀请一些学术名家来作讲座。我先已听过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理论组组长侯敏泽先生讲《沧浪诗话》，老实说，相当失望。侯先生口音重，板书草，引经据典，听者不易了解，中间休息时，人走了大半。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明照先生前来开讲时，周老师显然是有鉴于侯先生讲座失败的教训，特意在讲座前一天的课上对我们作了一番开导。他希望我们注意礼貌，这还是针对前次讲座中途退场的人太多而发，属于消极设防。而周老师更打动我们的说法是：每个老先生治学的方法不同，有的人是凭才气，有的人是凭功夫。吴组缃先生是有才气的，所以讲起课来很风趣;杨明照先生则是靠功夫，因此治学非常严谨，他对此很敬佩。有些同学不善于听老先生讲课，而要想有更多收获，就得学会听课。不能像下馆子，合口味的就吃，不合口味的就走，这样路子就太窄了。老先生们治学多年，都是很有学问的，只要听进去，总会有所得。这番话既体现了周先慎老师对师长的爱护，也对我们日后如何听讲具有指点迷津之效。

上课期间，我们也知道了周老师和大多数文学专业的老师出身北大不同，他原本就读于四川大学，而杨明照先生是他的老师。后来更进一步得知，由于北大一九五五级学制延长，由四年改为五年，一九五九年没有毕业生。因应教学需要，周先慎老师和侯忠义老师于是分别从川大与吉大进了北大。而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周老师也是第一次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此前他一直在讲写作课。可以想见，周老师是抱着多么高的热忱与激情精心准备新课。他将教习写作课所积累的细读经验移用于古代文学作品分析，倾囊相授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幸运。

研究生阶段，我又有机会选修周老师开设的“《聊斋志异》研究”专题课。记得一九八二年九月初第一次上课时，周老师列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教学大纲。不过，由于每个题目都有充分的积累与准备，最终，周老师未能按计划全部讲完。即便如此，我听这门课照样大有收益。

这次的期中作业题目看似简单，分析一则《聊斋志异》的异文，但其间已有版本学的考量。周老师讲课时，已经细致整理了《聊斋志异》的版本系统，我们即是在此基础上，以实例展开分析。作业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目前留下的一篇关于《老龙舡户》的弃稿，是就“异史氏曰”的异文进行比较，肯定铸雪斋抄本的文字優于周村抄本与青柯亭本。虽然我对此文不满意，并未呈交，但经由此项训练，我真切地认识到，辨析文献版本与文字出入实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不可忽略。而周老师在布置作业中，显然已怀藏引导我们治学之路的深心。

期末论文我提交的是关于《香玉》的人物分析，仿佛最初的题目拟为《情与情之不同》。周先慎老师对此文相当满意，在他日后主编《〈聊斋志异〉欣赏》一书时，也特意嘱咐我稍加修订，编入其中，并以副题作正题，酌定为《谈谈〈香玉〉的人物描写》。而拙文得以跻身集中，与吴组缃、赵齐平、周强、沈天佑、周先慎、侯忠义、马振方等众多老师并列，在我也深感荣幸。其实，我必须承认，此文的写作路数，完全得益于周先慎老师的教诲。关注小说中黄生、香玉与绛雪三个至情人，由于各自性格以及人物关系的不同而显示出的同中之异，这一思路即是模仿周老师的小说细节分析方法而来。甚至在行文的语气上，我也力求向周老师靠拢。尽管学得未必像，我却切实领会到细读的魅力。

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我得以进入古代文学教研室，与周先慎老师有了更多相处的机会，也每常感受到周老师对我的关照。将《香玉》一文收编入集，即为显例。我招收的韩国研究生朴明真，后来跟随周老师读博士，经过周老师的悉心指教，最终获得了回国在大学执教的资格。我的学生李彦东博士二00四年论文答辩时，我请周老师参加。周老师此时已年近七十，身体也不好，完全可以拒绝我的请求。并且，此时他已搬离校园附近，住得很远。但他仍然爽快地答应下来，在炎热的夏天按时赶到系里，认真、专注地参与了答辩的全过程。

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周老师待人的诚恳。无论是读书期间还是留校以后，每次拜访周老师，他必定一层层送下楼来，绝不接受我们在家门口止步的请求。每有新作，周老师也一定端端正正地签字赠送，且均题有“匡谬”“指正”一类我们承受不起的敬语。他的博士生郭蓁与詹颂毕业时，我参加了论文评议与答辩，周老师也非常尊重我这个老学生的意见。尤其因为我曾经一度热心阅读与编注过历代女性诗歌，周老师便一再叮嘱郭蓁要多向我请教。

周老师又是非常正直且不乏勇气的长者。在风潮多变之际，他却不为所动，执守士的节操，爱护学生，同时也自尊自爱。

我了解周老师的心事。他虽然一九九九年开始退休生活，却始终不曾远离北大，不曾远离学生。陈平原担任系主任期间，曾组织系里老师编写《筒子楼的故事》与《鲤鱼洲纪事》两本书，有意借此保留一点系史资料。周老师每次都热心参与，提供文稿;开座谈会时，也兴致勃勃地积极发言。在我们班同学集体编写的《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中，也收录了周老师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难忘最是师生情》，周老师在结尾处深情地写道：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在北大当老师是幸福的;有幸给文学七七级的同学们上课，同他们结下师生缘，并成为朋友，是更大的幸福。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依然充溢着一种幸福感。

因此，学生的每一点成绩，都会在周老师那里得到热烈的回响。我就亲耳听周老师说过，他在长途旅游车上看到我的同学王小平编剧的影视作品放映时，当即自豪地宣布：“王小平是我的学生。”引来一车人羡慕的眼光。而以学生为荣，恰是一位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最本真的情感流露。

尽管退休多年，周老师却始终关心中文系，渴望有机会为他工作了一生的系里再做点事情。

周老师对北大也有发自内心的眷恋与喜爱。二0一二年岁末，我们曾经收到他发来的自制音像作品《燕园之秋》，周老师在信里直截了当地说：“你和平原要是都喜欢，我非常高兴。”看得出来，这是周老师钟爱的得意之作。我们立刻观赏了，并且告诉周老师，我们真的“很喜欢，取景及配乐都很棒”。借助周老师的镜头，我们看到了自己从未领略过的燕园美景，我于是真心地感叹：“在您的镜头中，燕园居然这么美！我们一向脚步匆匆，确实辜负了这片绚烂的秋色。谢谢您让我们分享您的发现。”当然，我们也留意到镜头中永远的主角—钟必琴老师，透过这些五色斑斓的画面，周老师对夫人的深情分明可见。

除了《燕园之秋》，周老师还传来过其他音乐相册，戏言要“讨你们的喜欢”。而摄影正是周老师退休后发展出的新爱好。按说，以周老师心脏不好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宜携带照相设备四处奔波。因此只能说，对寻找与发现美的强烈冲动，使周老师忘却病痛，执着于以镜头留住美的瞬间。

当然，周老师的本业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以小说为重。退休以后，他也一直在这块园地里耕耘，乐此不疲。除去文学史与作品选，在周老师签赠的诸种大作中，我最先得到的是《古典小说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当初从周老师受教时听得如痴如醉的作品赏析，其精华多已纳入。而最后收到的則是二

一五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编入“北大课堂”系列的《周先慎细说聊斋》，虽然其中的三十八篇文章很多已先在《文史知识》上见到过，但集合成书，且配上清代的插画，仍觉赏心悦目。我更在意的是《后记》中透露出的周老师的心愿：

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我将继续一篇一篇地细说下去……我已经年届八旬，如果天假我以年，细说《聊斋志异》将写出四集，每集三十多至四十篇，略近于《聊斋志异》全书的三分之一，而基本上囊括了《聊斋志异》中最精粹的作品。要是这一心愿能够实现，那么之后，如果真像民间俗语所说的“歪歪墙不倒”，虽然带病，也还活得“好好的”，那就开始继续写作《细说红楼》。

我理解，正是因为周老师还有心愿未了，他才甘冒风险，满怀希望地选择了有可能提升生存品质的心脏手术。

而去年六月七日在美兆体检中心与周老师夫妇的偶遇，也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二0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