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富忠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1991年苏联解体，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共自动退出执政舞台，无论对世界格局还是对中国，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从苏联亡国亡党中吸取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学界尤其是党史党建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曾经领导苏联走向辉煌的苏共，在其退出历史舞台时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说明其形象在人民心目中早已不如往昔。有鉴于此，研究执政党如何在社会公众中形塑良好形象，以此维护和巩固执政合法性，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形象频频见诸领导人讲话及各种文件，已然成为热词，学术界的学理研究也迅速升温，并逐渐构建起关于政党形象研究的框架理论，主要是关于政党形象的概念、动因、价值、意义、影响力、建设路径等内容。(1)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可参考孙景峰、陈倩琳：《政党形象：概念、意义与建设路径》，《探索》2013年第3期；王可园、齐卫平：《政党形象建设及其影响力》，《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张俊霞：《政党形象建构：动因、价值和路径》，《理论界》2013年第2期。其关注度从相关学术搜索引擎的数据也可得到印证。(2)在中国知网以“政党形象”作为主题搜索，从1991至2017年其发文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以“政党形象”为字段在读秀搜索引擎搜索，也呈现同样的趋势。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政党形塑的研究多以党建视角着手，尤其是对当下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更是热点。(3)2017年12月，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联合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文摘》编辑部等相关学术机构，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战略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十大学术热点中，其中之一即为“世界政党大会与中国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里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当下的国内外形象。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自然触及对历史的回顾，故对中共历史时期的政党形象研究也多有涉及，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形塑研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成果。(4)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形塑研究的概况，笔者另有拙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兴起、现状及趋向》载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作较为详细的阐述。本文研究的时段主要集中于卢沟桥事变至日本投降的全民族抗战期间，为论述方便，文中简称“战时”。对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塑造的研究不仅是党建的范畴，也属于党史的范畴，既然有“史”之要求，其固有的时空差异，决定当下关于中共形塑的研究与战时中共形塑研究既有融会贯通之处，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需要引起关注并进行深入的学理思考和探讨。比如：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价值、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内容、战时中共形塑效果的评价、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共性与个性、当下政党形塑研究理论与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适用性，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学理思考事关历史时期中共形塑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学术界予以回应并阐述，而目前关于战时中共形塑的研究还是以分散的个案研究为主，对上述相关问题的整体性理论探讨还相对不足，比较薄弱，阻碍了对战时中共形塑的深入研究。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以战时中共形塑为中心，对上述几个问题略作分析，以期对中共形塑的研究有所增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上述问题，在相对宏观的层面上对相关问题有所引申，权且作为抛砖引玉之用，期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一些思考，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相对深入的阐述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论证。

一、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价值

据学者考证，“形象”一词早在《尚书·诰命》的疏注中就已出现，从不同角度考察，其含义或有所差别，但其核心意义在于客体在一定条件下对主体的评价和印象[1]。这里，客体是人，主体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事物或组织。政党作为近代社会的产物，自然会在社会公众中留下某种印象或评价，因而政党形象是客观存在的，有其客观实然性。作为有纲领和组织的政党，不是被动静态地在公众中留下印象，为实现自身政治目标，政党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和运用一系列条件，借此在社会公众中留下符合自身期望的良好形象，因而政党形塑体现了政党作为人的集合体具有能动性这一特征。通过研究战时中共形塑，其意义可以体现在学术和现实两个层面。

在学术层面，可以为战时中共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既有研究较为注重战时中共硬实力的构成与发展，如中共根据地的扩展、军队人数的增加、组织机构的完善等，对于中共如何运用各种场域以树立自身所需的政治形象关注相对薄弱。中共的发展壮大不仅仅是前述硬件的扩张或发展，同样包括在社会公众中形象的改善。从政党形象的视角去考察战时中共，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现中共在战时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变迁，如延安是如何在社会公众中从“边陲”演变为“圣地”，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的部分英美记者及部分美国军官和外交官，为何对中共赞不绝口，进而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援华政策，中共形象在他们心目中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中共何以能够做到，等等。因此，研究战时中共形塑，可以更加多维地探求中共如何在抗战中实现凤凰涅槃般的巨变。

在现实层面，可以为当下执政党形象塑造提供历史借鉴。资政功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体现，虽然历史研究不能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但可从中汲取历史智慧或教训，以供现实参考，避免或少走弯路。通过对战时中共形塑的研究，结合现实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重视政党形象塑造，具有良好的政党形象，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有其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拥有的刚性力量如政权、军队、法律、经济等方面早已大大超越抗战时期的中共，有着塑造良好形象的有利条件，但执政优势不会天然地转化为形象优势，在有强大国家政权力量支配背景下，执政者有更强烈的冲动和意愿运用刚性的强制力推行政策，从而轻视或忽略这一做法对执政党形象可能造成的危害。战时的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代表中国政府，综合实力远远大于中共，但经过八年全面抗战，国民党在公众中的形象却日趋衰落，而中共的形象却冉冉上升，实力与形象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可见，资源掌握的多少并不天然代表形象的升降。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尽管掌握的资源远非战时的中共所能比拟，但并不代表我们能够坐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想当然地认为党在社会公众中具有良好形象，以为掌握了资源就掌握了形象；或者以为实力决定一切，形象好坏无足轻重，轻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形象。国民党的教训殷鉴不远，从历史的梳理和对比中，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必须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小心和谨慎，不忘初心，才能维护和提升执政党的积极形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内容

既然战时中共形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那必然会涉及其研究内容。政党形塑的内容非常广泛，这与政党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相关。一个政党的组织方式、政策纲领、领袖风范、成员表现、文本表达、符号建构、政治仪式等，都可能影响该政党的形象，因而都是政党形塑及其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来看，战时中共形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战时中共政策的演变及其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变迁。一般来说，显性的东西更容易留下印象，因而研究战时中共政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战时中共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和系统纲领的政党，其在社会公众中的总体形象离不开中共的政策，如“八一宣言”发表后，社会各界对中共政策就有很多解读，并形成不同的印象。此外，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联合政府建议的提出，在当时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影响到中共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变化。

二是研究重要人物，尤其是中共领袖人物是战时中共形塑中的重要内容。政党是由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政党的政策及运行均离不开个体的具体实践。因此，研究中共人物，尤其是中共领袖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是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延安召开重要会议时要挂哪些领导人的画像、画像的位置、插什么旗帜、报纸杂志对领导人的报道[2]、各种纪念活动的策划，领导人的人际网络，甚至领导人的穿着、语气、体态等看似细微之处，都会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进而留下某种印象。

上述内容也是目前中共形塑研究过程中较为突出之处。由于客体或受众对中共产生印象涉及诸多方面，因而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尚有大量可以挖掘的领域，前述两个方面只是当下研究涉及较多的内容而已，并非局限于这两个方面。近年来，从文本、纪念日活动等视角考察战时中共形塑即是研究扩展的表现。[3]

三、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地域特征

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版图随着战争的进行逐渐划分为三大板块：以国民党为主的大后方，(5)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不涉及中共控制区域，详情参见洪富忠、汪丽媛《中共视野下对“大后方”考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6期。以中共为主的抗日根据地，以日伪为主的沦陷区。战时中共形塑在不同区域其研究的重点和方法均有所差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沦陷区中共形塑研究最难。在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中共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力量相对薄弱，也不具备公开活动条件，留存的文献资料也相对匮乏，因此对沦陷区中共形塑的研究最为困难，相当不易，这也是当下学界已有研究中对沦陷区中共形塑研究触及较少的重要原因。

抗日根据地中共形塑研究最充分。相对而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直接控制的区域，资料较为翔实，目前学界已经整理出大量关于各根据地的档案汇编，如《陕甘宁边区资料汇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晋察冀日报文摘》，等等，研究条件较为充分，故成为目前学界研究战时中共形塑的重点。比如，大量外国记者曾到过延安，留下了大量关于根据地情况的记载，李金铮等学者对中共在外国记者中的形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4][5]

此外，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与此后解放战争及中共夺取政权紧密相连，可以吸取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也相对突出。可以预料，对抗日根据地中共形塑的研究还会继续当下的热度。

大后方中共形塑研究最具特色。三大板块中，大后方是较有特色的一个区域。一方面，由于国共合作的大格局，中共在大后方有相对的公开性，高层领导有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有自身掌控的如《新华日报》《群众》等媒体；有国民参政会、八路军办事处等公开活动平台。另一方面，中共在大后方的公开性又受到一定限制，地方组织长期遭受打压，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除部分具有国民党允许公开活动身份的中共高层人士有相对自由的公开性外，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只能以非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因此，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颇值得研究，它是战时中共软实力发挥得最为充分和明显的区域，也是中共形象转化最为显著的区域，与抗战时期国民党形象的变化具有强烈的参照性，因而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加之有相当的材料支撑，如《新华日报》《群众》等媒体史料，2017年学界整理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这些材料为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当下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已经在学界逐渐得到重视。

四、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共性与个性

战时中共既是统一的，也是分散的。其统一是指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在纲领、领袖等方面是统一的；其分散，是指中共的根据地相对分散甚至互不相连，其工作开展又有各自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中共形塑研究的方法、内容等具有共同性；但是，由于战时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不仅存在几大不同政治力量控制的板块，就是中共自身的根据地也相对分散。故研究战时中共形塑时，要特别注意中共形塑的共性与个性。

就研究内容而言，无论在根据地还是在大后方，都是着力研究中共为形塑符合自身需要形象所做出的努力，研究中共政策及中共领袖人物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变迁，研究中共形塑的路径与启示，这是战时中共形象塑造研究的共性，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又有相当的区别。比如，党的形象，既有党在内部组织中的形象，也有党在外部公众中的形象。在抗日根据地，党员人数较多，也相对集中，研究党在基层党员或内部组织中的形象也是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在大后方，尽管抗战结束时有10万党员，但相对于广阔的大后方而言，其党员的密集度并不高，而且大部分党员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文件资料保存相对较少，要同根据地一样去研究中共在组织内部中的形象塑造就显得更加困难和不易。同时，战时中共在大后方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和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对象也是更多针对非中共人士，因此，中共在大后方形塑的着力点不在组织内部，而在组织外部，这就是大后方中共形塑研究在形塑对象方面的独特性。又如，战时中共形塑的效果，在抗日根据地，可能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相印证，也有显著的执政绩效呈现给社会公众。但在大后方，中共的执政绩效主要以报纸杂志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展示，能够到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人士毕竟少之又少，因而无法给大后方各界带来明显实际的影响。如边区农业发展，可能和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有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减租减息，农民和地主有切身感受，对这一政策有着亲身实践并可能对这一政策留下诸多品评，进而展现中共形象及其效果。但对于大后方而言，边区农业丰收很难对大后方公众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缓解也非常有限。再比如，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形塑政党形象的有力举措和客观要求，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6]这是政党形塑的共性，但对于中共而言，在不同区域，却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在抗日根据地等中共党员身份可以公开的区域，这一举措和做法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但在大后方，随着国共关系的冷淡甚至恶化，国民党加大了对中共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的打压和破坏，绝大部分党员根本无法以党员身份公开开展活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战时中共在大后方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政策下，中共党员必须表现得非常“普通”，“普通”得不让人引起注意，这才是保护自身，积蓄力量的最好办法。

战时中共形塑的共性与个性与中共战时的分割状态密切相关。在边区及抗日根据地，中共是局部执政，具有行政权；而在大后方，国民党执政，中共没有可以行使的公权力。这些差异都使得战时中共形塑在共性中时时凸显出个性。比如，报纸作为政党形塑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同样是党报，《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因为受众的差异，其办报风格就有较大差异，文本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地域上，在根据地，中共形塑的着力点在农村，对象是广大农民；而在大后方，中共形塑的着力点却是城市，对象以其他政治力量及城市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为主。在农村和城市，由于形塑的受众差异，中共形塑的内容、方式、重点都有差别。因此，只有在具体时空与场域下探讨战时中共形塑时，其学理意义和历史借鉴才具有现实价值。

五、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难点与对策

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政党形塑研究的难点都在于形塑效果的评估。由于政党形象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结合，它既依赖于政党的主动作为，又是政党与社会公众互动的结果，而社会公众对政党的印象并不一定与政党希冀目标成线性正比关系。主观性常常因人而异，同样一件事，在不同人记载中可能有截然相反的印象，尤其是在大后方。在当下，执政绩效与政党形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可以运用大量的社会调查或统计，以量化的方式评估政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也可以利用互联网，通过大数据挖掘能够反映政党形象的词汇出现频次、时期等方面的分析，得出对效果的评估。在抗日根据地，也有如入党动机、人民对政策满意度等之类的调查材料。但在大后方，能够运用的直接反映类似调查的材料相当困难，因此要构建一个全面评估战时形塑效果的指标体系极为不易，即便有这样的指标体系，也不能通用。但是，政党形塑研究如果没有一个衡量指标或方法，缺乏效果评估这一维度，又是战时中共形塑研究一大缺陷或遗憾，不利于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面对这一难点，对策在哪里？依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粗浅研究，战时中共形塑的效果评估虽然困难，这并不意味着无迹可寻，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证明，特别是在大后方，可以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时人私人材料，尤其是日记。日记作为个人言行之记载，常有大量发自作者内心的真实评论，这些评论未必客观或正确，但相对于不少公开言论来讲，其真实性具有不可替代性。战时中共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之一，其一言一行都会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如中共对战时国共合作的态度、对皖南事变的应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联合政府建议的提出，等等，无一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蒋介石、唐纵、王世杰、陈克文、王子壮、黄炎培等人的日记中，对中共的重大举措或领袖人物往往有大量评论性的记载。(6)在解读国民党人日记中，因立场问题，其对中共的评论常用歪曲之词，读者自能分辨。中共联合政府建议提出后，唐纵在日记中就记载，“共产党形势嚣张，日趋恶烈，而各党派从而附和之”。[7]其“嚣张”“恶烈”之语，自是其立场而言，但“各党派从而附和之”则充分说明中共这一政策的效果。蒋介石在1939年3月训练问答问题中提及，“本党为何不能与中共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8]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的舆论宣传取得相当效果，对蒋介石形成极大压力。蒋介石在其反省录中记载，“中共自一月起新四军被我解决以来，其凶横咆哮，籍俄国外援，对我党国之污蔑，可谓极矣”。[9]抛开其立场及感情色彩，这正是对中共宣传取得成效的另一种肯定证明，宣传效果好，恰恰是形象提升的证明。这些对中共品评的记录，实质上就是中共形塑效果的印证。

二是社会反响。中共的政策纲领出台后，社会反映往往也是中共形塑效果的又一印证，而且能对日记有印证和纠偏的功能。比如，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联合政府建议后，逐渐在大后方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支持拥护者众多，但国民党内坚决反共之人，如蒋介石，将此视之为推翻政府的做法，对中共评价或印象极差，我们如果仅仅依据某一个人的日记就对中共这一建议提出后的公众印象下结论，易于偏颇。因此，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会反响去印证政策的效果，社会公众对中共政策或人事的反响同样是其对中共印象的反映和参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以此分析中共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嬗变。实际研究过程中，如果将二者结合，应该说对战时中共形塑的效果，可以有一个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趋向性结论或评价。

六、战时中共形塑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倾向

战时中共形塑的研究需要防止一种惯有的思维倾向，即“政策——效果(贡献)”模式。在学界已有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论证逻辑：中共出台政策，正向积极效果立刻显现，正面形象随即树立。近年来，随着“新革命史”的兴起，其诸多理念同样在战时政党形象塑造研究中可以借鉴和运用。(7)有关“新革命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可参见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形象的生成，一方面“需要通过主体自发或自觉地塑造”，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公众的感觉认知而形成一种印象、评价”。[10]也就是说，政党形塑的效果并非一定是正向或积极的。形象主要是基于客体的立场而产生，而客体所考虑的与形塑主体的考量可能并不一致。比如，皖南事变后，中共决定不出席国民参政会，在以黄炎培、张君劢等中间党派领导人看来，国民参政会是举国团结一致的象征，中共如果不出席国民参政会，势必会给国人留下分裂的痕迹和印象，故其力劝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但中共认为，如果在国民党没有让步的情况下出席参政会，无疑是鼓励和刺激国民党进一步反共，对于国共合作及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更为不利，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和长远来看，不出席国民参政会更为妥当。因此，从中间党派立场出发，他们对于中共不出席国民参政会是有所不满的。[11]在蒋介石大力宣扬所谓“军令政令统一”舆论下，大后方社会各界对于中共拥有武装和政权也不一定理解。此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抗日反蒋”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国统区民众所理解；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政策的批评也被大后方部分公众所不认同。[12]政策实践与政党形象并非一定正向匹配，因而战时中共形象有正有负，印象有深有浅，这才是常态。抗战时期的政治局势异常复杂，要随时正确分析并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非常不易，对中共同样如此。战时中共的政策并不都为社会公众所理解或认同，因而在部分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不一定如我们想象那样积极正面，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社会复杂性的具体体现。即便如此，这并不影响中共的公众形象在抗战期间得到总体提升的大趋势，更不会影响中共在抗战期间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定位。我们只有回归历史文本，用材料说话，才能对战时中共形塑效果有相对客观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因此，我们在研究战时中共形塑时，要更加深入细致地去梳理其形象转化过程中的曲折，充分意识到人的认识复杂性所导致的形象多面性。尤其要意识到国共多年的历史恩怨，导致部分国民党人对中共具有很深的成见，即便是战时也轻易不会转变其观点。蒋介石反共，并不因为有国共合作而改变其反共的立场。战时中共的形象也并非一定是积极正面的，在不同群体中具有不同面向，要从整体来考察。同时，政党形象与政党实力并不完全成线性等比关系，即便部分社会公众的中共形象积极正面，但也并非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支持或立场转变。政党形象属于软实力范畴，形象要转化为实力，其中还有很多环节。软实力要有硬实力作为支撑，效果才能得到彰显。当然，如果有良好的形象，其转化的速度或进程势必会加快。战时中共形象如果与战前相比，无疑有很正面的提升。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差异，至少在抗战结束初期，国民党虽然在诸多美国在华官员中的形象不佳，但美国政府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因此，在研究战时中共形塑时，要对形塑效果有客观分析，不能把政党形塑效果夸大化、绝对化、简单化。

此外，在战时中共形塑研究中，我们既要借鉴当下政党形塑研究中的有益理论与方法，也要厘清二者之间的边界，注意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性。从学科属性讲，对战时中共形塑的研究可以纳入党史党建，二者中，其“史”的成分更多，需要以历史学为基础，借鉴和结合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研究。时下对于政党形塑研究的理论对战时中共形塑研究颇有启发和借鉴，但对当下政党形象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理论，也不能单纯照搬运用于战时中共形塑研究，如借用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可以作为当下政党形象研究的工具，但如果以此方法去套用战时中共形塑的研究，极易出现张冠李戴，水土不服的情况。任何方法和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边界，一旦“越界”，不仅无助于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还容易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线性化。

七、结语

上述关于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几个问题，仅是笔者研究过程中所思所想较多的几个问题，实际上需要研究关注的问题可能远不止上述几个。比如，战时中共形塑过程中如何处理同中间党派和国民党的关系，战时中共如何通过形象改善来提升自身合法性问题，战时中共形塑的历史经验，等等，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学界同仁进一步探讨。

研究抗战时期中共的形象塑造，是从政党形象塑造的视角对战时中共的考察，并不意味着对战时中共历史的重构。历史已然发生，就已经以相对固定的形态留存于世，但后来者观察角度不一样，可能看到的面相就有差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研究也有此意境与方法。战时中共形塑并非如当下品牌策划一般，要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它更多是关注中共作为一个政党，为实现自身纲领而做出的积极努力，梳理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共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流变，以此评估战时中共政策的有效性，观察战时中共壮大的多维面相，进而关注政党的软实力建设，最终提升政党的综合影响力。这与传统的研究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其特点，犹如一场战争，传统研究更多是关注战争双方的兵力、武器配置及战争的结果，而从形塑视角分析，则更多关注战争双方胜负的结果在社会公众中形象的变化，由此更加关注战争从决策到实施再到影响的全流程评估。

总之，政党形象塑造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视角。它借助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综合看待政党为塑造自身形象所做的努力，政策实施过程中人和事在公众中形象的生成和嬗变。通过对历史与当下中共的形塑研究，使我们既在宏观上注重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也同时在微观上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性因素，提醒我们更加善于运用柔性的力量，增强人与政策的吸引力，更好地促成政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