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淇源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指出，“传统”不应该视为是本真的、固而有之的存在物，而应该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对其加以观照。[1](P128)王杰文认为，这种流动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建构性行为”[2]。建构是多方力量相互协商、互动的实践方式，民间传统就是被多重的力量不断叠加、角力，重新形塑而成的复杂体。基于此，赫尔曼·鲍辛格(Herman Bausinger)关注到了学者、乡民及其他参与者等多重主体如何定义、搜集并塑造民间传统的文化形式[3]。安妮·埃里克森(Erikson,Anne)将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所提出的“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界定为“用过去的古旧元素与信息建构新兴释义与主权的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4]。“传统化”关注的是过往的元素如何被附着上崭新的形式，进而重构传统。而杨利慧借鉴了“民俗主义”(Folklorism)、“民俗化”(Folklorization)(1)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将民俗化视为是“脱离、被挪移了原先生产、制造的语境，商业、政治目的多重动机混杂的现象。在文化接触带(expressive contact zone)中地方文化出于向外界兜售、宣传和推广的目的加以包装，寻求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并满足不同个体的需求并回流至社区，并激发该社区并以此为该社区创造力的源泉和活力”。参见John McDowell:Rethinking Folklorization in Ecuador:Multivocality in the Expressive Contact Zone,Western Folklore,2010.这两个概念，对苏联神话学家叶·莫·梅列金夫斯基(Yeleazar Meletinsky)将“神话主义”(Mythlogism)视为“是一种艺术手法，又是这一手法所系的世界感知”的观点加以矫正。她关注到，“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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