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歌 李修建

(1.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9)

河北雄县古称雄州，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战国时期属燕国，北宋时期是宋辽两国交战边界地带。雄州(今河北省雄县)是宋代北方边境上一座不大的城镇，因背靠沙河(今白沟河)，北可通涿州而进幽州(今北京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西南紧邻白洋淀，是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敌后战场。现受辖于保定市，距保定市区约80公里，距北京市约13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据《燕地旧考志》记载：“辽景宗亲率大军进攻瓦桥关获胜。宋遂以南易水为障，设防御辽。”瓦桥关即属雄县，为古代边关地带。战事的频繁使得此地的文化碰撞剧烈，民族交流增多。在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影响下，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性格豪爽、热情好客，冀中地区逐渐形成了带有慷慨悲壮之风的燕赵文化。

雄立千年而不倒，历经诸代而不荒。亚古城村是雄县境内较为古老的村庄。关于亚古城的来历，历史上有过记载。西汉景帝四年(153年)，燕王卢绾之孙卢它降汉受封亚谷侯于此，成为其食邑之地。北宋景德初年在雄州城外复筑外罗城，城东南靠近亚谷村，村名即改为亚谷城。亚古城村委会院里现存的明代三元庙石碑记载：“汉景帝降封燕王卢绾孙它为亚谷城守。”解放后因同音字演化，人民政府于1986年正式将“亚谷城”更名为“亚古城”，一直沿用至今。[1](P12)

一、河北雄县亚古城音乐会概况

(一)历史成因

雄县古乐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最初并非以此为称，因此种音乐演奏人群和民间组织遍布范围比较广，在冀中地区广为流传，且又以管子、笙作为主奏乐器，因而初期也被称为“冀中笙管乐”或“笙管乐”。其组织团体被称为“音乐会”，当地人称“音乐(通四声‘药’)会”。此“音乐会”并不同于我们常说的在音乐厅里欣赏的交响乐或民乐团的演奏与观众组成的公共空间，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冀中音乐会主要流传于保定、廊坊、固安、霸州、易县、涞水、定兴、徐水、定州、安国、沧州等地及京津地区的一些乡村。音乐会本是宗教音乐世俗化的产物，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的“废庙兴学令”使大批出家人还俗，加剧了这类乐社在民间的普及。[2]所以，雄县古乐的曲目有的为道传，有的为佛传，还有为数不多的从尼姑群体流传出来的曲目。

(二)组织团体

冀中音乐会有“北乐会”和“南乐会”之别。音乐会的乐器编制、演奏曲目、音乐风格大都与当地宗庙寺院音乐类似，与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复杂关系，是一种世俗化的“类宗教”音乐。[2]自古以来，乐师的流动带动音乐会曲目的互传，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佛曲、道曲、儒家曲目相和鸣的冀中笙管乐文化。

音乐会和吹鼓手很容易被混为一谈，二者的区别如下。首先，音乐会绝无可能有唢呐，其领奏乐器为九孔管子。一位乐师曾讲：“一不要二胡，二不要唢呐，是说古了的事儿。”吹鼓手则是以唢呐为主奏乐器，大管、二胡也纳入了配乐范围。其次，音乐会是公益性质的，基本不收费，或者是象征性地以礼物的形式赠与；吹鼓手是以赚钱为目的。最后，吹鼓手是在有丧事的时候，“抬杠子”的杠房(抬棺材的人)带来的，演奏的时候一般在灵棚外面，有人来吊唁时吹一段，没人则不吹，比较自由。而音乐会成员则是正襟端坐，管子与口成45度角，不摇头晃脑，在灵棚里伴主家而坐，不管来不来人或来人多少，都正常演奏曲子。

(三)缘起传说

关于亚古城音乐会的缘起，据当地的传说讲，明永乐年间，一位云游道士走到了亚古城村，因长途跋涉，且身无分文，就在该村歇脚。道士被好心的村民留下，休息了几天，为了感谢村民，就留下了乐谱，教他们这种音乐的演奏方法。虽然故事有很大的缺失和遗漏，来龙去脉也不尽完整，不过作为口述故事或者民间传说来讲，它给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这种音乐演奏形式是流传而来，而不是本土自由创作形成的，而且自从出现后，是由民间师徒传承的。第二，这里流传的是道传曲目，而不像有些村流传的是佛传曲目。从这两方面来看，基本可以明确亚古城音乐圣会是一个传统的民间音乐会组织。[3]

亚古城音乐会之所以被称为“圣会”，还有一则故事。相传古时这种乐曲在宫廷演奏，因战乱和灾祸，大量宫廷乐师流落到民间并传下大量的曲子。因其为宫廷用乐，所以曲子一般都比较完整。在皇帝出行或举行重大的祭祀庆典时，音乐就成了沟通天地、连接天人的一座桥梁。在民间的白事活动中，音乐会有“坐棚”的规矩，亦是有一种为逝者安魂超度的愿望在其中。因此，古乐就不单单是一种音乐演奏，更像是一种有感于心的象征符号，去感应浩瀚的宇宙和生命轮回，带有很强的仪式感和神圣感，故而有些地方的影响力大的音乐会被尊称为“圣会”。音乐会要在每年重要的祭祀节日和风俗性节日中演奏，如春节祈祥、神灵朝拜、丧葬祭祖、祈雨驱雹、中元祭鬼等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活动，但从不参加婚礼、得子、建房等仅与某一个体或家庭相关的俗事。[4](P9)随着时间的推移，音乐会的上述功能逐渐减弱，逐渐演变为在村落中主持并参与社区事务，以及以表演为主的对外展示。

(四)成员构成

目前，亚古城音乐会约有30多名乐师，活力较强，士气高涨。由史军平主持，吴保君、周章定、多兰萍、张三焕等骨干乐师鼎力合作。

音乐会队伍不断壮大，只要是音乐爱好者，都能来参加。至今已有十几位非亚古城村的人前来学习，这些人里面有来自县城的，也有外县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增加对提升音乐会的影响力和规模而言可算一件乐事，但对史军平而言，却是挑战。他需要分出精力来指导成员练习，需要甄别人的心性是不是可靠，虽说现在已经不是过去师傅带徒弟模式，但如果不能给音乐会添砖加瓦的话，也将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二、河北雄县亚古城音乐圣会历史考察

史军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亚古城村人，现为“雄县古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在幼时还经常能在村子里看到老师傅们演奏，尤其是到了麦熟的时候，老师傅们在田边吹一段或打一段，他往往就会凑着去听。时间久了，史军平记住了很多旋律，再加上业余时间喜欢学着练，到了十几岁时，就基本能演奏一些武场类的曲目。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商品经济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物质诱惑和无人问津使得亚古城音乐会青黄不接，老师傅们接连离世，更是让音乐会的生存状态雪上加霜。

(一)恢复期

史军平二十多岁时，找到了一群非常喜好这种音乐的人，并牵头组织成立了音乐会。这成为亚古城音乐会的萌芽，也可以说是亚古城音乐会走向复兴的开始。

从1997年到2002年，音乐会发展平稳。在2001年鄚州大庙纪念药王孙思邈的庙会上，亚古城音乐会第一次公开亮相。史军平自掏费用，购买乐器服装。街坊邻居对他的这种行为完全不看好，认为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他做生意时一直出资做这件事，人们也都觉得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不过，从1999年之后，他就不再做生意，开始学习研究古乐。那时反对的人很多，包括他的妻子。在2001年鄚州大庙祭药王的庙会之后，他们的名气逐渐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

史军平是一个有心而且好学的人，他能记住老师傅们讲的很多技巧。“曲谱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一位神灵，如果唱错了或是吹错了，就是大不敬。”他很恭敬地去学、去记，因此基础十分扎实。有些曲谱遗忘或不全了，老师傅们会倾囊相授；动作做的不对，他们也都会一一指正。史军平去请教开口村的李保华老师，老人给史军平指导了很多规范动作，也完善了一些古谱。在学《普坛咒》这个曲子的时候，他总觉得够不上老师傅们所说的“三翻九转”之势，在会员张海涛的帮助下，史军平到十里铺村找到了张洪志老师，补齐了带有“三翻九转”的《普坛咒》。在音乐会成员求艺的过程中，这些老师傅们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要能教的，都尽量教，不会藏私。此中可见，老辈艺人们对师徒传承看的还是很重的，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现在我们所谈的“文化自觉”之精神雏形。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这种活计传下去，就是对不起音乐会的前辈。这门活若是他们手里断了根，就成了门庭湮灭的象征，所以老辈艺人们非常重视带徒弟。

史军平前来拜学让老师傅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回想记忆，恢复曲谱，凭着经验传授技法。史军平则将老师傅们教给他一一的记录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曲目曲谱都是他在向老师傅们请教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演奏技巧方面，史军平也不断地琢磨研究，改良创新。在史军平看来，原汁原味的历史传承是一方面；用技巧让演奏变得更顺畅、更动听，则是另一方面。所以他决定继续学习，他认为只有不断改良，多方面汲取经验，才能逐渐摸到传承的门路。向技艺好的人学习，在提升技巧的同时，也是一种恢复古法的方式。之前没有录音，也没有文字，一些技艺便随着老师傅们的去世越传越少，进而流失。

(二)发展期

2004年，史军平正式成为亚古城音乐会的会长，亚古城音乐会恢复为传统意义上的民间乐社。2006年，“雄县古乐”被河北省省政府批准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亚古城村周边的村子也有音乐会存在，同期上报的还有韩庄、开口和赵冈的音乐会。因都在雄县境内，当时可能是出于方便管理的考虑，这几个村的音乐会被整体称作“雄县古乐”，并被正式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范围。

2008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立项，史军平也在同年成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北电视台对亚古城音乐会和史军平做了专访，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官方媒体上崭露头角。同年3月份，亚古城音乐会应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之邀，在保定有线电视台录制音频影像资料以备案保存。

在媒体的参与下，亚古城音乐会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2005年，史军平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了雄县音乐家协会。2007年5月19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张伯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项阳等专家教授一行40余人到亚古城音乐会观摩演出3个多小时。这些专家在给予音乐理论指导的同时，还在《中国日报》英文版等刊物上撰写推介文章，给予亚古城音乐会高度的评价。电视台采访，是从官方媒体的角度展现音乐会的风貌；专家学者考察，则从专业的角度肯定了“古乐”的内涵和价值，对这些具有“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意义的曲目进行认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探寻中国古代乐曲的原貌。[5](P6)

(三)兴盛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于2011年正式出台，政策法规的颁布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有了明确标准。史军平通过多方面收集整理，完善了乐谱，其提供的乐谱入编《河北民间音乐工尺谱集成》。音乐会更新乐器、服装等，吸纳新会员，改良创新演奏技巧，以展演和参赛的形式加强对外交流。2015年，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非遗博览园开幕，在史军平的带领下，亚古城音乐会一举拿下象征最高荣誉的“太阳神鸟金奖”。

古乐分为套曲和散曲，套曲又叫大曲，一般由“牌儿”“韵板”“身子”“捎带”“煞落”五部分构成。“前牌[拍]”(一个序奏性质的曲牌，多为散板)—“正身”(一个或多个主要曲牌)—“尾”(若干后续连缀小曲牌)。一套大曲演奏下来往往需要半小时至一个多小时。[2]目前亚古城村音乐会能够演奏《骂玉郎》等四套笙管乐大曲和打击乐套曲《稳佛河西钹》。大曲《骂玉郎》来源于宋元早期南戏中的一个曲牌，后来因受到南曲北唱的影响而有风格上的变化。用笙管乐形式演奏的《骂玉郎》，由《四上拍》《韵板》《正身一至五》《捎带》《煞落》几个部分组成，体现了冀中音乐会完整套曲结构形式，全部演奏下来需要一个多小时。[2]

亚古城村音乐会演奏的打击乐套曲《稳佛河西钹》由《前钹头》《河西钹(一至七身)》《后钹头》组成，是冀中一带打击乐套曲的代表性曲目。其中，《前钹头》是前拍序奏性质的段落，相对比较沉稳；《河西钹(一至七身)》是属于正身性质的主曲，一至七身之间的关系多为变奏的性质，其速度呈现递增的关系。《后钹头》具有收束的性质，全曲以非常热烈的气氛结束。整首乐曲辉煌大气，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在演奏技巧方面，钹的演奏具有舞蹈性，动作优美，被称为“舞钹”。[2]

为了增强表演性、观赏性，武场变得更加细化，也更准确。双臂开合的位置和幅度，翻花的动作、高度，搓镲的频率，都要求高度的一致。武场是一种群体性的表演，给人强烈的震撼感。2017年5月，台南大学的施德华教授来观访时盛赞音乐会的武场，并邀请他们去台南大学做交流演出。2017年6月的廊坊书博会，亚古城音乐会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观感，让很多人对传统的打击乐有了全新的认识。2018年5月，史军平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认为做“非遗”不能一成不变，必须要提炼精髓。只要走出去，就必须让人知道这是雄安的代表，要使古乐成为雄安地区的特色文化。

乐社当前演奏比较成熟的曲目：笙管乐大曲(文场)：《骂玉郎》(演奏节选：《四上拍》—《骂玉郎(第一身)》—《大煞落》)；笙管乐只曲：《祭枪》《祭刀》《烈马》《挡曹》《琵琶论》《挑袍》《左登赞》《柳含烟》《三皈赞》《宝盒子》《八板》《小花园》《讨军令》《四季》；工尺谱韵唱：《倒提金灯大走马》；打击乐套曲(武场)：《稳佛河西钹》(演奏节选：《前钹头》《河西钹(一至七身)》《后钹头》)。

三、河北雄县亚古城音乐圣会传承现状

(一)仪式用乐

从前，音乐会的成员不能去做吹鼓手，这是一条不成文的铁律。若音乐会成员背地里做吹鼓手，将被开除出会。古代官方有“神乐署”，主管宫廷用乐，在大型场合迎接宾客、举行典礼，或进行大型祭祀仪式。[6](P3)在民间也形成了一套应用体系，即在逝者“过事儿”、庙堂开光、祭祀通神上的应用。庙堂开光现在已基本绝迹。祭祀通神也只是逢节过庙踩街，或是传说中神灵寿辰时会有表演性的祭祀活动。如在降灵仪式上的《号佛曲》，武场《稳佛河西钹》就相当于有护法护道。首先请神，接着敬神稳佛，最后送神《号佛曲》唱三段，每段之间唱念佛咒。曲子以悲调居多，且庄重肃穆，多用于逝者“过事儿”。

音乐会在祭祀和表演上有一定的选曲差异，一般的活动都可以算是表演。迎宾的时候吹《宝盒》《八板》《关公挑袍》等曲子。农历4月18日药王祭时场面更加庄重严肃，因为在祭药王的同时，也是在敬老祖。无论是上香供纸的普通人，还是作为仪式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音乐会，皆是如此。

民间有信仰，亦有信仰所产生的文化。仪式的日常化和生活化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一个特性，使得它在这一地域人民的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当地人生命完满的一个程序——由“音乐会”护送他们最后一程。

(二)记谱韵唱

音乐会曲目不外传，严格遵照规章制度来传授。师徒相传，口传心授是他们历来的教学方式。从韵唱的效果看，简谱记原谱是最不准确的，它只能满足初学的唱念，或者练习记忆。简谱在表达音准上已足够清晰，但无法进一步传其韵味。五线谱是最普及也是国际通用的一种记谱方式，但是对于村民来讲，费大力气学五线谱并不是他们的初衷。

(三)收费

音乐会往往是无偿服务，因此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被称为“善会”，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的“互惠交换”和“道义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但在今天，一些地方的音乐会也在向着有偿服务的方向转变。

亚古城音乐会属于北乐会系，北乐会与南乐会不同，北乐会一般是非盈利性质的，但是不盈利并不代表不收费，视具体情况而定，家里困难的，就一分钱不要。刚开始，史军平也是遵循不收费的传统。2002年、2003年，遇到人家“过事儿”，吹奏一次，都是象征性地收取200元钱，基本上不挣钱。这个状态持续了几年后，史军平发现入不敷出，之后就将收费标准涨到了500元。武场用的镲、铙又是重型打击乐器，特别容易坏。像镲、铙类打击乐器是用响铜制作的，一对镲大概两三百元。涨价的另一个原因是，村里的管理机构跟音乐会是两个组织，有的管理机构愿意扶持音乐会，有的并不愿意，音乐会既要保证训练效果，又要继续对外走出去，同时还要支撑音乐会的正常运行，不得不提高收费标准。

(四)“会产”

更早的时候，音乐会是有“会产”的，类似现在村里公家的东西。原来土地较多，音乐会在兴盛时又是以组织形式存在的，所以当地政府或管理机构会划出一块地供音乐会专门使用。这块土地最后的处理方式是由劳动力多的家庭或者无地人员耕种，到了秋收时节，他们给会里分一部分粮食，所以“会产”的来源之一就是租地交粮食。另一来源便是“过事儿”或其他活动结束之后主家的礼物赠与，可以是金钱、粮食等，也可以是其他物品。音乐会的收入统一由几个“管事儿的”负责，记在音乐会的账下。真正掌握技术的乐师们被称作“学事儿的”，他们只负责传技授艺。到了农历4月18日药王爷生日时，音乐会祭祀药王爷，“管事儿的”会将一年的收入用来举办“吃会”活动。

无论“管事儿的”还是“学事儿的”，都是义务劳动。“管事儿的”义务管理，收报酬给会里；“学事儿的”义务演奏，不收取报酬。音乐会本身就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主业，外出演奏只是他们生活中的插曲。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而且乐会的规定是自古传下来的，“管事儿的”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所以在“会产”方面，大家约定俗成的就是遵守古训。不过，据老师傅讲，“会产”出现大概在一百年前，分到户的时间也不确定，现在已经不再有“会产”了。

(五)队伍构成

过去，音乐会大多以做仪式为主，禁止女性参与，成员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到了“过事儿”的时候，也是主家托办事的主管到会上来找“管事儿的”，请音乐会成员进行送灵演奏。[7](P10)近些年外出打工的人增多，留守在家的多是妇女和老人，史军平一直在想办法吸纳这些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同时，针对一些放学较早的孩子，史军平也想办法让他们留下来。现在看来，他在无意之中做了一件“非遗进校园”的工作。虽然很多孩子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和基础，但家长们还是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所以有些孩子怕耽误学业，不再继续学，这也是一种无奈和遗憾。

四、结语

亚古城音乐圣会是冀中地区民间音乐会的一个缩影，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文明中，文化在不断地溯源寻根。“遗产”的定义是必将要过去的，或者是已经过去的东西。[8]它是一种静态的存在、传统的血脉，现在要把它变成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资源，这也就是方李莉教授一直提倡的“遗产资源论”的观点，为的就是不让其成为静态的过去，而是活态的存在。[8]“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9](P10)我们的根就在传统文化中，雄县古乐的复兴、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民间古韵与学派技巧的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