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的车轮挟着时代的风雷，终于隆隆地滚动到了1978年，深刻改变国家乃至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亿万人们个人命运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秋冬之季，在我哥哥蔡子谦和二姐夫汪培庆亲到父亲生前所在单位黄石市邮局和湖北汉阳蔡甸镇原籍乡革委会的申诉下，我父亲错划的地主成分终于改正了（是“改正”，不是后来的“摘帽”——笔者）。

最近，我在《随笔》的一篇署名田中禾的文章中读到：“1979年2月2日星期五正月初六下午在公社听传达两个中央文件，给地、富、反、坏摘掉帽子。”我猜想其时中央文件或许已经下发，要不，则是已有了“务虚”之类的内部文件等等。不然，这一切都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1978年，我的处境或者说命运开始发生了变化。就在这一年，由于我的教学业务水平较好，已从原先所在的石家庄第29中学（工读二中是其前身）调入新建不久的第19中学，大大改善了我的住房条件——由原来所在的东焦棚户搬入该校教工宿舍的楼房。

1978年，对于我这样一个主要由于家庭成分的政治原因，未能迈进正规大学门坎的年轻人来说，最大胆的，且对我今后命运的改变起到关键作用的行动，莫过于我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史论专业的研究生。这里须说明的是，我为什么敢于报考美院的画史画论研究生呢？首先，至关重要的，当然是家庭出身的桎梏被解除了；其次，“文革”中，在我被“解放”，让“归队”，叫“剥离”之后，就按照红卫兵或校革委会的指令，为本单位特别是外单位画“红太阳”的油画画像，大大小小的共画了一百余幅（大的高可寻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