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道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美丽乡村计划的实施加快了民族地区特色古镇文化旅游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古镇文化转型的步伐。古镇作为文化存在的一个场域，其转型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但文化转型的动因不仅是经济理性,而且还有文化理性的因素。萨林斯曾把人类的一切具有功利性的实践统称为实践理性，而把摆脱物质利益的象征或意义称为文化理性，两种理性相互对立。但本文认为人类的实践除了具有经济性外还具文化性，文化理性与经济理性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正如舒瑜在《丰产的文化理性解释》中谈道：“两套丰产仪式的并存看似是相互矛盾的。看似相悖的两套丰产仪式要诉诸文化理性的解释才能得以全面理解。”[1]对丰产仪式的解释不光有追求收获“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还有“反常规”的文化理性。从本质上说，“经济就是一种生计策略或生计方案，‘经济’也就赋予了‘节约’和‘最大化’的含义。”[2]因此，经济理性就是一种追求生产或生活最“节约”，效用“最大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是人类共享的价值和偏好，应当看作是一套行为的控制机制——包括计划、配方、规则、指令等。”[2]所以文化理性就是人们按照自己业已形成的价值和偏好来控制生产或生活的思维方式。两者有一定的区别，但也有一定的联系，“人的所有物质过程不能脱离于实践利益，但是实践利益则是由文化逻辑象征性地建构起来的，意即文化构造了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