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则言

摘要：城市书写就其自身而言有其特有历史发展过程，特有的环境因素，弋舟作为城市书写为主的作家也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城市 书写有其自发承续性，同时不同是时期的城市文学所面临的主题也不同。因此对于弋舟的城市书写原因分析，本文试图从作者书写的个人因素出发考量弋舟小说特有的文学面貌。

关键词：弋舟;时代;城市;精神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认识上，弋舟有其独特的思考，这些思考既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城市书写的原因，也被从容的运用到了创作实践中。

清醒的时代判断。弋舟在《站在城市的地平线上》认为，“‘城市文学直到今天，恰逢其时，才正真成为了我们文学创作的可能性”（1）。这是一种对时代环境的准确判断，也是一种事实的陈述。首先从宏观来看，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乡村社会也紧跟着城市发展的步伐与方向，在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人口从1978年占10%左右，上升至30%左右。在2012年末，中国已经约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这些数据在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基础上，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与建立，甚至可以说引领着一种更加进步的方式，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一种持续的大都市的知识霸权”（3）。其次从微观上看，与弋舟同处一个年代的70后作家，如卫慧、棉棉、张生、李冯、阿乙等人，从出生到写作盘踞于各类城市，作家的生活与生活的空间相互重叠，这就让中国作家在以城市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过程中，“真正具备了某些必要的生命经验”（4），因而具有了城市书写的优势。对于弋舟这一代的作家和晚生代的作家而言，他们可以算作几乎没有乡村概念，作家从现实生活的体验到心态都是城市框架内的，这是他们城市小说创作的资源所在，因此，建立于时代环境的准确判断后，作家需要在创作中建立写作的立场，立场既根源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也是城市书写的原因和动力所在，同时也包含着自身对当下城市文学本质的认知。

城市书写的立场的准确把握。这是弋舟小说创作的深刻所在，既不将城市过度的抹黑，也未曾将乡土叙述作为城市书写的对立面。“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城市文明一定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成就，城市所给予的便利与舒适，一定远胜与乡村。在这样一个更大的‘常识之下，我们再去反观那些对于城市进行诟病的小‘常识，才会得到一个相对可靠的立场”（5）。在《凡心已炽》阿莫通过挪用公款方式获得大量的金钱去购买昂贵的衣物，透过昂贵的象征力量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她用同样的方法也将黄郁明成功改造。阿莫和黄郁明满足自我物质欲的方式存在不妥，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似乎只有在城市环境下才可能提供她满足自我需求的场域，包括获得金钱的方式、消费方式与方法等。一部分的研究文章曾将此视为弋舟批判和暗諷城市弊端之处实有不妥，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环境主流文化和消费观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成为阿莫选择挪用公款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作为行为选择的主体，不能一概而论的将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归咎于环境因素，同时本文将在第二节从城市伦理的角度解读作品中人物的选择和行为，以此来透视弋舟的创作思想的维度和视野。阿莫背负着挪用巨额公款的负罪感来到了黄郁明的老家——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她在满是葵花的田地里重获了面对一切的勇气和希望，感觉自己也是一束向日葵。弋舟行文至此并没有去刻意的去书写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反而“以阿莫的阅历，是甄别不出这里的贫穷的，反而是觉得好”（6），城市和乡村在弋舟眼里都可以被看作地位平等的环境因素，两者之间的过渡是平滑的而不存在明显的凹凸之感。弋舟的城市立场，是在城市生活环境和切实经验之上探究城市人群心灵的内在事件，但需作为创作底色的城市和乡土的运用在他的创作中并不矛盾，“它们都应该是在文学的立场上展开的”（7）。

触摸日常生活背后的精神指向。城市书写的基础是建构物理性的真实，是小说有能力产生关涉现实生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人的问题的关照，才能使小说的创作脱离城市的浅层叙述，而充满逼近真实的力量。弋舟便是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创作的，一方面是弋舟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在日常生活背后对于人的精神和生命的透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物质、货币和商品等因素之上的，这些因素又共同决定了看似平静安逸的城市生活下所隐藏的汹涌暗流。弋舟最大的本领就是将城市感毫无隔阂的带入到日常生活的叙事中，以婚姻和情感为基线探讨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商人、劳动者、创业者、政府人员等各具形色的人的侧面，展示他们无论身处何种职业，或是无论拥有城市资源的多与寡上，都必须面对一个共同的主题——日常生活。张爱玲曾在《必也正名乎》中提到“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8），但这并不意味这日常生活的平庸，弋舟的小说可以随时毫不留情的展示或死亡、或凶险、或焦虑的城市生活。在弋舟小说背后的精神指向每个人“只有被迫走向自己的心灵，以此，去显示生命深刻的困惑”（9）。在弋舟的小说多体现为个体对自我心灵的审视，建构一种人物内心的争辩和较量，城市底色的书写增强了审视过程中心灵震荡的力量。类似的还有《等深》中怀抱短刃准备为刺杀母亲情人而承担责任的十四岁孩子。《战事》中伴随丛好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过程，内心不断的丰盈起来，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城市女性。

显然，弋舟在城市小说的创作中在建构城市当下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更用力去描绘和展示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源自灵魂苦难的捕捉。

注释：

弋舟：《站在城市的地平线上》，见《犹如缸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数据来自《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转引自《城市想象》雷蒙德·威廉斯：《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曾一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弋舟：《从清晨到日暮》，见《从清晨到日暮》，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

弋舟：《站在城市的地平线上》，见《犹如缸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弋舟：《凡心已炽》，见《雪人为什么融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弋舟：《站在城市的地平线上》，见《犹如缸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弋舟：《站在城市的地平线上》，见《犹如缸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