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熊》的生态神学观

2019-02-11李明慧

神州·下旬刊 2019年1期

李明慧

摘要：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以擅长创作长篇小说著称，而仔细阅读会发现他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更是独到。在小说创作中，他不仅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将目光聚集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熊》为例，文本通过叙述人类猎熊以及砍伐森林等故事，表达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来发展现代工业。因此，本文从西方生态神学角度出发，试图解读《熊》中相关意象的隐喻意义，从而得出福克纳的生态危机意识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矛盾问题的思考，以此建立福克纳的生态观，并给人类些许有益的警示和启发。

关键词：《熊》;生态神学;人与自然;人类中心主义

一、前言

生态神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崛起的一种神学运动，始于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关注的一种基督教回应。它不只是一场神学运动，更是从宗教学内部出发对现实生态环境关注的反映，是宗教對生态环境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不是某一特定的神学内容的要求，而是有意让生态关怀主导整个神学方向，从而将更多的传统神学课题放在生态关怀中给予重新的解释。如赖品超所说：“生态神学可说是一种以人与其它形式的生命及共同身处的环境（或简单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神学论述。”（1）因此，生态神学不仅是对客观现实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有效回应，同时也为研究福克纳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20世纪的人类大师，福克纳的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十分丰富。国内外的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其中研究者注意到福克纳对人与自然（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描写更是极为生动。因此，从生态学批评视角出发对福克纳的研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1996年在密西西比大学召开的以“福克纳与自然”为主题的研讨会后，唐纳德·M·卡蒂迦诺和安·J·阿巴迪共同主编并出版论文集《福克纳与自然》（Faulkner and the Natural World，1999）（2）。2003年又以“福克纳与南方生态”为主题展开了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探讨，会后约瑟夫·R·沃尔克和安·J·阿巴迪主编的论文集《福克纳与南方生态》（Faulkner and the Ecology of the South，2005）出版（3）。此外，更有许多学者如肖明翰、李文俊等均以福克纳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作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出版发表了许多论文。由此可见，早期从生态学角度对福克纳的研究就十分流行。然而，很多人忽略了福克纳的宗教背景，所以可能会导致对其作品深度剖析浅显和理解的偏差。因此，结合福克纳成长中的神学背景来分析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就十分必要了。

福克纳生活在宗教氛围浓厚的美国南方社会，早在他的童年家庭环境中，就受到了宗教的熏陶。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属于美以美教，母亲属于浸礼教。据他回忆家里的曾祖父最为严格：“他是一个在宗教原则上绝无还价可讲的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个人从小孩到大人都必须准备好一段《圣经》摘录，并流利地背诵。不然的话，就别想吃早饭”（4）。就是在这种浓厚的宗教环境下长大的福克纳，或多或少曾受到某些基督教影响。因此，他的作品中也暗含着很多宗教文化。所以生态神学思想刚好为研究福克纳的作品提供了合适的思路。

二、生态神学的革新

面对西方自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科技革命以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如环境污染等，许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基督教及其《圣经》。按照《圣经》记载，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主宰权和掌控权。所以，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对自然进行相关的统治。林恩·怀特1967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对《圣经》中创世的解释：“基督教不但从犹太教那里继承了非循环和线性的时间观念，而且也继承了一个关于创造的惊人故事。……人为所有的动物命名，从而建立起对他们的统治。上帝明确地为人的利益而安排了这一切并且规定：所有的自然创造物都是为了人的目的。因此，尽管人的身体是由泥土所造，但他不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它还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5）根据上述怀特对《圣经》的相关解释，他认为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矛盾主要是由基督教的创造论和一神论所造成的，上帝创造了万物并将一切主宰权赠与了人类，由人类管理。自然万物成为人类的附属品，人类是一切的中心，从而引起对自然存在的无视。故此怀特还认为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宗教。

面对现实中的这一困境，西方神学家和生态学家主动从基督教神学内部出发，另辟蹊径，重新展开对神学传统的诠释，并大胆结合生态学和伦理学，重新建构了新的思维模式，这便是“生态神学”。所以，生态神学的诞生，实质上是人类对现实自然问题的回应，也是自我的内部革新。

三、《熊》中的生态危机

《熊》收录于《去吧，摩西》集里，主要围绕艾萨克·麦卡斯林成长过程中身份转化的问题而展开。白人少年艾萨克自小就与村民在原始森林以狩猎的方式为生，在狩猎过程中不断加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后来，在一次狩猎老熊“老班”的过程中，艾萨克亲眼看到布恩将刀子插进老班的背上，“随着刀的起落，孩子看见了闪闪的寒光”，由此直接导致了老班的死亡和布恩的胜利。这时艾萨克猛然悔悟，原来人类对自然和动物的虐杀才是人类实现对自然界进行统治的基础，正是这样的方式才积累了人类的宝贵资财。于是，年青的艾萨克思想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前期迷恋自然和狩猎的他在成人后主动要求放弃对庄园财产的继承，最终他过上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艾萨克的转变，既是他心智的再次开化、性格的真正成熟，也表明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实现了他对自然和万物的朝圣。

小说中艾萨克看到了自然的危机并感受到了上帝的临在，结尾处描写松鼠与树的场景最深刻。“孩子知道那棵树在哪里：那是孤零零的一颗甜橡胶树，就在树林的边上，在一片古老的林中空地中;……你能发现这颗树上有时居然有十来只松鼠，他们全都跑不了，因为附近没有它们能跳过去的树。”（6）福克纳描绘了一幅松鼠生存的画面：原本古老茂密的森林在人类的无穷砍伐下，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片林中空地，地上只有无数干枯的树桩;松鼠再也没有可以跳跃、嬉戏的森林空间，他们从此失去了可安歇的家。相反地上却有了更大的厂房和没有尽头的铁轨：“原来这里出现了一座已盖了一半的新的木材加工厂，建成后要占两到三英亩的面积，而堆积的铁轨不知有多少英里长，上面新生的铁锈颜色还是鲜红鲜红的，还有一堆堆的枕木，棱角很锋利”（7），原来人类砍伐森林是为了修建厂房和铺设铁路。所以，福克纳正是在小说中通过对发展现代经济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描写为切口，展开他对美国南方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中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思考。

四、生态神学下《熊》的象征隐喻

在《熊》中，福克纳塑造了许多富有寓意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生态和宗教的双重内涵。其中尤以熊“老班”、猎狗“狮子”、布恩·霍根贝克、山姆·法泽斯的形象最有代表性。以下将根据生态神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对其归类分析。

（一）自然的隐喻

熊和猎狗代表自然，象征自然中无穷无尽的原始野性。他们来自于原始森林，生活在森林之中，远离人群，是“未受玷污而不可败坏的”（8）大自然的象征和化身。猎人的到来使他们卷入了纷争。老班性格顽强不屈，狮子生性稳重冷漠，它们象征大自然稳重、坚强的特点。过去老班面对人类多次的围剿时，他坚决的反抗和斗争，仿佛“受到荒野的驱策与支配，按照古老的毫不通融的规则，进行着一场古老的永不止息的竞争”。（9）每一次老班都可以逃脱人类的猎捕继续活着，但每一次身上都留下了人类造成的伤痕，像“被捕兽器夹伤的残缺的脚掌”等。这些伤痕预示着人类对老班的伤害，同时也是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此外，狮子象征着在人类各种暴行面前妥协的大自然。即使狮子体形庞大，力大无穷，然而在人类的引诱和训练下，它还是成为了人类手里的工具，成为了追逐老班的猎狗。同样，尽管自然本身有无穷的生命力，倘若人类继续无穷地破坏自然，那么大自然会和狮子一样，会不断地妥协、满足人类。直到有一天自然资源枯干殆尽，这时自然就和老班一样失去了生命，彻底死亡，人类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二）自然的警示

对于小说中猎人队伍的成员，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布恩为首的包括康普生将军、德·斯班少校在内的猎人，另一类则是孤独的山姆·法泽斯。前者一派的猎人，他们自诩“有毅力，不怕吃苦，因而能忍耐，能屈能伸，掌握诀窍，能够生存”，（10）将自己看作大自然和世界的主宰。而自然中其它的动物和生命只具有附属价值，都为人类所拥有，因此这类猎人具有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们单单渴望通过打猎来为自己赢得好名声，就像布恩一样。在布恩与老班的斗争中，福克纳写道：“这时候布恩冲上去了。孩子看见布恩手里那把刀的闪光，看见他跳进了猎狗群中……然后纵身一跃，像骑上骡背似的骑在熊的身上，两条腿围住熊的肚子，左臂搂住熊的脖子……接着，随着刀的起落，孩子看见了闪闪的寒光。”（11）在布恩眼里，老班只是可以为他带来荣誉的老熊，生死不重要，只关乎荣誉、利益。因此，布恩象征那些在大自然中为所欲为、盲目剥削大自然的暴徒，只在乎金钱利益，却将生命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抛弃。

另一方面同为猎人的山姆则完全不同。山姆打猎可以说是一种与大自然沟通、交流的行为。“在他看来，他们并不是去猎熊和鹿，而是去向那头他们甚至无意射杀的大熊作一年一度的拜访的……只是去参加一年一度向这顽强的、不死的老熊表示敬意的庄严仪式。”（12）山姆之所以参与打猎队伍，只是为了去拜访老熊，去探望这个和自然一样无亲无故、生命历史漫长的亲戚。因此山姆的打猎之旅是一场心灵之旅，一场将心灵与自然放逐并结合的漫长旅程。所以，面对猎人们要驯服猎狗时，山姆说“我希望他保持原来的野性”，即希望狮子能保持和自然一样的纯洁野性，一样无穷的旺盛生命力。最后当老班被杀死后，一向将希望寄托于自然和老班身上的山姆不堪打击，最终也随之死去。山姆的纯洁人性代表了原始的自然，而山姆的崩溃代表了自然的灭亡。

（三）神性的复苏

艾萨克前后期的转变，充分表明他受到人性和神性的影响。他的人格在逐渐完善，神性在不断复苏，实现个人和自然的融合。具体来说人性方面，打猎过程中他不仅亲眼见到了布恩手持尖刀屠熊的过程，而且在山姆的身上也感受到了自然的善和爱。山姆不仅是一名普通的猎人，更是大自然的后代，身上继承着和大自然一样浑厚的气质：善良淳朴、忍耐自信。面对屠熊的场景，他心中失去了希望，仿佛丧失了心灵的乐土，对熊和自然萌发出同情。因此在山姆身上，艾萨克学到了怜悯、谦逊、英勇、自豪和坚韧这些森林里最原始、最高尚的美德。（13）山姆用自己真实的一言一行感化并影响着艾萨克，使艾萨克慢慢接受自然对他精神和心灵的洗礼，继而完成从猎人到自然人的转化。

另外，艾萨克的人格蜕变还得益于自然中神性的呼召，即自然中上帝对他的临在的彰显。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造神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传统的“自然神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因为它们将上帝从世界隔离出去，拒绝上帝的声音，违背了上帝的最初意志。因此，他从神学中宗教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创造中的上帝是圣灵的上帝，圣灵论是生态神学的基础”（14）的新概念。“创造神学”的诞生，意味着对上帝身份的确认，使上帝再次进入世界，由上帝来监督、管理世界，从而使人类与自然能更好的和谐相处。此外，“创造神学”也有效抵制了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以世界的主人自居，从而把人类和其他生物摆在了同一平面上，建立了彼此平等统一的关系。所以这使得小说中的艾萨克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了上帝的临在。

小说中，艾萨克多次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不属于个人，它们是上帝的造物，只有上帝配得拥有。面对土地继承，他说：“其实这些土地哪一块都不能算是他的，他既不能把它们消灭，也不能把它们出卖。”（15）所以无论哪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对土地也只有短暂的使用权，而没有任何其余的权利。在他看来，任何东西他都不曾拥有，都不属于他，因为一切物品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具有独立精神。在上帝的神性感召下，他最终拒绝继承祖辈遗留给他的庄园和财产，并明白了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是一个完整连贯的生命共同体。他甚至还说：“上帝创造人，让人当祂在这个世界上的管理者，以祂的名义对世界和世界上的动物享有宗主权，可不是让人和他的后裔一代又一代地对一块块长方形、正方形的土地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在谁也不用个人名义的兄弟友爱气氛下，共同完整地经营这个世界。”（16）

五、生态神学下的共同体

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中提出“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一个美好家园，在家园里，所有成员都和平统一，彼此平等，共同生活。而福克纳眼中的自然界就是如此。福克纳认为自然界不仅是生存空间，更是一个“家”的存在。他說：“家：不是我生活或是它存在的地方，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一千个接着是千千万万个分散的统一体更牢固、更不可分、更加坚实地凝聚在一起，比地上的岩石或堡垒还要坚固……”。（17）所以，他认为“家”是共同体，是由千万个分散的个体构成的。其中分散的个体中，福克纳就承认圣灵或上帝的寓居。在小说中，福克纳承认上帝对南方世界的创造：提供树木使猎物生存，提供河流让鱼儿生长，提供土地让种子藏身，甚至还创造了春夏秋冬给人类和动植物生活。这样福克纳不仅使上帝的身份充满在世界的角落，同时也表达希望在有上帝临在的时空里人和自然能成为一体。正如段琦在《当代西方基督教的绿色化》一书中对基督教神学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作的探讨：“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有三种模式，前两种是统治模式和管理模式，而最后一种就是人与自然的伙伴模式。伙伴模式就是人与自然平等，一起分享神性，具有共享性。应互相依存，和谐相处，从而使人类发展真正符合圣经的生态人道主义。”（18）可见福克纳的生态观与段琦的“伙伴模式”大同小异。

六、结语

利用生态神学思想解读福克纳的《熊》，不仅可以全面的理解《熊》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更能使读者了解福克纳的生态观。显然他对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關系充满了矛盾：既不想阻碍工业的发展，又拒绝以生态自然为代价。不过福克纳明智地选择让上帝重生，进入世界，掌控世界。如艾萨克一样，他感受到上帝对他的启示，所以他拒绝破坏大自然和猎杀熊。最终他使自己走向了神、人和自然统一的共同体，同时也使自己的心走出了原始荒野，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因此，福克纳通过《熊》希望人类也能像艾萨克一样，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和危机，并学会化解危机，真正走向神、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共同体。

注释：

赖品超：《宗教与生态关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蔡勇庆：《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蔡勇庆：《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周文娟：《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银川：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4卷第4期。参考Meriwether，James B.，Michael Millgate，etal.Lion in the Garden.Randon House，1968.

蔡勇庆：《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转引自Lynn White，Jr，“The Historit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Science 155（1967），pp.1203-1207.

福克纳：《去吧，摩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福克纳：《去吧，摩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福克纳：《去吧，摩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福克纳：《去吧，摩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

福克纳：《去吧，摩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166页。

王冬梅：《从生态伦理视角解读<熊>中福克纳对工业文明和荒野对立的焦虑》，合肥：安徽文学，2013年第3期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