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天 荣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

一、引言

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长期发展中，我国所积累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较多，尤其山地区域农业生产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乡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偏低以及贫困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山地区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对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依据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农村产业。只有产业兴旺，农村才能出现资金、劳动力以及各种资源回流的良性循环状态，乡村才可能振兴。没有了产业的支撑，乡村振兴也只是空中楼阁。而产业兴旺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类经营主体的极大发展，对于山地区域来说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便是振兴山区农村产业的有力措施之一，这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支持。

由于自身规模小、抵押担保手段缺乏以及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特质性成本与风险，作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受到外部资金的排斥，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内部资金互助融资模式，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社员内部之间通过资金余缺的相互融通和资金使用时间的相互调剂，能更为方便和较低成本地解决社员在生产过程中资金筹措和周转的困难，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利用社员闲置资金扩大专业合作社生产规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内部资金互助模式具有面对金融需求更近，更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专业合作和资金合作也能互相促进，还可以利用相关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以及范围经济等优势[1]。因此，利用内部资金互助融资模式的优势来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融资困境，以此推动山地区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内部资金互助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基于自身金融需求的一种纯粹资金融通活动，社员将自己的资金投放于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集中起来贷放给生产中急需资金的社员，以实现资金上的互助合作。内部资金互助有利于增强专业合作社的内部凝聚力，实现合作社整体的协调发展。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内部资金互助的融资模式悄然兴起，发展较快，并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功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波特和斯克里(1987)就指出，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给予社员相应资金回报的方式在内部聚集社员资金，以此来解决合作社的融资困境[2]。何广文(2007)分析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内开展信用合作具有更为紧密的社员关系、更为相近的产业链基础和更低的交易成本优势，其以社员资金互助为纽带实现经济联合具有较强的生命力[3]。陆磊(2008)认为，合作金融是以社员的内部联合为核心的信用合作，社员的资金需求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因而社员内部相互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遏制资金被“内部人”滥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将合作金融纳入其中[4]。桑切斯等(2011)指出，在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能够有效地解决社员资金需求难以满足的困境，内部资金互助是农村地区的重要融资手段之一[5]。付琼(2013)深入剖析了基于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组织形式，认为这种内生型资金互助组织是我国农村经济形态诱致变迁的产物，具有内在稳定性强、交易成本低、服务灵活、风险较小等优势，应予以扶持[6]。熊海斌、谢元态(2017)从理论上论证合作金融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外国合作金融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社区性资金互助社和供销合作社三类创新试点做出初步评价判断[7]。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模式的构建，莫尼卡等(1989)指出，合作金融的构建应是内生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以社员自主构建为主，外部指导为辅，过多的外部强制干预会弱化社员的自主意识，难以形成有效的共同监督机制[8]。古达德(2008)认为，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着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人员配置和资产组合等，而这些因素是合作金融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9]。戎承法、楼栋(2011)应用68家农民专业合作调查数据对资金互助效果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社员总数、资金总额和资金社际之间互助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效果的显著相关因素[10]。陈东平等(2013)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考察专业合作社内部组建，通过典型案例，就其形成机制、运行效果、适用条件等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社员之间的联系度、资金供需的匹配度以及发起者的社会资本影响着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形成[11]。邓道才(2013)[12]、王俊凤(2016)[13]以及张培(2018)[14]等利用部分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数据分别构建起不同的计量模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上述文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模式的功能、构建方式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对社员内部资金互助行为机理的研究，而对社员内部资金互助行为机理的分析是保障内部资金互助模式构建和稳健运营的重要条件。本文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框架构建起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行为模型，以此来分析专业合作社员如何能够持续性内部资金互助的行为机理，并以秦巴山区的甘肃康县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对社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行为模型

我们考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专业合作社社员必须属于同一农村社区；二是社员承担无限责任，意味着违约社员将损失他们现有的财产，并遭受社会惩罚；三是每个专业合作社社员具有相同的权利；四是专业合作社不仅便利社员的生产性投入购买，而且也为社员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现假定在一个专业合作社中有一系列的储蓄——借款者，投资额标准化为1。假设每个社员都有相同的初始资金w，每个社员可以将其资金以储蓄的形式投资于专业合作社或存入银行两种选择。投资于专业合作社能产生θ的收益，不投资专业合作社而存入银行将有δ的机会成本。也即社员对专业合作社的每一单位的投入都将产生一个预期毛收益率θ，而每个单位资金投入到专业合作社之外将产生的收益为θ-δ。为简单起见，我们这里假定合作社的社员都是风险中性的，δ就是社员将资金从专业合作社转移到银行的转换成本(即失去专业合作社内部贷款的便利机会而遭受的损失，以及投资专业合作社而获得其他福利好处)。如果一个社员能获得内部的互助贷款，他将能够运用所获得资金运营一个生产项目，同时选择工作努力水平p(p∈(0,1])来最大化自己预期收益。在项目成功的情况下该社员获得收益为R，项目失败的情况下则收益为0。由于社员工作越努力，项目成功可能性就越大。因此，项目成功概率正向决定于社员努力水平p，可设项目成功的概率为p，那么项目失败的概率是(1-p)。工作付出努力会引致相关成本，我们称之为努力成本且与努力水平正相关。Cp表示借款社员的努力成本，其中C是努力水平的边际成本。无论何时若项目成功，借款社员信守合约(守约概率是p)，他将获得项目收益和储蓄收益并支付贷款利息；若项目发生失败，借款社员将被迫违约(违约概率是1-p)，此时他将损失作为储蓄投资于专业合作社的资金，同时也产生出非货币的社会成本H，即遭受社会惩罚(诸如被排斥在农村社区外，以及不合作生产来进行惩罚或弥补)。最后，合作社作为一个整体为所有社员发放内部资金互助贷款的利率被设定为r(这里我们认为利率是外生给定的，并且也是稳定的)。在上述的约束条件下，每个社员将面临如下决策 ：首先，一个社员决定将多少资金投放到专业合作社中；其次，在给定借款社员投放在专业合作社资金数量的情况下，借款社员将付出多大的努力水平。

我们采用逆向演绎来推理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内部资金互助行为，首先给定第i个借款社员投放专业合作社中的资金数量为wi，则该借款社员选择的努力水平p应使得其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即 ：

(1)

其中，p(R+θwi-r)是项目成功时社员的收益，(1-p)(-H)是项目失败时社员违约所遭受的社会惩罚，Cp是社员的努力成本。

为了求出收益最大化条件，设L=p(R+θwi-r)+(1-p)(-H)-Cp，在L中对社员选择的努力水平p求偏导数，则有 ：

p=1,当R+θwi-r+H>C；p=ε，其他。

上式表明，在给定投放专业合作社资金数量的情况下，当第i个借款社员净收益即R+θwi-r与社会惩罚H之和大于边际努力成本时，该社员投入努力水平p=1是其最优的选择，这时违约概率被降低到最低；而当第i个借款社员净收益R+θwi-r与社会惩罚H之和不大于边际努力成本时，该社员投入的努力水平p=ε是其最优的选择，此时违约概率被增大。因此，在收益率和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一旦社员投入到专业合作社中的资金wi给定，社会惩罚H越高，(1)的一阶条件R+θwi-r+H>C就越易成立，则社员成功概率就越高(即违约概率越被降低)。

现在，我们考虑第i个借款社员决定投入多少资金wi于专业合作社中，才能使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即 ：

(2)

其中，p(R+θwi-r)是项目成功时社员的收益，(1-p)(-H)是项目失败时社员违约所遭受的社会惩罚，Cp是社员的努力成本，(θ-δ)(w-wi)为社员剩余资金(w-wi)投放在专业合作社之外所获得收益。按照上述推理，设

L=p(R+θwi-r)+(1-p)(-H)-Cp+(θ-δ)(w-wi)

在上式L中对P求导数，得到 ：

R+θwi-r+H>C

(3)

上式表明，在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一旦借款社员投入自己资金wi于专业合作社，并使得信守合约条件成立，他们将发现选择最大化努力水平是其最优的选择即p=1，此时项目成功的概率也为1。而且随着社员投入资金wi数量的增加，上述守约条件更容易满足。在均衡状态下，每个社员投入资金的数量增至w，即将他们的初始资金都投放到合作社中，所以社员的信守合约条件也可进一步写成 ：

R+θw-r+H>C

分析上述守约条件的特征可以发现，社员将自己全部的初始资金投入到合作社时，信守合约条件更容易满足。一旦借款社员把自己全部的资金投入到专业合作社将会增加借款社员的违约成本，一定程度上为了避免高昂的违约成本，借款社员投入最大化努力水平到项目中对其而言是最优的选择。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借款社员没有在专业合作社投入资金即wi=0，并且有R-r+H

如果信守合约条件不成立，那么借款社员始终最小化努力水平，也即投入努力水平p是其最优的选择。这意味着该社员将以(1-p)的概率违约，因此也将以概率(1-p)损失其在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收益θ。于是，当δ<θ(1-p)，即转投在别处的机会成本(即失去专业合作社内部贷款便利机会而遭受的损失，以及投资专业合作社而获得其他福利好处)小于投放在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收益时候，借款社员将选择把自己的全部资金转移到专业合作社之外。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获知，当社会惩罚足够高，或者投资在别处的机会成本足够高昂时，专业合作社成员愿意将他们所有的资金以储蓄形式投入到专业合作社中。其中的原因是在这样的情境中，通过社会惩罚、无限责任和收益率稳定的共同作用，将使得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违约概率急剧降低，于是较低的贷款违约概率将会鼓励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内部资金互助。因此，社会惩罚、无限责任和收益率稳定是专业合作社持续性内部资金得以成功的根本性因素。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18年7—8月对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王坝镇、长坝镇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650户社员的入户调查，经过甄别和筛选，获得有效问卷591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1%。这些农户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于王坝镇和长坝镇两镇11个自然村，其中既有位于交通便利和基础设施发达地区从事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的富裕村，也有坐落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山区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相对贫困村，自然禀赋的差异带来乡村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极大不平衡，这也是我国乡村发展现状的典型特征。因此，调查选取的样本乡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样本统计特征分析

在调查农户中，男性占样本农户数的比例为62.3%，女性占37.7%；样本农户以中老年人为主体，年龄在45岁以上占比达62.8%；样本总体文化水平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水平的农户占比为78.3%，其中小学以下学历的有164人，初中学历的有299人；有70.2%的农户具有外出打工经历。这也反映了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大多数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中老年人。一些农户年轻时选择外出打工，待年纪稍大会选择回乡务农(表1)。

表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资料来源 ：课题组根据问卷汇总数据计算得到)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样本农户中，认为大多数专业合作社社员都是讲信用的农户占比高达71.2%。在问及是否给其它社员借过钱，68.9%的农户回答有过，这些都表明合作社成员之间具有相当高的信任程度。对于内部资金互助的认知程度来说，虽然有80%受访农户不知道或者只是听说过，但经过调查人员的解释说明，仍有87.2%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内部资金互助，这说明基层农村社区对农民专业社内部资金互助政策的宣传还远不够。同时，调查还发现，对内部资金互助在未来生产和生活的预期作用，有81.9%农户认为有帮助作用，而且占94.3%农户认为合作社有能人管理有利于互助资金。当社员拖欠互助资金时，89.8%的农户认为应该开除该社员，通过加大惩处力度来杜绝违约事件的发生(见表2)，这也反应出农民对合作社成员信用违约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表2 样本农户对参加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情况

(资料来源 ：课题组根据问卷汇总数据计算得到)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设定

统计分析只是直观地反映了农户对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却无法说明影响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因素。为此，我们对影响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多种因素进行计量检验分析，以进一步确认影响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重要因素。可将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定义为变量y，其中农户愿意内部资金互助时变量y的数值为1，农户不愿意内部资金互助时变量y的数值是0。考虑到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愿意变量是序次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来估计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愿意的影响因素。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

(4)

其中，xi是第i个影响因素变量，βi为回归系数(i=1,2,.....,k)，ε*为随机误差。

y*为潜在变量，y为虚拟因变量，y*大于临界值0时，y=1；小于等于0时，y=0。即 ：当农户愿意内部资金互助时，取值为1；农户不愿意内部资金互助时，取值为0；xi为影响农户愿意内部资金互助选择的各种因素。

那么，计量检验模式可设定为 ：

P(y=1/x)=F(y*)
P(y=0/x)=1-F(y*)

(5)

其中F(·)是标准累积正态分布函数。

(二)解释变量选取及说明

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以及上述分析，本文将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选择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类因素变量 ：农户个体特征、专业合作社的预期作用、农户借贷难易程度、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15]。因素变量的定义以及统计特征值如下表 ：

表3 因素变量定义及统计特征值

(三)检验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s6对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变量与11个影响因素变量(x1—x11)进行Probit分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农户个体特征因素年龄和文化程度中，只有年龄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系数值为-0.41，说明农户年龄增长对内部资金互助意愿有负面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内部资金互助需要农户投放资金并承担一定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思想行为趋于偏安保守，其越不愿意冒风险。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文化水平高低差异不大，所以文化水平对内部资金互助行为不会有显著性影响。加入合作社时间、所在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合作社社员信用情况、借钱给其它社员与否、对内部资金互助的认识和合作社是否有能人管理好互助资金等6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系数值分别为0.27、0.61、1.53、0.79、0.47和0.81，系数均为正数说明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农户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这是由于农户加入专业合作时间越长，对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合作社社员个人信用状况以及内部资金互助牵头人或骨干成员的管理和经营能力等就越了解，越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其投入的互助资金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农户参与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就比较强烈。所在专业合作社经营情况越好，其带动农户发展生产和提高收入水平的示范效果越明显，越容易得到农户的信任。给其它社员借过钱说明社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更为紧密，在社员之间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内部资金互助更容易得到农户的支持。由于资金互助能解决生产资金筹集和周转以及扩大生产规模等困难，提高农户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农户对内部资金互助的运作和作用认识越充分，其参与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就越强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有利于专业合作和资金合作互相促进，同时还可利用相关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以及范围经济等优势，这就需要懂政策，熟悉资金筹措和运作，懂得风险管理，能够将农户共同资金管理好的人才。所在专业合作社越是有能人管理好互助资金，投入合作社资金的风险就越低，农户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的意愿也就越高。检验结果也显示，加入专业合作社后经营规模变化、农户借贷的难易程度和社会资本3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说明这些因素对农户内部资金互助的影响不显著。

表4 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影响因素

(注 ：***、**、*分别表示因素变量在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和建议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振兴山区农村产业的有力措施之一，这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支持。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社员内部之间通过资金余缺的相互融通和资金使用时间的相互调剂，能更为方便和较低成本地解决社员在生产过程中资金筹措和周转的困难，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利用社员闲置资金扩大专业合作社生产规模。在农民专业合作基础上发展内部资金互助模式具有面对金融需求更近，更能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的优势。

通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行为模型，可得知足够高的社会惩罚和投资在别处高昂的机会成本将鼓励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内部资金互助。通过对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王坝镇、长坝镇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650户社员选择内部资金互助意愿的调查分析，以及对影响农户内部资金互助意愿选择的因素计量检验，我们发现农户所在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和农户对内部资金互助认识程度以及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管理人才是影响农户参与内部资金互助的重要因素。

为了鼓励农户参与专业社内部资金互助，笔者认为 ：一是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管理，规范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和参与内部资金互助的奖励机制(如利率优惠、利息奖励以及其他社员福利)；二是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对内部资金互助意义和作用的认知水平；三是内部资金互助的开展要具备应有的基础条件循序渐进，不能强行推进，应选择在生产关系紧密、社员间相互信任程度较高、运行规范以及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四是应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工作，通过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牵头人和骨干成员的专业培训，培养起一批能管理好互助资金的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