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航　陈钦

2018年中国GDP达到了13.61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86%，而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3.89%，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地位近乎于“引擎”。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总统，重提“美国优先”并宣称将其作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在内容上“美国优先”可以概括为以加强美国的经济，将对美国人有利作为贸易协议谈判的前提，争取美国国內法在贸易争端中的优先适用，增加WTO规则与“美国优先”的兼容性为主要内容的，极具单边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近年来，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及失衡的成因已有广泛的研究，贸易摩擦的成因主要包括贸易失衡^[1]、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2]、转移美国社会内部矛盾^[3]等，而“美国优先”加剧了贸易摩擦。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中美产业结构的差异性^[4]、美国出口管制政策^[5]、出口市场过于集中^[6]等，同时跨国公司、中间商品的流动以及中美统计口径、统计方法的差异性^[7]也在数据上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状况。笔者以“美国优先”政策主张为背景，从中美贸易现状、贸易摩擦现状及成因进行分析，进而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对策。

1中美双边贸易概况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2017年中美贸易总额达5847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9%，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4784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550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长了8.34%。但在中美关系调整与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中美经贸合作的“压舱石”功能出现弱化趋势^[8]。

中国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强依赖性。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外贸依存度为4.66%，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从图1、图2可见，与体量相近的欧盟市场与东盟市场相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较高，而进口贸易依存度则不断下滑。说明中国的商品出口对美国市场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但美国对中国出口规模增长不足。具体而言，中国出口的商品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大的主要是一般消费品、通讯设备及其周边组件、计算机以及办公设备的组件，这些商品在对美出口结构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而中国则在大豆、航空器、涡轮喷气发动机、医疗设备及抗血清制品的进口上对美国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且进口来源集中，可替代性较低。

图1 中国对三个市场的出口贸易依存度。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图2 中国对三个市场的进口贸易依存度。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呈现削弱趋势。美国产业结构倚重服务业，形成了“空心化”的产业结构。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出口的一般消费品以及部分中高端产品能够填补美国国内制造业供给的缺位，对农产品也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由此而言，中美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使得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如图3所示，中国出口美国的资源型产品没有明显稳定的竞争优势，中等技术制成品具有较弱的竞争优势。在高技术制成品上中国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低技术制成品上则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美国仅在初级产品上呈现趋于显著的竞争优势，具有禀赋优势的高技术制成品未能在削减贸易逆差中提供足够多的支撑。中国高技术制成品在出口结构中的比重提升，导致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削弱。

图3 1999-2017年中美按技术水平分类货物TC指数。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整理而成

中国的巨额货物贸易顺差与获利不对等。200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297亿美元，2018年顺差高达3233亿美元，2019年仅1-7月贸易顺差就达到了1685亿美元规模。由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运作，一国的商品出口包含了国外增值部分，总额贸易统计方法不能体现一国的真实贸易获益情况。苹果的整机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在生产链条的地位明显优于中国，中国只负责附加值较低的组装部分，获得较少的利润，但在出口时却获得了整机的“顺差”^[9]。根据TIVA提供的国外最终需求所体现的国内附加值数据，笔者核算了2005年-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规模。整体上看，中国在对美贸易中的增值能力没有明显提升，贸易顺差被高估的比率基本稳定在35%-40%之间。可见，中国获得的巨额货物贸易顺差与获利并不对等。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来源国，在服务贸易上对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的地位，2018年顺差达到387亿美元。从增长趋势上来看，2009-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率整体呈现出下滑趋势。出口中国的服务占美国服务出口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由2009年的3.33%提升至2018年的6.91%，而从中国进口的服务占美国服务进口的比重则无明显的变化，维持在3%左右。说明在双边服务贸易中，中国的服务生产部门尚未充分发挥禀赋。从顺差来源的结构来看，旅游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最主要的来源，且具有明显的、不断扩大的倾向。中国则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研究及发展服务、专业管理咨询服务这三个领域经常性处于顺差地位，但顺差规模小且不稳定。

图4 2009-2018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数据来源：美国BEA经济分析局

2中美贸易摩擦现状

近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案件居高不下便是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表征，据贸易救济信息网的统计2014-2019年8月，中国出口应诉贸易救济案件，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共计564起。其中美国发起的“双反调查”案件为105件占18.61%，并有2件长期性的特殊保障措施，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频率最高的国家。反倾销、反补贴以及“337调查”是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所涉及的行业不断增加，“双反调查”主要针对的是金属制品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工业、钢铁工业及橡胶制品工业这类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337调查”主要集中于电子工业、电气工业、通用设备、医药工业，涉案行业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作为贸易摩擦的发起国与技术优势国，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居于主动地位。除了发起关税战，美国将《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简称EAR）作为限制中国企业机构与美国企业进行商业合作的主要措施。从行业结构来看，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主要涉及超级计算机、核能开发、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安防监控、航天及军工领域等高新技术行业，而纳入清单的原因主要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以中兴案件为例，中兴通讯为从“出口管制”清单中除名与 BIS 达成协议，中兴通讯共支付10亿美元，4亿美元保证金，接受美方派人到中兴公司实施监管，并且按照美国要求更换高层人员，才解决了禁运风波。可见，要想将企业及机构从实体清单中剔除，所付代价之大。EAR实体清单阻碍了中美高技术企业正常贸易合作关系的开展，是在中国对美国高技术制成品贸易顺差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出口的措施维系自身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对优势从而扩大其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政策工具。

前十二轮的磋商中，中美双方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19年9月中美两国对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的意愿表达了善意，美方表示将延迟征收2500亿美元关税，中方也开始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农产品采购。第十三轮中美贸易磋商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初步进展。

3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的原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中美两国的竞争性有所增加。在“零和博弈”左右下，貿易摩擦成为了美国应对不断变化的中美关系、相对实力以及分配关系调整做出的“必要回应”。

缩小逆差是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的表象诉求。加征关税是美国缩减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措施。出于高技术制成品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以高技术产业作为重点对象并将关税清单的涵盖内容逐步扩大化进行广泛的施压，吻合了美国缩减贸易逆差的客观需求以及保护国内市场的意图。近年中国的代工厂现象有所改善，但出口结构中加工贸易仍占据近30%的份额。对中国加征关税削减贸易逆差的策略，会改变中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间接地将各国供给的中间产品引流到其他消费市场上，从供给终端上抑制顺差进一步扩大。

中国产业升级冲击美国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利益。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诉求，冲击美国制造业在高技术领域以及依托于此形成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阻碍关键技术的扩散来限制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它无法阻碍政府支持、国内市场需求等内生性因素导致的技术创新。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高技术产品进口限制，从本质上来看是超保护贸易政策，它是为了保护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夕阳产业”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则禁绝了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进出口限制，进而形成对美高技术领域利益的全方位保护。

“一带一路”等中国方案正在瓦解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塑造的世界经济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方案，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沿线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工业化发展以及中国的产能释放^[10]。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入，中低端产业的向外转移，形成中国为核心沿线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为外沿的亚洲化区域经济将成为趋势。“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它是美国试图扰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延缓经济格局“亚洲化”尝试。

4中美贸易战的启示及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一方面是中美大国关系发展到一定节点时美国的必然发声，另一方面则是两国实现定位调整实现“再平衡”的契机。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主旋律下，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长久以来各国政府未能协调步伐的结果。基于此，建议如下：

调整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增强中国对外经济韧性。中国的货物出口在美国市场过于集中，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频发，这并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稳定增长以及维持经济的韧性。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施行以及中国居民现有消费能力有限，使通过扩大高技术产品以及一般性消费品来实现中美贸易再平衡的方案不具有可行性。调整中国出口的贸易方向成为了更切合实际的方案。政府应在出口方向的改变上发挥导向作用，维持美国对中国有较强依赖性的产品出口份额，减少贸易摩擦相对密集的行业对美国的出口。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贸易互补性的进一步提升，同时应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导致企业过度涌入其他市场，引起潜在的“双反调查”风险。

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强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偏向于高质量的发展，而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要加强与各国在技术联合研发上的合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搞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应予以足够的政策引导，进一步提高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序稳步且带有选择的开放将吸引优质外商进入，从而以市场需求与市场竞争两大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改善中国产业结构，增强中国企业的创新以及价值链攀升动机。

有序开放服务业，引进外资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服务的生产与消费间的不可分离性得到缓解，这提高了服务贸易规模效应产生可能性以及服务出口的可操作性，综合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潜力很大，未来中美在服务贸易上也会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服务业的逐步开放也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外资进入亟待发展的服务行业，促进服务行业的升级，从而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肩负大国担当，高举“自由贸易”“全球化”大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中的认可度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日俱增。中国应坚定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主旋律，在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积极融入以WTO为中心的国际多边体制建设中，争取以一个倡议者的身份同各国参与以“共生、共享、共治”为核心的，符合世界新时代发展前景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为经济全球化再平衡践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大国活动。

虽然，中美两国在第十三轮磋商中展现出良好态势，但随着全球利益冲突扩散，“美国优先”必然延续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常态化准则。美国作为全球化重要领导者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流失，在多次的博弈下中美双边关系、“美国优先”与“全球化”会实现“再平衡”。对于中国而言，应利用贸易战引致的产业转移与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加快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扩大进口市场让世界共享发展的机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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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仲良.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10）：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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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达.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J].东北亚论坛，2019，28（04）：34-46+127.

[9]Kraemer， K.， Linden， G. and Dedrick， J. （2011）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 Working Pa-per.

[10]吴泽林.“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性逻辑——基于地缘经济学视角的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09）：128-153+160.

基金项目：2019年福建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1914046022）;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第二批（2018年）院级应用型课程建设项目（yz180204）;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899）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