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看的是什么报

著名摄影家徐肖冰有一幅知名的摄影作品：1949年4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读报。但对于这幅照片的说明词，却说法种种。因报纸上有“南京解放”的醒目标题，故一般都写为毛泽东在看南京解放的报道，有的则写为在看南京解放的捷报、号外等。就连摄影者本人也未注意到这是一份什么报纸。

这幅照片中毛泽东看的是一份什么报纸？是某报纸的号外，还是专页的捷报？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去人民日报社资料室查询，未能查到《人民日报》当时关于“南京解放”的号外，资料室的同志告诉我，如果有号外应该会有留存的。《人民日报》报道“南京解放”的消息是1949年4月25日第1版，版面與毛泽东照片中的报纸并不相同。

后来笔者得知，当时华北除《人民日报》外，还有另一报纸，即由天津《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是否可能是这份报纸？笔者为此曾到国家图书馆查阅馆藏的《进步日报》，果然发现该报1949年4月25日第2版有报道“南京解放”的版面，与毛泽东手中阅读的报纸比对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所看的报纸为《进步日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号外，或其他报纸的单页捷报、号外。笔者将查找到的这一报纸，告知《毛泽东年谱》的主编、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经与照片比对后，他也赞同我的这一认定。他说，1950年冬我给毛泽东主席管理图书报刊时，主席的报架上就有《进步日报》，主席爱看这份报纸。

（夏雨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3期，周炳钦文）

中共八大会场的布置

1956年春，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全国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把连以农和我找来。邓小平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约有1500人参加，上主席台的有270人。这次大会米高扬要来，得给他准备个休息的地方。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听了以后十分兴奋，当即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由于八大约有1500人参加，礼堂的座位只有1300个，为此，我们把一楼所有桌椅都移动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但要解决270人上主席台的问题，同时还要求能让代表看到主席台上的人，感到困难。因为主席台口只有16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30人，需要坐9排。我们不得不向有关单位请教，还请了一些能工巧匠。

最后是这样解决的：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厘米，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坚固的拦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80多块拦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

至于米高扬的休息问题，由于第一会议室是毛泽东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好几个会议室，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好去，最后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作了贵宾休息室。

（昼锦摘自《纵横》2019年第2期，苏林云文）

周斌：难忘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干的“糊涂事”

20世纪50年代，我进入外交部后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就干了一件“糊涂事”。

那天我正好满25岁，总理还不认识我。日本自民党的一位老政治家来北京访问，谈日中民间关系的改善。

周总理说，明天陪日本政治家去北京郊区密云水库，看看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安排的是乘一段小火车，从北京车站到密云水库。他对接待班子讲：明天请客人先上小火车，我一到，火车马上发动。

第二天，4名随行的日本记者先上了火车，看周总理还没到，就想四处转转。当时北京火车站是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新建的。他们想拍照，我拦住他们，他们说就在附近不会走远，我只好在车上等着。

周总理乘坐的轿车“呼”地到了，直接停在火车车厢门口，跨两步就上了火车，火车“呜”地就发动了。我吓了一跳，第一次见这种场面。那4名来自日本三大报纸和NHK的记者只能在车厢外面拼命喊，但火车已经开走了。

周总理走进会议室，发现记者不见了，就问是谁负责的。我后悔得不得了，只好认错，说我没想到您从汽车上下来走两步就上了火车。还好周总理很宽容，他说：“小同志，你没有经验，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我想，我心心念念要为周总理当翻译，结果第一次就干了这种事。原来总理的“马上发动”是这样分秒不差啊！

（春草摘自《文史博览》2019年第6期，周斌文）

亲历特区建设争鸣

1988年初，被北京称为“青年思想教育权威”的三位先生在全国巡回演讲。到深圳蛇口演讲时，在怎么看“自主选择职业”“淘金”“满街是进口车”等问题上发生了观点碰撞。教育者流露出蛇口青年走“邪路”的看法，立即受到青年们质疑。广东有几家报纸作了报道，用当时媒体的语言，叫作“震动全国，波及世界”。《人民日报》辟专栏讨论，一个月当中收到世界各地的信稿1531件，其中只有17.4%倾向或赞同三人的观点。继《人民日报》之后，一直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进。

我把这次讨论称作理念上的“北伐”，提笔写了篇《“南风”终有一天会“北伐”》（《社会科学报》1988年9月15日）。我说：“过去南下干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什么时候能让懂商品经济的南方干部北上呢？”接着，我又在《深圳晚报》《深圳特区报》上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颂扬“南风”。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肯定了特区，批评了不改革的人。当时，《深圳特区报》每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令人为之振奋。

（鼎甲摘自《世纪》2018年第3期，邓伟志文）

钱学森的三封回信

1986年6月，国家科委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我作为《红旗》杂志的编辑参会，并与钱学森建立了联系。我一直珍藏着钱老写给我的多封亲笔信。这里，介绍其中的三封信。

1989年初，《求是》杂志文教部筹办“‘开拓杯企业文化研究征文”活动，委托我主持这项工作。我们拟特邀几位德高望重的科技界、文化界前辈担任顾问，首先想到的就是钱老。我以文教部的名义给钱老写了一封邀请信。仅过了4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复信：4月6日信收悉。我是从来不担当什么征文活动的顾问的，所以您的“‘开拓杯企业文化研究征文”的顾问我也不能干，敬恳谅解！

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夕，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批有分量的重点文章。文教部委托我给钱老写约稿信，请他撰写一篇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基本经验的文章。三天后即收到钱老的复信：8月8日信敬悉。非常感谢！我是不会写应景文章的。至于這一时期心里想说的话，近来也都说了，而且在报刊上也发表了。所以现在暂时没有可写的了，纪念文章免了吧？请谅。以后如有值得《求是》考虑的稿子，一定奉上。

1990年2月，我们在研究季度选题计划时，把提倡科技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重点选题，拟请钱老撰写。我又给钱老写了约稿信。几天后，看到钱老的复信：2月6日信及《求是》编辑部的《工作简讯》6期都收到，十分感谢！但要我写的宣传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我不想写;因我要说的、我能说的，已写过两篇，都刊于《哲学研究》（见该刊1987年2期及1989年10期），没有新东西了。请谅！

实事求是，尊重对方。虽然未能约到钱老的文章，但我们看到他的亲笔复信，也很受感动。

（逢周摘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4月27日，杨如鹏文）

“劳动力市场”的提出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在起草《决定》时，组里多次讨论，领导都没通过，只同意写“劳动就业市场”。高尚全一直“耿耿于怀”。修改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高尚全也列席了，这样的会议，本轮不到他发言，但他抓住机会，鼓足勇气举手示意，一口气说出五条理由，坚持应该使用“劳动力市场”一词。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认真听完高尚全的发言，问：“这么提，社会上能接受吗？”高尚全笃定地说：“只要是中央提出的，肯定能！”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在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的努力和政治局常委的支持下，“劳动力市场”终于被写进了文件。

〔洹漳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9日，周飞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