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树军

四

第十个大忙人：曹言行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底前完成。这个决议明确了北平城的中心就是天安门广场。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新一轮大清理改造工作开始了。

为了搞好这次大整修，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亲自挂帅，认真研究制订方案。在充分调研后，确定天安门广场整修方案有五大项：一是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二是修缮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清除楼顶上的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三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合适位置设计并修建一个升国旗的设施;四是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砟路面1626平方米;五是美化环境，进行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同时确定，全部整修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竣工。

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城，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并非易事。曹言行必须亲自抓，工作进程和建议很快上报北平市委、市政府。北平市委、市政府审批后同意并同时发出号召：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以及北平多所大学、中学的6000多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参加整修天安门广场的义务劳动。

整修一开始，天安门广场上就打出了“建设人民首都”的巨大横幅。这一条幅大大激发了参加劳动的人们的斗志和热情。他们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用双手搬开阻碍交通的石块，填平路面上的坑坑洼洼。

曹言行

清除平整广场的工程完工后，市建设局500多名技术干部、工人队伍，带着全局绝大部分施工机械开进了“T”形广场。清理天安门城楼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补剥落的墙面和地面，整修破败的门窗和廊柱，并重新粉刷;修补城楼两侧的坑洼步道;修理金水桥桥面，清理桥栏;对金水河进行清淤后，再注入清水;种植花草树木;等等。每项工程都在稳步推进。

曹言行事后说，建设局的全体人员，在这段时间，没有脱过衣睡觉，没有按正常点吃过一次饭。当时北平城大大小小的建设和清运每天都有，都需要帮助指导，有时忙不过来，真想一个人能顶五六个人用！

第十一个大忙人：张致祥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批示：开国大典阅兵地点以天安门为好。阅兵地点确定后，天安门城楼的布置也就成了工作的重点。

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受领这一任务后，没等会议散场，就赶忙驱车到天安门城楼查看去了。

张致祥曾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对天安门并不陌生，但这次来到天安门，看到的是天安门城楼的破败不堪，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还有一堆堆鸽粪堆成的黑绿色的“地毯”，厚厚的。最扎眼的几个六棱体宫灯，更是又脏又破，孤零零地在风中摇晃着。

张致祥，1909年出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进步活动，后来到晋察冀，在《晋察冀日报》做副主编，邓拓是主编。在这时他将本名管彤改为张致祥。这段办报的经历促成了他后来就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9年7月，张致祥在参加北平第一届文代会期间，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与周恩来有过交集，所以天安门城楼布置任务是周恩来点名，由彭真下达给张致祥的。

1981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张致祥（左三）在委内瑞拉访问时与委内瑞拉总统、基社党领袖拉斐尔·卡尔德拉（右三）交谈

张致祥是负责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此时距大典只有短短20天时间了。他决定先干好两件事：一是请北平市人民政府清理现场，对城墙进行修葺，把午门外西廓庑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布置天安门城楼的工作室，把西廓庑前的空场地作为天安门城楼布置的制作场地。二是由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来设计天安门城楼的美工方案。方案经开国大典筹委会批准后，由舞美队的苏凡具体负责实施。

天安门城楼的美工设计方案进展顺利，其设计方案很快批准下来，并开始进行布置。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主要有：城楼上竖立8面大红旗、城楼上的廊柱中间悬挂8盏大红灯笼;城台两侧悬挂两条大标语，标语内容由胡乔木审定，由钟灵书写;城台正中门洞上方悬挂毛泽东画像，绘制任务由中央美院负责。为了方便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外宾观礼，在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面还要搭建观礼台。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搞永久性建筑根本来不及，张致祥决定用杉树原木搭起前低后高的架子，然后在其上再铺木板，建成供中外宾客登临的临时性观礼台。为检验观礼台的牢固程度，还专门请调来部队，密密匝匝站上去使劲蹦跳。当时那个架子，因为是临时的，并没有油漆，就是树木的原色。这样乡土味十足的架子放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两侧，确实不够协调，但为了按时满足实用的功能也只好如此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开国大典虽然不乏庄严性，但还是相当简朴的。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北侧的石道上，开始修建国旗杆。

一系列的布置工作，几乎同时展开。一系列的布置工作，都由张致祥来协调。一个个问题出来，一个个问题得到解决，身为整个任务的总指挥，张致祥没回过一次家，沒睡过一个安稳觉。为了这个经典的红舞台的布置，张致祥付出了极大心血。整个布置工作于1949年9月28日完工。只有电动升降国旗装置有些小问题，直到10月1日6时才真正完工。

天安门城楼这一红舞台在开国大典之日惊艳世界。这座红舞台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经典，历经70年的风雨，其格局至今没变。这不能不说，当时的杰作，已成为永恒的杰作。

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张致祥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他还有两项任务：一是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级台阶时，他要挥动手中的红绸布，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发信号，示意军乐队开始演奏《东方红》乐曲。二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值勤，并完成刘仁交代的任务，就是和荣高棠一起，用扩音器领呼口号。

张致祥事后说：连续的忙累，嗓子早已喊哑了，所以开国大典那天，荣高棠喊的口号多，我喊得少。

第十二个大忙人：林治远

今天，人们看到的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是银光闪闪的3节不锈钢杆，其高度为33米，基本与天安门最高点等高。这是1991年重修国旗杆、旗杆基座和基座围栏后的景象。而开国大典时的国旗杆，是4节自来水管，其高度仅为22米。当时的设计高度是33米，但当4根不同型号的自来水管，按照由粗到细的顺序焊接完成后，其高度只有22米。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样的问题也太容易解决了，再焊接一段管子达到要求的高度不就行了嘛！可在当年，焊接技工所掌握的技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焊接技术可以把不同粗细的管子焊接在一起，却焊接不了相同粗细的管子，而整个北平市就只有4个型号的自来水管。也就是说，22米已经是当时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国旗旗杆的结构设计负责人、北平市建设局电力工程师林治远只好将情况上报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研究之后，再向上级请示。最后的批复意见是，同意旗杆按22米高度修建。

这样国旗杆的高度问题就算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要解决升降国旗的自动化问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当年，担负天安门广场布置任务的张致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央的意见是这面国旗要由毛主席亲手升起。参加国庆大典的领导人都在城楼的主席台上，宣布由毛主席升国旗的时候，主席本人应该是在城楼上。那么，从天安门城楼到国旗杆仅算直线距离也有两百多米。让毛主席在升旗之前，来到旗杆下，既打乱了既定程序，也不现实。如何让毛主席亲手升起这面五星红旗呢？希望大家动动脑筋，多想办法。”

有人建议：“在天安门城楼上设一个电动开关，让毛主席按电钮自动升起国旗。”

“这个设想很好！可这么远的距离，能不能实现呢？”张致祥既兴奋，又不无忧虑。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年轻的工程师林治远说。

“好！先照这个方案准备。要抓紧设计，尽快施工。我马上把这个方案上报中央。”既然在所有设想的升旗方案中，这是一个最佳选择，张致祥当场就作了决定。

林治远之所以提出来试一试，是因为他曾看到国外报道过自动控制升降旗成功的例子，但人家具体是怎么做的无从了解，国内更无可参照的成功先例。林治远当时只觉得既然外国人能做成，中国人也能行！可他并不清楚国外的升旗自动设施，大多只附设在旗杆上，并不需要解决远点控制与旗杆控制的连接问题。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动控制升降旗，面临的现实困难是，从广场旗杆下引出的电线，在穿过长安街、金水桥、天安门城楼时，既要隐蔽又要安全。林治远设计让电线从整修长安街道路工程时预埋的钢管中横穿而过，然后跨越金水河，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往上，再转至城楼中央，与控制开关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同时满足了不破坏城楼结构，穿过金水河、长安街的要求。

电线铺设中的难题一个个解决后，最困难的就是国旗的自动升降问题。因为整个升旗过程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国旗能够自动升降;二是升旗速度要与国歌演奏时间高度契合;三是国歌奏毕，国旗要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林治远与助手、建设局机电技术员梁昌寿一起，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即长度相同的两个点上，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一旦升降装置碰到任意一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审查通过后，即动手进行安装调试。反复调试的结果表明各个环节运转正常，尤其是升旗所需时间与设计要求完全相符。所有问题都已获得圆满解决。多日的辛劳总算有了摸得着看得见的成果。

9月30日上午，附设在国旗杆上的电动升旗装置安装完毕。安装和攀登旗杆的脚手架已拆除。当天下午，聂荣臻受周恩来委派，再次亲临现场检查验收。

电钮按下，国旗在电动马达的带动下徐徐升起。就在人们准备欢呼成功的时刻，国旗竟突然停在旗杆的一半处。事故很快被排除了，原因也查明了。

不过，聂荣臻见此，不无担心地问：“如果停电怎么办？”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用了双路电源。”供电工程师徐博文回答。

“两路电源从何而来？”聂荣臻继续追问。

“一路来自石景山发电厂，一路来自平津唐。”

“这么说，两路电源在升旗的一个短时间内，同时停电的可能性很小。但必须考虑到万一出现双电源同时停电的情况，确保万无一失。你们是不是有应对完全停电的其他措施？”聂荣臻问。

张致祥回答，没有考虑没有电源的情况。

聂荣臻说：“既然如此，我建议再制订一套人工升旗方案，这样即使停电或电动装置失灵，也不至于在全世界关注下，出现不可弥补的失误。”

按照聶荣臻的指示，张致祥立即部署成立了人工升旗预备队，并由梁昌寿现场负责。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又做了一次试验。

不承想，试验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后，马达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自动停止运行，反而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了旗杆顶端的滑轮里，致使马达无法倒转，国旗也取不下来了。

这样的故障一时惊得林治远、梁昌寿冷汗直冒。此事干系重大，他们急忙报告上级。市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得报后，火速赶到现场并亲自指挥施救。他打电话给消防队，要他们带云梯，前来救援。消防队赶来了，可云梯虽高，仍比国旗杆矮了几米。

赵鹏飞又派人找来扎彩棚的兄弟俩。两人穿上铁鞋，冒着摔下来的危险爬上旗杆顶端，费力地取出了绞在滑轮里的红旗。

林治远、梁昌寿立即动手检修，然后又反复试验，一直忙活到了10月1日6时，确信不会有问题之后才罢手。为杜绝再次出錯，在取得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决定在升旗的时候，派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按动电钮后，国旗升到旗杆顶端仍不停止，就由梁昌寿负责立即手动切断电源。

开国大典时，林治远在天安门城楼上，导引毛泽东主席按动升旗按钮。

五

第十三个大忙人：罗浪

开国大典上的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多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开国大典时演奏的曲目。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改编的。

三种意见争执不下，那就将三种意见全部上报开国大典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毛泽东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这样军乐队选曲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根据指示，罗浪开始加班加点，选曲目，写总谱，写分谱，组织分练、合练，还要确定在什么时间、在什么程序演奏什么曲目。事后，罗浪曾说，难，太难了，但为了开国这一天，再难的事，也要干好，干得漂亮。

罗 浪

最终所确定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解放军进行曲》《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分列式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奏《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升国旗时，奏国歌。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毕，28响礼炮刚好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解放军进行曲》。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从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遇，乐声暂停。聂荣臻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后，开始检阅部队。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荣臻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布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后，阅兵分列式开始。

分列式上，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行进时演奏《战车进行曲》，飞行大队行进时演奏《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全部阅兵结束。

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演奏。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走向金水桥，军乐队则演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

200人的演奏，在这么重大的场合中没有错一个音符，当年29岁的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因此名声远扬。

第十四个大忙人：彭光涵

1949年6月16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光涵被任命为常委会第六小组秘书兼会议记录。

彭光涵没有从事过秘书工作，不知工作从何入手。为了把工作干好，他就直接去找叶剑英。叶剑英对他说，不要着急，我们这个组都是专家，都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而且他们见识又很多，你向他们学习就可以了。要是现在你觉得没有事情做，那你可以到各个图书馆搜集一下各个国家的国旗、国歌、国徽的资料，然后供我们这个小组参考。

彭光涵按照叶剑英的安排，拿着政协筹备会的介绍信迅速跑遍了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几乎北平所有的图书馆，全面搜集各个国家的国旗资料。很快这些资料全部被送到第六小组，对后来的国旗设计起了很大作用。

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后，彭光涵更是忙活得不可开交。他每天都要把收到的国旗图样和说明整理好，交第六小组。他还要参加第六小组的会议，并尽量一字不落地做好记录。

第六小组从2993幅国旗图案中筛选出50多幅作为初选图案后，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50多幅初选图案精选出38幅作为复选稿，每幅编号，有简要说明，不写作者姓名，印刷成册，以提交全体委员讨论。

当时确定的原则中，凡有斧头镰刀的就作废。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样里，也有斧头镰刀，所以在最初就没入选。后来在田汉的主张下才被收为“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根据小组讨论的意见去除了类似苏联国旗的锤子镰刀的标志。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二天成立国旗、國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彭光涵仍任秘书。9月23日上午，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但在分组会上，各方争议很大，彭光涵以最快时间整理好记录，并将当天讨论的情况向周恩来紧急汇报。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指示彭光涵绘制一张“复字32号”的大样，并用最好的面料做一面样旗出来。

彭光涵加了一夜班，绘制了旗子的大样，并于第二天一早来到前门大栅栏一家绸缎店，定做了一面大旗。

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专门就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问题展开讨论。会上，毛泽东拿起彭光涵绘制的那张红旗大样说：我看这个“复字32号”，很好。它代表中国人民大团结，红地就是代表中国革命。现在要大团结，要革命，将来也要革命，也要团结。

9月2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展现在主席台前，这面五星红旗就是彭光涵9月24日在前门大栅栏赶制出来的。大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彭光涵说，通过那面国旗的时候，我在主席台举着我做的那面旗子，把它拉起来。我是站在凳子上的，那边是周尚瑛。

展旗的画面，是一个经典，也给历史留下真实和永恒的一页。

第十五个大忙人：傅英豪

1949年8月12日，电信总局技术处军用机组组长、军委通信部技术处处长傅英豪正在向部长王诤汇报工作时，王诤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周恩来打来的。

周恩来说，我们准备召开大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做东道主，请全国的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自己的国家，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声音是个大问题，因为麦克风的“风”吹不到远一点的角落。周恩来接着说，民主党派对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他们对共产党不服气。我们政协会议的内容再好，人家听不清楚你说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清楚影响会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王诤放下电话对傅英豪说：“这个任务自然是你的了，有没有困难？”傅英豪在延安时就是王诤的部下，只要沾电的活儿，王诤都通通交给傅英豪。傅英豪没有正面回答有没有困难。他到现场勘查，无论喇叭安在哪里，都解决不了回声的问题。离开会还有不到两个星期了，他绞尽脑汁，终于用化整为零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扩音器、朱德总司令检阅车上与扩音设备的连接装置、天安门广场的升旗设备，都是傅英豪带头设计、安装和调试的。

2015年2月13日，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看望慰问老气象专家章淹（左）

六

第十六个大忙人：肖松

开国大典上的游行群众总计约为30万人，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要保证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群众游行队伍必须预先演练。

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的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参加阅兵的部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典游行的群众也要进行演练。军队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如果说他们的训练很不容易的话，那么群众队伍的演练就更难了。

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筹委会决定抽专门时间演练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

第一次演练时，参加者虽然远不及开国大典那天参加的多，但也有十几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夜晚的光线很弱，虽然广场上已安装了3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上了吊灯和弯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十几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人与人乱挤在一起，谁也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呼喊声此起彼伏，各单位的领队急得不知所措。

聂荣臻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语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肖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华北学联主席、北京大学党总支书记。此时，他的职务是开国大典群众游行副总指挥。

肖松是个工作十分热情卖力的干部。在这次演练前，他已经苦战了多日，画草图，画进场路线、入场后位置、退场顺序。可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在实际现场实不实用，必须经过演练才能知道。而这次演练的结果是乱成一团糟，大出意外。肖松心理压力极大。他再次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确实是纸上谈兵，拿到实际中行不通，必须另想办法。在他绞尽脑汁、一筹莫展时，有人提出：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队伍站在哪一号砖上，如同戏院的座位一样，按号入座。

肖松听后，眼睛一亮，觉得这个方法好，马上行动，从此，天安门广场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如果统计开国大典中的第一，这显然也算一项。

但参加游行的队伍达到30万人，光靠简单的方砖编号还不行，还必须有到位的组织指挥。为此，肖松又在广场上设立了8个分指挥站，即3个学生分指挥站，3个工人分指挥站，1个市民分指挥站及1个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站。为了便于联络指挥，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群众游行总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在天安门西侧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站。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都戴着红色的袖章。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群众游行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这样一旦出现组织上的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负责人，解决起来也比较便利。在进入会场时，领队必须把表格交给入口指挥站。

这样一统计，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数达到30万。

当时，许多外国媒体报道对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说法不一，有说30万的，也有说40万、50万的。实际上，30万人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数字在开国大典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群众游行组织负责人肖松，一开始就对参加大游行的人数有过考虑。当时北京只有200多万人口，让30万人会集到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下发后，报名参加游行的格外踊跃，大出肖松意外。结果不得不做出一些限定，大致维持不超过30万人的数字。

肖松忙出了开国大典的有序进行。

第十七个大忙人：章淹

當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的任务时，章淹只有24岁。

1949年9月30日，在经历了再三的分析和讨论后，章淹在第二天的预报天气图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是10月1日开国大典当日的值班气象预报员。而她所在的华北观象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几个月的准备。

1947年，章淹从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进入华北观象台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后，这个被华北航空处通信科接收的观象台一共只有4名预报员，章淹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大学毕业生。

当通信科通知要准备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时，年轻的章淹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活动很重要。

当时，章淹她们需要查找历年10月1日前后北平的天气资料，然而华北观象台没有多少这样的资料，日本人留下的也不完整。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能满足需求，章淹就骑车去清华大学的气象台找。

“那时候我才做了一年多预报员，觉得以前十一下雨比较少，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太担心会有雨。”然而当把历年的资料铺陈开来，发现“十一”前后下雨的次数并不算特别少时，章淹开始感到有些紧张。

由于开国大典上有飞机表演，所以章淹她们一方面要观测当天的天气是否会影响飞机起飞，飞机在什么时候起飞最合适;另一方面要尽量保证飞机在空中表演时没有云层遮挡，使地面的群众能看见。

北京当时还没有那么多汽车，来天安门参加庆典的群众，多是凌晨两三点就起来准备，然后走路来到天安门。章淹说：“所以从头一天夜里开始的天气就要准备，因为游行是没法带伞的，如果把群众淋着了也够呛。”

那时候的气象技术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天气。在中国，人工影响天气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章淹说，如果那天一直下大雨也没有办法，只能提前或推迟飞机起飞的时间，尽量将影响减到最小。

当时的华北观象台刚刚由华北航空处从国民党的手中接收过来，人才和设备极度缺乏。每天只有一张欧亚地区的地面天气图，站点很不齐全。另有一张3000米的高空天气图，是根据地面气象站的数据推算出来的。

章淹她们只好求助于空军的气象部门。章淹说：空军航线上的观测点比我们密，空中的资料也比我们多。我们常常在下午把图画出来了以后，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报给我们一些站点的资料，我们再补在图上，这样凑起来就稍微全一点。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章淹她们只能靠增加观测来作预报。本来是8小时观测一次，为了开国大典，就改成每小时观测一次。

9月30日，章淹预计到第二天的天气不会特别晴朗，所以心里十分忐忑。“我们在夜里一直害怕，拿不准这个雨会什么时候下。”

10月1日，章淹和同事们寸步不离地守在位于动物园的值班室。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下了一点小雨，所幸下午就放晴了，并没有影响下午3时开始的大典。直到听见飞机的轰隆声以及有人大喊“飞机飞过来了”，章淹才放下心。

章淹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10次国庆阅兵的气象保障服务。后来中央气象台成立了天气研究室，她从预报组调出，逐渐转向科研工作。

“那段时间太困难了。”今年已94岁高龄的章淹回忆起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章淹忙出了开国大典雨过天晴的好天气。

第十八个大忙人：张桂文

张桂文，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开国大典时负责组建和训练第一支礼花部队并完成了开国大典施放礼花的任务。

施放礼花，什么是礼花？该怎样施放？张桂文当时不知道也不明白。其实不仅是他不清楚，就连参加组织开国大典阅兵的指挥员心里也都没底。

忙了几天，查找资料，但还是不清楚，便将问题反映到阅兵总指挥部。总指挥很快组织他们一连三次轮流在东单大华电影院观看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全过程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施放礼花的场面。

反复观看后，张桂文说，施放的礼花是集束的信号弹。于是，他找来作战参谋耿树平和训练参谋刘竞生。

初步商议后，他们认为施放礼花应找最高处的发射点。他们把北平的城门楼都跑遍了，连白塔寺也看了，但认为都不是理想的发射地。正在这时，总指挥部明确发射地点必须要以天安门为中心，根据这一原则，他们选定了6个施放礼花的发射点：北海白塔、景山、中山公园、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交民巷西口公安街东侧的邮政管理局大楼（今已拆除）、西交民巷东口西皮市的河北银行旧银行公会大楼。

选好点之后选调部队。当时担负首都卫戍任务的独立第208师由军区司令部直辖，师长陈金玉、参谋长李佩芝，与张桂文在工作上有来往。经向两位首长汇报后，他们爽快答应，并抽选最好的战士，交由张桂文指挥。

这时，施放礼花的装备已运到车站，装枪支与弹药的弹药箱摞起来足有半个多车皮。

忙完这些，张桂文便开始忙着训练部队。他根据任务特点，参照以往操枪动作要求，统一了队形。按照已选定的6个礼花发射点，每点配置一个排，分别由连长、副连长和一名排长指挥。队形为双圆阵势，内圆12人，外圆24人，每人间隔0.8～1米，前后距离3米，一律背向圆心面向外。这样的阵势在同时发射时，可保证有如喷泉直射空中，随后又向外翻飞，酷似一簇簇彩花在绽放。

没有训练场，张桂文就找到辅仁大学，借用他们的操场。没有观礼台，他们就临时搭了一个简易的台子。天天不间断地训练后，9月28日、29日分别在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进行试放，效果很好。

开国大典之时，张桂文检查了各个施放点，以保证万无一失。之后，他就在天安门城楼下守着电话。

晚8时，电话铃响起。指挥部命令：“施放礼花！”

张桂文立即拿起麦克风，向施放礼花的部队下达口令，但没想到一连三次下达口令，广场上的扩音器一点声音也没有，也不知是哪里出了故障。

在组训礼花部队的时候，张桂文就把所有的突发状况进行了预想，预设了三个方案：一是使用广场上的扩音器统一下达施放礼花的口令;二是在天安门指挥台上发射一颗绿色信号弹，作为各点齐放的信号;三是一点发射其他各点随之发射。也正是早有预案，张桂文并没有惊慌失措，在这紧要关头，他毫不犹豫地抽出信号枪，举向空中立即击发。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碧绿的“明珠”带着长长的耀眼光芒，腾空而起，划破夜空。

随之，广场周围的礼花发射点和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几乎同时轰然爆响，齐向天空射出了五彩缤纷的礼花。一时间，一簇簇“明珠”骤然腾起，有如五彩的喷泉，有如怒放的花雨，把开国大典的夜空点缀得斑斓夺目。随着礼花的每一次起落，从天安门广场传来的巨大欢呼声有如波涛涌起，一阵阵遍及全城。张桂文此时心情非常激动：自己手中作为辅助指挥的一枚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上的第一颗礼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