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

邓稼先

今年正值“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20周年，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再次多了起来，但对于他们投身核武器研制的激情岁月，外界却存在不少误读。

随着1999年张劲夫的署名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的发布，尘封30余年的核武器研制历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面临核垄断、核威胁之际，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要“自力更生搞出中国的原子弹”，邓稼先、于敏、朱光亚等人正是此时加入了核研制的队伍。

“邓稼先与妻子分开28年，没有和妻子通过一次电话，也未写过一封信。”“整整28年，邓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许鹿希在家苦等28年后，才见到了缠绵病榻的邓稼先。”在“杳无音信”“切断联系”等字眼的刻画下，极易引起人误读，但事实究竟如何？

往事并不如烟。于邓稼先而言，从事原子弹研制的28年是其人生中最繁忙而充实的时期，但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两耳不闻家中事”。据《解放日报》披露，这期间，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青海和四川的研制基地，偶尔回北京汇报工作时，他会回到西郊的家里，和妻儿短暂团聚——用邓稼先的话说，是“回北京出差来了”。

日常的忙碌也并未改变邓稼先的爱好，他始终喜欢听音乐、看戏。每当工作上有收获时，他总会听听贝多芬交响曲;在回北京开会或见领导时，只要晚上有空，邓稼先总会抽时间去看场京剧。他在剧场门口，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有富余票吗？”

戏迷们管这叫“钓票”。于敏也爱看京剧，但他不好意思去“钓票”。邓稼先不管这个，他还向于敏传授心得，如何从来人的脚步和眼神判断对方是否想退票。

后来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常常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间。到了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身体状况，组织上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回京后，于敏一家3代5口人住了个两居室。工作时他需要占用一间房，不准任何人入内。到了夜晚家人需要休息时，于敏就转移到厨房工作。

喜欢看京劇的除了他们俩，还有“最晚解密的两弹元勋”朱光亚。看京剧、听古典音乐、鼓捣着修些小电器是朱光亚的小爱好。长子朱明远记得，家里还有个“百宝箱”，里面放着父亲常用的钉子、螺丝等小配件。

朱明远结婚时，父亲送给了他一个收音机。一次，收音机出了故障，只得暂置一旁。谁知不久，收音机就被父亲拿去悄悄修好了，还特意留了张字条，告诉他哪个按键被修理过，使用的时候要轻一点。

尽管两弹元勋们从事的是绝密工作，但与亲人们仍心意相通。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邓稼先还没来得及庆祝，就接到一张返京的机票，此刻他的母亲已罹患重病。组织安排好一辆加足油的吉普车，并配备了两名司机轮流开车，将他送至乌鲁木齐机场。

而朱光亚在一次与挚友一起吃饭时，电视里正好播公报，提到氢弹研制成功。挚友问：“这帮人到底哪儿的？”朱光亚只是摇摇头说：“不知道，可能是某个研究所的。”

其实，朱光亚自己就是干这个事儿的，而他所在的研究所位于绵阳市梓潼县城西郊，这儿的167栋红砖房见证了科研工作者们的工作和生活。房间内，除了一些办公用品，也不乏小灶台等充满生活气息的生活设施。

与邓稼先仅一墙之隔的九院党委书记李英杰屋内，偶尔会升起缕缕炊烟。退休后的李英杰夫人，一度到这里照顾工作繁忙的丈夫。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退休后的妻子们偶尔赶来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而非外界传言的“与世隔绝”“与家人断绝联系”。在晚年，参加研制核弹的龙文光患上了肝癌，仍坚持在工作一线，他的妻子也不远千里特地来照顾。正是在家人与组织的照料与关心下，该团队先后研发出了第一颗原子弹与第一颗氢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