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入冬后，南方人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羡慕北方供暖”季。天寒地冻的季节，供暖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而如何保障供暖和取暖燃料的供应，是古代历朝历代朝廷的要务。

用哪种炭竟是身份的象征

唐代负责京城薪炭供销的专门机构是司农寺属下的钩盾署，当长安城薪炭供应不足时，朝廷又会特别设置 “木炭使”以加强薪炭的采运，木炭使常常由政府高官兼任，足见对薪炭的重视。

当时，长安的居民主要燃料是木炭，而木炭烧造场所主要是长安附近的南山，这一带的农民，多被编为炭户，成为专业的烧炭人，以供应长安。白居易《卖炭翁》一诗有“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但是，长安城薪柴的需求量太大了，附近的森林被砍伐几乎殆尽，到了唐朝中叶，长安城内薪柴已严重缺乏。为解决薪柴缺乏的困难，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木炭使黎幹曾建议朝廷开漕渠从外地调运薪柴。

与此同时，煤炭也进入了大都市长安，成为一些大户人家的炉中燃料。史料记载，当时江苏的徐州和山东的枣庄都产煤。但是，由于当时开采技术限制，煤炭的产量很低，能够进入长安的煤炭也不是很多，甚至成了权贵的专享物品。

长安还有一种更高级的燃料。据唐《开元遗事》载，西凉国进贡了一种“瑞炭”，长尺余，能连烧十日，而且热量高，没有烟，可见其质量之高。唐朝人受“进口”焦炭的启发，也开始琢磨制造这种炭。唐康骈《剧谈录》载，“唐乾符中（约881），有豪士承藉勋，日极口腹之欲，常曰：凡以炭坎饭，先烧炭一熟，谓之‘炼火，方可人爨。不然，犹有烟气难餐。”这里记载的炼火，就是烧制焦炭的过程。

对长安人而言，用哪种炭俨然是身份的象征，而怎么用，也颇有讲究。据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家）以炭（为）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燃于炉中，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炭不可参杂也。”用蜂蜜作为黏合剂，把炭屑搅拌捏塑成双凤造型，相当于现在的煤球，不仅耐烧而且美观，而这种操作显然不是一般百姓能做得到的，权贵的奢侈在燃料上就可见一斑。

雪灾引发的炭荒

燃料在古代不仅是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也在特殊时期考验朝廷的应急能力，这在宋朝尤其明显。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雪灾频发，造成了数次大量人畜冻饿而死的恶性事件。如何才能在灾害天气来临时，保障拥有百万人口的开封的薪粮需求，成为北宋朝廷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史料记载了大量开封冬季因雨雪天气造成的燃料危机。《宋会要·食货》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冬天，“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虽开封府不住条约，其如贩夫求利，唯务增长。”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其令三司置场，减价出米谷、薪炭以济之。”

为了应对雪灾，保障城市薪炭供应，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遇到河水结冰，便派沿河官吏伐冰通流，以便外地燃料的输送，并增加煤炭供给，减免税收，鼓励民间贸易，这些措施都大大增加了开封的燃料供给。此外，北宋朝廷还在开封建立了燃料常平仓，增加燃料储备，增强了遭遇雪灾时的抵御能力。

燃料危机引发的税收腐败

朝廷对燃料的保障有时不仅事关百姓生计，还关乎民心向背。

明代嘉靖年间，因为薪柴燃料供应不足，朝廷鼓励民间在北京西山采煤。此举虽然解决了北京的燃料供应，但因征税问题引发了矿工、煤户大规模进京请愿的风潮。

明代西山的煤窑，大部分都是民窑。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太监王朝负责向西山一带民窑征收矿税：“先是，采煤止奏内官监马鞍山黄树园地方官窑一处，后王朝蔓将西山一带概行征扰，且私带京营选锋劫掠立威，激变窑民，几至不测。”王朝为了多征税，擅自扩大征收范围，并且动用军力强行征缴，致使窑民愤怒，直接涌至宫门前请愿。

王朝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倒打一耙，向神宗谎称窑民私开煤窑，欺隐窑课，率众殴打差役。神宗下旨调查并捉拿相关人等。内阁大学士沈一贯负责调查，他见矿工拥至京城请愿，了解到实情后，立即上奏请求将王朝召回，请神宗不要因一面之辞而影响到做煤之人、运煤之夫、烧煤之家的生计。

其后，经太监陈永寿奏请，神宗才命王朝回宫应役，让陈永寿接手该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随着全国矿使的召回，西山的煤税才停止征收。

燃料在古代不仅是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也在特殊时期考验朝廷的应急能力，这在宋朝尤其明显。

采煤禁令背后荒诞的风水之说

煤炭开采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就已有开采煤炭的记载，然而，清朝却有一些迂腐的官僚以“风水之说”竭力禁止开矿。

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这些说辞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却成了一些官员禁止采煤炭的依据，并在全国大行其道，各地都有禁止采煤的规定。这些禁采令致使全国的煤炭生产滞后，其中北京地区的采煤也大大受到了制约，影响了京城百姓用煤。

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时刻关心着百姓冷暖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学士赵国麟，他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解除煤禁的奏折，上给了乾隆皇帝。他在奏折中这样写到：“臣请敕下直省督抚，行令各地方官查勘，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将见煤禁一弛，费值少而取用宏，民之获受利益永永无穷矣。为此具折奏请，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很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禁令，要求“凡产煤之处，悉听民间开采。”乾隆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了本省煤炭資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一个全国范围的煤炭开采活动就普遍发动起来。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都增长很快。据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北京居民的用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