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迹

2014年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一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与项目所在的富有村村民发生冲突。该事件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引发各界关注。刚上任两个月的高劲松成了“救火队长”，他几次赶赴富有村安抚群众，还把该村定为自己的联系挂钩对象。高劲松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列席会议的县区委书记“认真对照焦裕禄、杨善洲等先辈先进，想想权力从哪里来。”

权力从哪儿来，高劲松恐怕并没有想清楚，但怎么去的世人皆知。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仅仅半年后，他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作为当地连续落马的第三任一把手，有人评价其称，“救火队长”不好当，弄不好反而引火烧身，落得和前任同样的下场。

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仅仅半年后，高劲松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

“救火队长”踌躇满志

一地的政治生态在连续遭到破坏后亟需改善，作为敏感时期的第三任，他们往往临危受命，到任之初身负“救火队长”之责，还有不少是“空降兵”身份。

高劲松上任后，其就职演讲曾让一名退休干部深受感动，“省委决定我到昆明担任市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唯恐有负重托、有负使命。”

此话有迹可循——在其上任前一个月，前任张田欣落马。比起高调的前任，高劲松在昆明留下的口碑比仇和好一些，不少人认为其低调务实，与前任的风格截然不同。

作为省委特派的“空降兵”，为了尽快打开局面，高劲松甫一上任就四处走访、调研，充当起“救火队长”。他提出了一些“灭火措施”，一改往日低调做派，频繁在当地媒体上亮相，许多人感觉他“好像一下子冒了出来”。

当地媒体人称，2014年7月16日，张田欣被宣布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同一天，时任曲靖市委书记高劲松召集多家媒体参加座谈会。会上，他没有照读讲话稿，而是夸耀自己的政绩和口碑。几名参加了此次座谈会的媒体人回忆，虽然那时尚未任命，但高劲松已经在为自己调任昆明造势了。赴昆明任一把手后，高劲松便拜访昆明各大媒体，努力与媒体维持良好的互动。

一开始便营造自身良好形象的不仅是高劲松。

2007年7月，时任安徽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杨振超赴淮南担任市委书记。他的前两任市委书记陈维席和陈世礼此前先后落马。作为安徽土生土长的官员，杨振超的简历中不仅有60后的“年轻”标签，还有着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等标签。外界对其颇为看好。

“救火队长”杨振超上任后便开始在当地“厉声反腐”。对于前任造成的官场余震，他多次在会上强调，“把握为官做人的底线，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依法依纪惩治腐败，要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淮南因煤而生、依矿而建，前两任市委书记落马导致的官场持续地震，也让这座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发展方面面临极大的压力。杨振超主政后，提出了“改变长期形成的低端、粗放的发展方式，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求新求變的发展理念得到了当地一些人肯定。

作为被上级委任的“救火能吏”，往往能在赴任履新之初迅速打开局面，但在其显赫的政绩背后，也潜藏着风险。

2013年3月，衡阳破坏选举案案发，数百名党员干部涉案。时任怀化市委书记的李亿龙临危受命，赴任衡阳市委书记。此前，深涉贿选案的原市委书记张文雄和童名谦都已落马。李亿龙在就职大会上表示，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社会稳定好，把衡阳发展好。

如何收拾衡阳官场震荡留下的残局，考验着李亿龙。在主导调查破坏选举案中，李亿龙负责的谈话对象，一般都约谈了10次左右，最多的谈了近20次。2013年6月底，衡阳党建网挂出一份长达4500余字的干部任免通知，一口气宣布了100多名官员的任免决定。此后三个月内，衡阳又密集公布了数百名干部的任免通知。

以大刀阔斧的魄力整治破坏选举案后的政治生态，李亿龙受到上级肯定。可这种魄力慢慢蜕化为霸道。他在处分干部的同时，又提拔了一批顺从他的干部，在人事安排上可谓独断专行。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认为提拔某干部不符合程序时，李亿龙直接训斥：“让你提拔就提拔，信不信把你免掉。”被寄予厚望的“救火队长”在当地点起了“邪火”。

暗流涌动

前两任连续落马后，第三任继任者往往面临复杂的政治生态，如何在荆棘丛生中盘活“烂摊子”，进而“逆袭”，是一道复杂的考题。

履新淮南之初，杨振超便遭遇了一瓢冷水——搭档市长曹勇跟他“不搭”。一次，杨振超安排政府办公室一名干部，在当地市委市政府指定接待宾馆为其虚列招待费，相关账单报销时被曹勇拒绝签字。性格非常强势的曹勇，让作为一把手的杨振超，在淮南5年多时间里几乎无所作为。也因此，杨振超在当地留下了“不作为的庸官”印象。

在十八大后安徽各地掀起的反腐风暴中，淮南是为数不多的原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双双落马的地级市。

如果说杨振超是身为一把手却没有存在感，那么李亿龙则是因为其“一霸手”的作风给当地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李亿龙在当地有“换字书记”的名号。这源于其履新不到一个月，便将《衡阳日报》沿用了数十年的报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变脸”三次。其自诩的“霸蛮”作风可见一斑。

李亿龙不仅充当“地下组织部长”，其膨胀的权力还招来商人的围猎。私下里，当地一些私企老板开始巴结，而他也来者不拒，与之称兄道弟，一些工程项目，随手一指就给了谁。

李亿龙的亲属也成为围猎对象。其女李璇伙同熟人张承轩，借用打招呼等方式，促成其节能路灯项目在怀化落地，事成后按照项目合同金额的8%收取了对方高达300万元的“咨询费”。其妻杨岚也借用他的影响力，为他人在承揽工程、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

继任者的风格迥异，有人强势，迅速打出一片天地，有人却无力“接盘”。

比如高劲松，他在昆明上任时，虽然被赋予厚望，但接过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彼时，仇和时代透支式发展留下的隐患，以及张田欣任上的毫无建树，让昆明之前被掩盖的多重矛盾集中爆发。声势浩大的呈贡新区被媒体称为“鬼城”，尚未摆脱靠卖土地过日子的窘境。而投入巨资的滇池治理也远未达到预期目标，昆明市分管滇池治理的领导一度还被国家环保部约谈。此外，多个城中村遗留的半拉子工程也成了对他这个继任一把手执政水平、执政智慧的考验。

高劲松落马后，可从法院判决书中得知，他早在2000年起就开始受贿。在昆明五华区、玉溪、曲靖等地任职时，他已在项目贷款、土地置换、工作调动等方面为人谋利，大肆受贿。但昆明当地官场人士指出，即便高劲松在就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前没有违纪，在当前面临的种种发展瓶颈下，他也有多道难以逾越的坎。

重蹈覆辙 末路唏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连续两任前任落马后，新任一把手本是肩负整顿吏治、激浊扬清之责，然而不少“救火队长”最终也出现在落马名单上。

“救火队长”重蹈覆辙，有的出人意料。比如一向低調的高劲松在出事前，坊间基本没有什么传言。听到他落马的消息，许多人都感到吃惊。一名昆明媒体人看到同行发来的微信后，还特地打过去问：“消息是否确切？”

“两面人”李亿龙还曾给党员干部们上过廉政党课，大谈要正确用权守官德。

而有的人则早已露出了落马迹象。

2014年4月17日，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熟悉太原政界的知情者透露，申维辰被查，与其在太原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涉嫌贪腐、在地产开发上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不无关系。

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申维辰多次因地产开发问题遭市民非议、举报，其在太原市龙潭片区旧城改造拆迁过程中，涉嫌廉价变卖国有土地给地产商，并在龙潭片区动迁过程中存在强拆等情况。

就在申维辰落马前后，山西省多名官员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这些官员中，大都曾在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期间，在与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任职。

申维辰落马是因为被当地群众举报，而杨振超则是被死对头拉下马。

2016年2月28日至4月27日，中央巡视组对安徽等四省开展“回头看”。此后的5月24日，杨振超被查。而他的落马也早有迹象，因为此前，其在淮南的“搭档”市长曹勇于2014年11月涉嫌严重违纪被查，2015年7月被“双开”。

死对头曹勇遭查处后，其亲属甚至常住北京，长期向有关部门举报杨振超的违纪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安徽政界即有杨振超可能会落马的传闻。

“救火队长”们曾被上级寄予厚望，但迷失初心的他们最终走向了“断头路”。

高劲松在多地任职“低调”贪腐后，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落马，共收受他们财物共计人民币1191万余元，最终因犯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30万元。

“两面人”李亿龙还曾给党员干部们上过廉政党课，大谈要正确用权守官德。但在2016年3月，中央对湖南省开展巡视“回头看”，期间巡视组不断听到李亿龙“为霸一方”的故事。李亿龙在被湖南省纪委带走的当天，衡阳下辖的一县级市市长还给他送上5万块钱。可见“救火队长”治下的衡阳政治生态“恶化”之深。落马后，李亿龙在其忏悔书中承认了自己在选人用人、工程建设、个人作风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从“救火队长”到阶下囚，这些身负重塑当地政治生态之责的市委书记上任之初踌躇满志，做足了表面功夫，不久便原形毕露，露出了贪婪本质，最后栽倒在腐败泥沼中。如此重蹈前任覆辙，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