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茹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图书档案信息介质有明显的客观物质性、广泛的工具性和明显的演变性。各类信息介质作为信息承载的物质条件，是图书档案信息内容赖以遗存的基本形式。内容和形式是任何事物存在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必要条件，就如同一张纸的两面，缺一不可。但在分析和认识内容与形式的作用和地位时，人们往往会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内容存在的外在介质，它是为内容服务的物质外壳。这种观点一直是认识论的主流。也是研究图书档案学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过多地重视了内容的决定作用和存在意义，但是，形式对内容的决定性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的专家认为图书档案信息的介质和符号是统一的，二者不能割裂开来认识，甚至认为形式即内容。这样的观点虽然有其武断之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图书档案信息的形式变化对信息内容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对图书档案信息管理制度的影响。

当今社会，信息是极其重要的资源，图书档案是信息资源的重要部分，国家的信息资源绝大部分存在于图书档案之中。对于图书档案管理服务的研究是探索未来图书档案信息利用的主要课题。在网络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叠加融合发展的今天，图书档案信息管理制度的走向对图书档案信息利用的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纵观图书档案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信息介质的演变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图书档案信息的媒介载体发展对图书档案信息管理制度的作用不可小觑。当今的图书档案信息与新媒体技术紧紧结合在一起，它将揭示未来社会信息应用规律，以及图书档案信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如何科学利用好新媒体，设计符合发展规律的图书档案制度，发展好图书档案事业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图书档案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组织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存在了。有明确文字可考的记载也在五千多年前出现了。当文字成熟后，用来标注事务的档案就形成了。图书档案与零散随机标注的信息载体不同，它是成系统的信息存在和社会成员有意识、有目的的信息专门性收集、整理和利用。它是人由蒙昧到文明转变的标志之一，并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从楔刻文字、纸草文字、甲骨文字档案到纸质抄写档案和纸质印刷档案，再到图片照片档案，以及影像、多媒体档案，构成了一部以介质演变为脉络的档案发展历。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图书档案使用的发展和进步与媒介的更新换代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很有必要就图书档案介质演变对图书档案利用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承载图书档案信息的介质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从社会群体有了自觉的组织意识和组织观念起，作为组织存在和运行的标识、记录、依据等的信息档案就自然形成了。随着人类的延续，社会组织的演变，文字的成熟，特别是氏族部落和国家的出现，图书档案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原始到成熟，图书档案事业也随之壮大。所有图书档案赖以依托的物质媒介也经历了天然物质介质(非加工实物、加工实物)、人工合成介质(铸文、纸张、化学图片)、电子介质(文本、声音、图像、多媒体)发展演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新媒介代替旧媒介的过程，而是新媒介在已有媒介基础上的叠加。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图书档案介质的更新换代过程中，信息存储技术的核心作用。信息存储技术是对一系列图书档案介质更新进步的巨大推动，也是图书档案介质发展的原动力。信息存储技术既是图书档案存在的前提，也是图书档案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作为档案存在的基础性条件必须是这些信息可以留存。对于供查的依据和凭证，保存是它的前提条件。存储技术的水平，直接标志着图书档案利用的水准。人类在信息技术探索的历程中，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大容量的信息储存介质。所以信息存储技术是图书档案利用效率的标志性要素。下面就图书档案介质和图书档案信息存储技术的演变和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按照现有记载，人类的图书档案历史可推溯到几千年前。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经验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局限，用以标识和推进组织(氏族、部落、同盟)内部管理和交流的信息介质主要来自天然采集的自然物质。根据初期组织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分为非加工实物和加工实物两大类。这两种类型的信息介质可以明显地传递出组织形态所处的文明层级。非加工实物阶段的信息介质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原始形态和初级形态；加工实物阶段的信息介质标志着人类社会组织进入文明门槛的自觉意识阶段。

一、非加工实物介质

旧、新石器时代，生产加工能力极其低下。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群体的人们出于交流和管理的需要，必须有共同约定的信物和标志物。这些东西作为群体的信息负载介质，可能是一些初始文字尚未成熟，文字的内部结构系统还没有成型，因此符号数量极其有限，所需信息的承载物的要求并不高。由于人们的分工和社会交流内容还很单调，人与人的相互联系还停留在生物本能和群居必要联系的阶段。其时的社会组织管理意识和手段都处在自发阶段。由于文字尚未成熟，所以也没有所谓图书的概念。这一时期，图书档案意识尚无明确思路，只有属于公共财产的图腾、崇拜物或者一些用以标志的公共标识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群体组织图书档案就是一些非加工的实物，例如：兽皮、植物标本、形态特殊的石器、动物骨骼标本、其他自然界的各种生成物质。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图书档案介质的非加工实物阶段。

在图书档案的物质介质非加工实物阶段，应当是处于原始社会中后期的氏族和部落早期。此时相对稳定的组织群体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维系氏族或部落的记录、指挥和标志性群体管理工具，即一些群体约定使用的非加工实物专政工具(可能是一些标志性的禽兽和植物标本、玉器和石器或附着在这些器物上的带有标识、记录、崇拜和图腾性质的尚未成熟文字)。这些具有仪式感的物质工具具有公共性、标识性、组织性、指向性、权威性、宗教性、实物性和档案性。其时，尽管由于文字未成熟而没有图书的概念，且图书档案意识思路不明，但它们的档案管理制度却有着较清晰的归属性和保护意识。由于这些非加工实物大多属于社会群体内部的组织性和专政性工具，它们引导和制约着所属成员的信仰和行为，因此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虔诚的保护。这些作为部落或氏族神器的东西被群体以较高规格的宗教性仪式加以保护和传承。此时间段的可以称之为档案的此类非加工实物，以自然形态的实物介质被拥有它们的群体组织以特有的方式加以保存和利用。使用他们的场合一般都和内部重大的决定和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些档案都有专门的人员保护，有着特殊的使用规定，哪怕这些规定是极其简单、幼稚、可笑，甚至是荒诞的。

二、加工实物介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图书档案的物质介质出现了质的飞跃。文字一经被利用，它由符号替代显示的便利性和标识功能就在人类记录生活和交流信息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潜力。由于文字是记录语言和思想的符号，它具有符号标识的任意性，文字几乎可以标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介质无法形象显示的精神领域。作为人的类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有一个特质是在于它所标识的人的思想意识是以人的思维规律为存在前提的。从这个角度理解语言的起源，可以考虑人类语言进行交流不只是人类的自觉创造，而应当是人们的自然选择。过去的观点一直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今天看来，文字并不仅仅记录语言，它还标识和标志大量非语言的意识、事物、形象，甚至抽象的东西。所以文字的出现对图书档案的存在和发展意义重大。文字一经出现，图书的概念落地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依托介质获取的难易程度。最初的图腾符号具有文字的特性，但是大部分缺乏系统性和便利性。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字利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真正促进文字发展速度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因素。人类获取文字依托介质材料的能力，严重制约着文字的应用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文字依托的纸草、泥板、石刻、石板、泥塑、甲骨、竹简等出现的时间和利用程度，特别是它们所属文明的文字发展程度加以印证。苏美尔文字(楔形文字)(Cuneiform script)出现于西元前31世纪，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该文字写于泥板、石头、金属、蜡板上。埃及的纸草文字写在纸莎草上，它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部分，古埃及的纸草文字被古希腊、腓尼基、罗马、阿拉伯人们传承，使用近三千多年。到了公元8世纪，我国的造纸技术经中东传到地中海地区，莎草纸才逐步衰落。汉字的发展经历了石板、甲骨、铸塑、竹简、纸张的主要历程，每一种介质出现和使用的时间都明显地传达出介质获取的能力与文字使用的数量成正比：即介质的物质容易得到，那它所拥有的文字数量就增加，反之则很有限。纸莎草的获取难易度决定了古埃及文字的普及范围和成熟程度；可用于锲刻的龟甲和兽骨获取难度决定了甲骨文字的使用范围和普及层次仅仅限于贵族阶层；楔形文字的使用和普及也与他们使用的泥板、石头、金属、蜡板获取的工艺有着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获取最初的文字介质时不是主动选择了某种介质，而是被动地被他们所生活的物质环境所制约。这也就是为什么同在地球的北半球的一个时间段内(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3000年)，人类创造的最初文字形态各不相同的原因。所以，楔形文字、纸草文字、甲骨文字形态各自不同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被创造初期不得不选择的物质载体。

文字作为一种替代思想信息和标志意向的符号，一定得依赖物质介质存在。这种介质一旦被使用后，就会随着文字的功能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特别会受到使用它的社会组织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因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但文字的记录性使它在交流的基础上具有了明显的政治工具性。由于统治集团和贵族阶层对文字的需要，他们会千方百计寻求和加工文字介质材料。与此同时，由于统治者和贵族对这些介质材料的青睐，又带动了整个社会对这类物质的重视和追求。所谓“洛阳纸贵”就是此理。文字产生早期，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人类对文字介质加工的能力往往是随着文字使用的经验而不断提高的。所以文字负载的介质材料在文字使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加工工艺会越来越精。于是图书档案的物质介质由非加工实物阶段进入了加工实物阶段。如：泥板、石刻(石板)、金属、蜡板、泥塑、纸草、甲骨、竹简等。

当人们根据需要主动去加工整理文字介质材料时，一定会对这些材料的性能和类别加深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和创新文字介质材料。无论是纸草、石刻(石板)、甲骨，还是泥板、蜡板、竹简、泥塑、金属铸字，都一定经过一个对这些材料的原始利用——初步加工——合理分类——精细加工——升级换代——材料研究保护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介质材料的认识越精准到位，文字信息的利用率就越高。文字利用率的提高对社会的影响又反过来刺激了人们对介质材料加工的更新换代。所以文字的使用推广是与其依赖的介质材料的挖掘和加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发展过程。所以到了文字被重视而大量使用后，图书档案介质的发展就进入了对实物介质加工整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图书形成的条件才正式具备，成批量的文字介质可供使用，加之对介质材料的保护措施日臻完善，使许许多多的文字可以被设计出来。当文字数量达到相当规模后，文字内部的优胜劣汰革新速度也开始加速，文字的规范的价值被认识，统一文字的概念在一个社会组织中自然而然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相对统一的文字体系出现了雏形，文字的推广在社会成员的共识下，快速发展。社会对文字的需要越来越广泛、深入。特别是氏族、部落、早期国家的上层统治者，在实施组织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的文字材料和重要档案越来越对。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文字的存在导致了图书的概念的出现。于是我们看到了成批量的楔形文字(泥板、石板、蜡板)、大量的古埃及纸草文字、难以计数的中国殷墟甲骨文字、秦汉魏晋的竹简文字，以及各地出现的泥塑文字等。例如在中国侯马曲沃出土的古晋国结盟档案石板朱砂文字——侯马盟书。这些石板、石刻、泥板、泥塑、纸草、甲骨、竹简等文字介质材料都是对天然实物材料的整理加工，并未再造出新材料。我国商代采用穿扎成册之法保管甲骨档案；汉代采用绳束竹条分类保管图书档案；汉代也用丝绢装裱保存图书档案；由于介质限制导致的档案数量有限，唐代才能用三年一拣除档案鉴定制度；宋代能采用较细致的分类编录，是得益于泥活字印刷术。由于介质材料的原始性，古代社会出现的图书档案思路和方法基本是凌乱的、局部的、经验性的，不可能形成结构合理的体系，但它们都是近代图书档案学形成的必备条件。

这种情况是图书档案的早期阶段。此时的图书档案发展受到自然实物介质采集能力的限制，因此图书档案信息保护水平受到人类对这些天然介质物质控制的制约。信息的保存和利用，也是建立在对这些天然介质物质的管理水准上。此时的图书档案管理尚处于图书档案事业的起步阶段，对天然物质的研究管理，就是对图书档案管理的前提。又因为天然物质本身有原生态体积，且容易老化、变质，保护难度极大，所以，此时的图书档案管理制度不可能非常丰富、精细，它具有介质容积大、信息储量少、保护人员多、图书档案场所稀缺的特点。由于此时图书档案介质获取依赖自然力量，就制约了人们对自由获取文字介质材料的渴望。这样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人类对自由创造信息介质探索和实践。有志者事竟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工合成介质的时代很快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