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爽 霍慧玲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庐隐是五四时期和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我国“五四新女性”代表人物。她们共同在五四运动中接受新文学的洗礼，并先后加入文学研究会。相同的时代背景，相似的教育背景，产出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冰心的文章充满温暖含蓄的闺秀气质，同时有着强烈的安抚人心的效用。而庐隐的笔下尽是人间凄苦、满目苍凉，浓重的悲剧意识成为她作品的全部基调。

一、抹不去的童年阴影

庐隐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官绅世家。上有三个哥哥，本应是家中掌上明珠的她，却因为出生之日正逢外婆去世，深为母亲不喜，自小寄养在奶妈家中。加之身体孱弱，多被厌弃，自幼在恐惧中挣扎残喘。母爱的缺失是她人生悲剧意识的源头。庐隐的童年并不完整，没有得到完整的爱、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下长出的是一颗敏感的、战战兢兢的心。害怕失去、害怕残缺、害怕遗弃。童年的生活就像烙印，烙在血脉里，刻在文字中。阴郁与苦闷是她作品的一贯基调，感伤的气氛弥漫文字间。

庐隐自幼失爱于双亲，强烈的个体和独立意识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很小便学会了抗争，从高小到女高师，她一路坚定自己的选择。家是爱，是养成，是温暖，就像掌心的曲线，蜿蜒曲折、细细碎碎地构成了一个人的全部。家是记忆，是回望，是刻在脑海里的根祖情缘。就像大海之于冰心，呼兰河之于萧红，浮华洋场之于张爱玲，代表着不同的温度和感触。她们在自己的记忆空间里肆意书写着爱与怨、亲与愁，青春与梦想，激情与落寞。

二、个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推动了现代中国“人”的诞生，尤其是“女性”的诞生。在此之前，中国女性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没有独立的发声权。五四运动催生了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作家。1919年，庐隐考上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以“女高师”为名的七年中，培养出一大批显耀的学生：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程俊英、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孙继续、钱用和、任载坤、许广平等。

(一)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

1920年初至 1921 年间，庐隐多次参加学生会、同乡会活动，参与刊物编辑，在《晨报副刊》、《批评》半月刊、《人道》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妇女解放问题、思想革新，人生观、社会观之确立以及新文艺理论发表看法，而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点，彰显着她与五四运动纯正的血统关系。相较于男性，女性成为女性知识分子、女性作家的道路要困难得多。男性只要从传统士人转向知识分子即可，而女性必须先冲破女子“无学”这一障碍，而后再谈学什么，怎么学。她们身上有着强烈的文人自觉，主动担负着文化传承和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在那个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都曾走上过女高师的讲台，将最前沿的思想风潮带进校园。这不仅拓宽了学生们的思想维度，更激起了女性对于自身角色和人生的思考。庐隐在其自传中写道：所谓人生观也者，亦略作雏形。

五四运动加速了思想界的革故鼎新，推动一切先进的理念走向实践。此时，大学占据新文化理论的至高地，大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学校为新女性的诞生搭建了广阔的平台，重塑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但也增加了她们和社会间的鸿沟和疏离感。一旦接触社会，她们才知道，这种自由和思想压根为世俗所不容。而这对于这些于新旧交替的裂隙中诞生，意气风发的女作家来说根本是不可容忍的。于是，她们执笔作画，在中国文学史的画廊里刻画出一大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论是首开先河的庐隐的《滨海故人》《象牙戒指》，还是冰心《最后的安息》，作品中都描绘了一个个生动可爱，执着勇敢的女性形象。

作品中还有一部分女性形象，许是因为家庭中男性角色的缺失，或是对周遭男伴的失望，导致她们并不能跟周遭的异性自在地交往，反而同性间更容易产生惺惺相惜的感情。庐隐《丽石的日记》、凌叔华《说有那么一回事》则纯粹是少女之间的同性恋情。它直指旧式婚姻对女性的伤害，在没有找到良好的两性关系架构时，她们只好把感情暂且转移到同被洗礼的同性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更提倡情爱，而不是性爱。庐隐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在找到能够“立”得起来的有为男青年之后，这种爱恋自然消失。在这些许多的同性恋情描写中，对情的描写要远远大于对性爱的描写。所以，这些恋情更倾向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每一个新女性找到的精神伴侣就如“镜中我”一样，她需要的是肯定、欣赏和鼓励。

(二)爱情意识的觉醒

鲁迅说：五四时期，人之子醒了，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爱情在这些最先醒来的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她们大胆而热情，她们争取爱情的主导权。作品中的男性，非但从思想行动上无法与积极可爱的女性们相匹配，甚至在婚姻中还总想享齐人之福。既贪恋新文化女性的热情与朝气，又不舍旧式女子的温良恭顺。既如此，便只有那热切积极的新女性，为了至高无上的爱情，跨过道德底线，难免沦为世人嗤笑的角色。石评梅在《这是谁的罪》中写道：若要在恋爱与道德之间，系一条准绳，那受批判的就只能是犹豫不决的男人和万恶的传统婚姻制度了。

不同于积极灵动的女性形象，庐隐笔下的男性形象是被忽视和贬低的，显得苍白而虚弱。《一个著作家》中的邵浮尘，无法战胜金钱的诱惑，亲手送别自己的爱情。《父亲》中的“我”，恋上庶母，却畏惧各方压力，最后看着爱人抑郁而亡。相比较怯懦的男性，另一类道貌岸然、玩弄女性的男性，则更为作者所不齿。庐隐的所有作品几乎都离不开爱情，但她对于爱情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鼓吹与歌颂。冷眼旁观个中曲折，一面赞美，一面嘲讽。她既相信爱情的伟大与坚贞，也嘲讽其虚伪与做作。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并不系在男人身上，男人并不是爱情的必备要素，伟大的只是爱情本身。她一边赞美爱情的伟大，一边嘲讽人性尤其是男性的狭隘自私。冲突经常存在于男女之间，对于爱情的种种形态描写，直刺人心。这种嘲讽是对男权社会的蔑视，更是对包办婚姻、封建家长制的蔑视。

张爱玲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易卜生的《娜拉》以及受其影响诞生的五四“娜拉”小说，开启了中国女性用“出走”的方式，反抗传统婚恋制度的时代。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作为最早觉醒的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囿于时代，囿于经历，囿于环境，其觉醒不能说是彻底的，更像是从一个池沼逃到另一片未知的洼地。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娜拉出走之后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不是堕落，便是回来。在男权社会中，作为第二性的女人是没有出路的，爱与不爱都是痛苦，出走与留下的结果没什么区别。传统社会秩序不改变婚姻，只是从父权之家去往另一个夫权之家。因此，庐隐笔下的亚侠投湖自尽，丽石郁郁而终，沁珠、蓝田也以死求得解脱。但死亡并不意味着妥协，而是挑战，是控诉，是以自己的生命敲响的丧钟，是反叛者的最强音。

三、娜拉式出走的践行

自鲁迅《狂人日记》掀开了日记体小说的帷幕后，一大批女性作家开始频繁地使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庐隐的《父亲》《丽石的日记》《蓝田的忏悔》，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等。究其原因，日记体小说更切合作家的生命体验，表达她们的创作理念。五四运动给她们带来强烈的思想震荡，她们急需一个宣泄口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困惑、迷惘、忧郁。好多情绪的宣泄是很私人的，无法公之于众的。那么，日记体无疑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相较于丁玲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目的性，庐隐的创作则更多的出于文艺自觉，坚守而纯粹。她的文学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切身经历，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随处可见作者的影子，这对于后人走进作者内心世界是大有裨益的。她自带的阴郁气质和小说主人公的悲切苦闷高度契合，将其艺术审美达到最大程度的绽放。

庐隐演绎了娜拉出走的结局，验证了第二性仍是女性的标签。不是所有人都有着鲁迅先生的深刻，大部分女性、女性作家仍满足于决定出走那一刻酣畅的宣泄。而对于后果，则选择了逃避，不去思考。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若是装睡的群体，那便更难了。当时新文人的婚恋观，处处弥漫着矫枉过正的气息。

(一)坎坷的感情经历

作为妇女解放的先行者，庐隐扛起了一面觉醒和反叛的大旗，却亲自体验了这步步泣血的征程。一路上都在寻找耀眼的明光，却不知，她自己就是发光的球体，驱散了一路的阴霾。以爱浇灌，可以开出明朗的花朵。可若以孤独和无望撑起的童年，又怎会是鲜艳的人生呢？她在孤独中前行，在执拗中成长，三次爱情、二次婚姻，悲情色彩充斥着全部人生。最讽刺的是，三次决定都是庐隐自己做出的，她亲手将自己送入濒于毁灭的无妄之地，劫后余生开始的却是另一场葬送，爱情在这一次次赴死的过程中支离破碎，信仰在分崩离析中溃散，存在亦是逝去，所信尽是虚无。

与林鸿俊的订婚，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是年少时的倔强，是在尝试反抗的后果。然而反抗成功的代价却是不合适的自省，好聚好散，倒也干脆。之后，与郭梦良——一个有妇之夫的婚姻，才真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洞穴中的螟虫，看到光便以为得到整个世界，却不知，会将自己引向更加黑暗的深渊。两年之后，郭梦良病逝，留给庐隐的只是一个不足一岁的女婴。庐隐悲恸不已，常与石评梅痛饮、哀号。郭去世之后，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并没有随之而去，反而愈演愈烈。庐隐在婆家无处容身，只得带着孩子重新踏入社会。

面对爱情，庐隐每次都如飞蛾扑火一般，可迎来的却是无以言表的难堪。此期间，她的作品《灵海潮汐致梅姐》《寂寞》《寄天涯一孤鸿》的风格俱是悲切而哀伤的。从某种角度说，李唯建确是她的救赎。九岁的年龄差异，个人经历的大不相同，俩人的恋情如绚烂的水花，看似美好，却激起了巨大的声响。

(二)“恋爱至上”的道德观

1918年《娜拉》的发表被新文化界称为中国 “离婚问题的第一声”。随后, 瑞典女作家爱伦凯的“恋爱至上”理论在中国广为传播,为当时狂热推崇恋爱自由的新女性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她认为，有爱情但不被法律认可的爱情是可以存续的；若没有爱情，即便被法律认可，这段婚姻也是不道德的。这种观点，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同时对所有保护婚恋制度的条框提出了质疑，也将“离婚自由”这一论题推向新文化变革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中国现代女权第一人”，庐隐怀抱着“只要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这种惊世骇俗的信念，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有妇之夫郭梦良。一夜之间，仿佛所有炙手可热的文人们都需要离婚，比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茅盾等。

“五四新女性”是在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启蒙之下诞生的特殊存在。强烈的追求个体意识、女性意识、存在意识是她们的特征。她们强烈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精神独立、人格独立，将柏拉图式的爱情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然而，片面的追求爱情至上，难免会在新旧思想秩序的边缘彷徨，模糊道德标准，越过道德底线。恋情中尚且容不得三人行，何况婚姻关系？所以悲剧必然发生，难过的尤其是那个不为世俗接受的第三人。文化启蒙，启的是不开之智，救的是蒙昧之人，变革不意味对既有秩序的全盘否认，在此过程中，思辨尤其重要。然而在爱情方面，早期的新女性，最不缺的恰恰是这一腔孤勇。

(三)性别关怀与伦理保护

庐隐婚后，随丈夫去婆家，尽管自己受到了种种委屈与不堪，可她先想到的仍旧是原配夫人的不幸——没有爱情且无独立之精神的女性。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是喷薄而出的新一代，是以明亮与坚持对抗黑暗的一代。她们从旧时代走来，满怀希冀拥抱新时代，她们的笔触上同时具有两个时代的印记。她们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但比个体意识更强烈的是性别关怀，是伦理保护，这种意识形态就注定了她们挥之不去的彷徨与挣扎。庐隐的不幸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即便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她们的命运也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庐隐的纯粹。向往纯粹的爱情，渴望美好生活，把爱放在首位，却点滴书写了自己的悲剧。

女性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漩涡中心，她们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对旧社会的女性抱有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这种关怀使她们一旦遇到冲突便容易妥协。这种妥协反映了新女性内心矛盾与挣扎，也使正义的声音难以完全表达。她们彷徨于新旧道德规范之间，她们徘徊在正义伦理和保护伦理之间，她们挣扎在个人权利和性别保护之间，作品充满了欲语还休的悲情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