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瑛 白 琳

(1.山西大同大学 浑源师范分校，山西 大同 037400;2.山西大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形态，深深刻有时代的烙印，历史局限在所难免。但传统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离不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其在继承中的发展、在发展中的创新，以及古为今用科学扬弃之后的为我所用。传统文化是连接历史、立足当下、迈向未来的纽带，是中华民族确定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方位的坐标仪。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1]传统文化生机与活力的持续不间断激发，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与扩大，是传统文化自身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有机融合的结果。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使理论更丰富，有更持久的影响力，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传统文化成为强力支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民为邦本、礼法合治、传统价值观，以及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和理念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扎实而深远。

一、民为邦本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只有在人民利益至上的话语坐标下，才能实现亲民爱民利民。古代民本思想对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93国家之根本在民，没有人民国家不可能存在，安宁稳定更无从谈起。所以《礼记》明确君民关系的实质在于“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3]741君民关系一定要以民为本，君因百姓的存在而为君，无百姓亦无所谓君。《荀子》则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118荀子把官民关系比作水舟关系，船在水中出问题，不是水的问题，问题一定出在驾船之人。古代的民本思想已经把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国家命运紧密联系，重视和关注群众利益和疾苦是当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有民才有国，民不聊生，国将不存。

得民心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和信任，而得民心的关键在重视民众利益、尊重民众利益，任何侵害民众利益、无视民众利益诉求的行为，都将使民心丧失殆尽。民心是执政党的根本问题。《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13道出了政权成败、政令推行顺畅与否和民心的关系，实质是民心与执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习近平一再强调的要以百姓之心为心，才能得民心顺民意，前行才能有不竭动力。

心无百姓莫为“官”的理念，是习近平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的基石，人民在其心目中至高无上。何为“官”？官就是手握公权力之人，公权力的性质和特点在于公共性，公共性就应该是全民享有。中国共产党握有的公权力来自人民，自然要用之于人民，要为人民办事。如何做到心中有民？古代先贤为今人树立了榜样。“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6]31“乐民之乐”就是与民同乐，就是要做百姓高兴满意答应的事，让广大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忧民之忧”就是要把百姓的困难困扰牵挂于心，通过努力工作为百姓排忧解难，变民忧为民乐。古人先贤的理想抱负和作为依然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在当代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只有党群关系良性互动，才能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为官的最高标准最高境界是思想上爱民、行为上亲民乐民，也就是古人讲的：“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7]293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脚踏实地做到利民。首先要体察民情，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去体察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生疾苦。作为系统工程的国家治理关键在于安民，安民要努力做到让百姓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前提是能够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后顾之忧的前提在于了解百姓忧什么，就是察民情。所以，治政、安民、察疾苦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其次要满足人民需要。利民就是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践中政策制定要惠及民生，政策落实更要实实在在惠及民生。政策制定和实施要把民生至上的价值追求贯穿始终，面对民生疾苦，要有对待腹心之疾必欲除之的勇气和决心。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深入领导干部内心，让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转变为亲民爱民利民的具体行动，成为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二、礼法合治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提供了传统文化智慧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8]国家治理的成功之道在于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统一。传统文化中不乏德法兼备的治理理念，即一方面要维护法律刚性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兼顾德治的柔性作用，实现德法并重、礼法合一。汲取传统文化法治德治的智慧和养分对于国家治理大有裨益。

“法者，治之端也。”[4]189荀子认为法是国家治理的开端和源头。依法治国首先是立法，否则执法司法守法将无法可依，而立法是否科学是能不能执好法守好法的前提条件。科学立法与古代所讲的善法有相通之处，善法既能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又能够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公民正当利益诉求，还能够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只有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社会治理有益有效的法才是善法，而善法一定是符合国情的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法。传统文化中法家认为法是社会之公器，国无常强无常弱，强与弱的分水岭在于奉法还是不奉法，“奉法”就是执法和司法。法治的关键在执法和司法，而执法和司法的状况关系到国家发展能否有序稳定可持续。立法不是最难的，真正难在执法。在有法可依前提下，执法就成为重中之重。执法的核心价值标准在于法律面前不应该有特权、不应该有例外。封建社会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做到人人平等，但“平等”理念却成为传统法治思想的一个突出优势。诸如管子的“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9]998传统文化中官民应该平等遵守法律的理念，对于今天法律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执法能否顺畅高效在于法律的落实，所立之法必须严格实施，违反法律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执法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而没有回旋余地。这是法治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真谛所在。只要法令畅通，社会风气必然清正，国家治理和民众教化自然不是问题。保护人民权益和维护法律权威相辅相成互促互进，人心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法治。法治的最高境界在于全民守法。《管子》言：“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9]906古人所说的大治就是在全民守法基础上实现的。如何做到全民守法？根本一条在于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让法治精神、诚实守信、权利义务等等观念真正熔铸到百姓的头脑中，成为百姓的日常行为习惯，信仰法治也就是遵守规则习惯的养成。法律法令只有具有绝对权威，民众才会信仰。罪刑相称，功罚相当，法律的权威在于没有例外，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有所避趋，否则就会影响人心向背，危害社会秩序。

传统法律文化的独到之处在于“礼法合治”。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0]68孔子认为行政和法律手段可以使民众不犯罪，但不一定会使人形成犯罪可耻的观念，而道德礼仪既可以引导规范民众的行为，同时还可以让犯罪可耻的观念扎根于民众内心成为一种自觉。“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11]90习近平关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经典表述,实现了对“礼法合治”思想的超越和创新，治理现代化一定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三、传统价值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因

一国国民的综合素质某种程度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而价值观在其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当今世界转型摩擦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不稳定因素增多，经济全球化进程增加了很多变数，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在这样的时期尤为突出。习近平指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2]164

传统价值观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是全方位立体的，有理念层面也有实践层面，既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的一面。管子把当时的核心价值观凝练为礼义廉耻，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5]3管子把礼义廉耻的核心价值观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切，足见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当代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规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追求的目标定位，体现的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反映的是经济政治社会的统一。传统文化就有“民富国强，众安道泰”,[13]213民富才能民安，民安才有国稳，国稳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发展的大潮，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内涵高度重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样态既是当代人的追求，也是古人先贤心心念念追求的社会状态。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其中包含了平等、自由的思想，凸显了中华民族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与追求。中华民族同样推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3]265的公正法治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目标和社会样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共同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修养定位，传统文化中比比皆是。百姓耳熟能详的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以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0]75“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6]72等等，就是爱国主义、敬业担当、诚实守信、与人为善的真实写照。每个个体不管能力大小、地位高低，都要与祖国共命运，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爱岗敬业乐业，做诚信友善的公民。当然，传统价值观的内涵和应用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合理可取之处值得借鉴。

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与民风民俗、文化旅游、服装服饰等的结合，使活起来的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把传统美德融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教育养成中，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的完美结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校园、进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广泛接触戏曲、武术、中医药等文化遗产，提高青年学子的传统文化修养。

四、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观的传统哲学基础

十九大报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基本方略的战略高度，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考量。所以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4]人类要与自然共生共存，就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是人类尊重客观规律应有的态度和行为，人类只有善待自然，才会得到自然的善意回报。但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驱使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与日俱增，人类面临着一系列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成为人类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命力得以再次迸发。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人类既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诉求，也要顾及自然在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方面的限度，必须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荀子曰：“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4]129人类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利用自然必须合理。荀子强调伐木栽树同时进行，森林植被才能保持平衡不被破坏，当代人与后代人都有树木可用。既要取之有度取之有节，又要及时反哺，利用自然与反哺自然在动态中实现平衡。“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15]432人类从大自然获取所需物质一定要取之有道，如何捕鱼如何猎兽必须讲究方法，否则将无鱼可捕无兽可猎。取之有道有益于当代人亦有益于后代人，反之取之无道不仅危害当代人更危及后代人。“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6]5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古人深知遵循农时的重要性。不违农时、不误农时，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既有效保护自然又合理利用自然，这才是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也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实现更高生活品质必须坚守的信念。

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不言而喻。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状况离不开与自然的互促互进，人类只有顺应自然合理改造自然，才能使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相得益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增强人类生存能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贡献的思想智慧。当代生态思想的最终目标实质就是天人合一，实现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合一，没有金山银山人民生活改善质量提高不可能实现，没有绿水青山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不可能持久。生态优势与经济优势的合一，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最佳模式。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造就了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滋养着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历久弥新。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智慧贡献了力量。新时代新阶段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对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