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发忠, 涂慧娟

(1. 江西理工大学 基础课教学部, 江西 南昌 330013; 2. 江西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托·斯·艾略特(1888—1965年),美籍英国现代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国内外对于艾略特的诗歌与戏剧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对艾略特的教育思想研究却很少见。艾略特从事多年教育,教过各种层次的学生,对于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建树。

一、教育宗旨

1.宗旨的内涵

约翰·杜威认为:“凡是宗旨都包含价值,只要时时刻刻在进行一项活动时,能够有助于观察,选择和筹划”[1]123。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强调:“教育需要传授的是深刻意识到思想的力量,意识到思想之美,意识到思想的结构”[2]。艾略特以乔德的教育三宗旨为起点并加以完善,认为:教育的第一项宗旨以职业谋生为目标,强调了受教育者的生计问题;第二项宗旨以良好的社会为目标,着重在公民素质的施教上;第三项宗旨以发挥个人潜力或天赋为目标,聚焦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宗旨反映了受教育者人生先后不同阶段的教育目标,体现了个人教育与社会形态的密切关系,凸显了教育以人为本、让人成为人的本源,其关系相辅相成、互为影响,既对立又统一。艾略特三项宗旨教育思想是对乔德教育目标内容的扬弃,形成了艾略特自已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对新时期的教育环境具有启示和指导作用。正如杜威的所言:“一个宗旨应该具有灵活性;宗旨应该能够加以更改,以便适应实际情况。”[1]121

2.宗旨的统一

在探讨三项宗旨关系时,艾略特在其关于教育宗旨的演讲中提及:教育并非三项宗旨之和,虽然涵盖了职业、社会和个人三层大方面的内容,“可是我们不能由此界定,教育仅仅表现为这三种活动的总和”,“我们不妨依然称之为教育的时候,三者的任何一面都不是教育本身的全部内容。”[3]294但是,三项教育宗旨对艾略特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反映了他在“人之所以为人,如何成为人”这一主题上强烈的人文关怀,为此,他分析论证了对三项宗旨的理解。

艾略特在谈及三项宗旨关系时,首先回答了三者间的联系,即“统一”的关系。以职业谋生为导向的教育目标列为第一项,正好说明了人是高级动物,需要生存,而生存就得有维持生计的工作,这是人开展教育的基本前提。艾略特认为,第一项宗旨中谋生职业范围应该有所限制,因为个人能力有高低之别,适应社会也就有所区别,不然有些职业将不利于创造一个更利于个人发挥潜力的社会,也就无从谈起良好社会追求的公民素质。“一个社会,倘若不是付诸努力,以便那些具有优秀潜力和天赋的人在潜力和天赋方面尽量得以充分发挥,那么这个社会信奉的公民素质概念十分狭隘而且平庸,也不会成为一个值得教育人民为之努力的社会。”[3]295同时他还指出,潜力与天赋的发挥取决于从事正当的活动,包括个人所能发现的满足升级的最佳职业,只有能力与天赋得到滋养且有所成就,这样的社会才能让个人如鱼得水,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甚至成就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由此可见,第一项宗旨决定了第二项与第三项宗旨,第二项宗旨对第三项宗旨同样具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第三项宗旨是第一项与第二项宗旨的一个最终导向,也是教育之于每一个个人的最终目标。无论三者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对于教育而言,三者务必等同而视,否则,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忽视任何一项都将走向极端,带来的是教育的失败。

如果说第一项宗旨与第三项宗旨强调的是个人和权利,那第二项宗旨则放眼于社会和义务。第二项宗旨的关键词是“培养良好公民素质”,其中“好公民”便是首要论及之处。根据艾略特的观点,乔德所标立的“好公民”指的是从小濡染于“历史、宪政史、生物学、生理学、地理学、外交”等心智的培训,并最终致用于社会(国家)的受教育者。而艾略特则认为乔德教育思想中的“好公民”只不过是对社会或国家有益,甚至有栋梁之用,但不可谓“好人”之称,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好人”与“好公民”牵涉到良好公民素质与善良品质的关系,关联到“公德”与“私德”之间的关系。“好人”的教育是一种道德行为和情感培养的教育,涉及到伦理问题,其最终指归为“让人成为人”,所以“好人”的教育具有更高的层次与境界。这是乔德忽视的一面,也是艾略特不能信服的一点。“谈到培训一个青年,或者如同乔德博士所言,培训一个孩童是为了使其成为好公民,我依然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培养他成为一个好人。”[3]302诚然,“好人”的定义建立在“好公民”基础上,这就有必要论及良好公民素质的培养与教育。艾略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好人与好公民可谓同一。良好公民素质教育不仅是指在处理私事、对公共政策形成个人见解时所体现出的基本能力的培训,而且体现在对明辨是非、心怀社会良知、洞达基本道德并致用这些能力的培养上。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受教育者才能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社会,而具有这样良好公民或好人的社会才配得上一个“良好民主社会”,也只有这样的受教育者才有可能上升到第三项宗旨所指向的目标。

3.宗旨的对立

由于客观世界的演变与需要,教育面临新的问题。由少数人教育到大众教育,从文盲(主要指不识字)到次等文盲(根据艾略特的解释,次等文盲是指已经接受过基础教育,但缺乏机会学以致用造成的一种新文盲现象),教育体制受到外界更多更强社会力量的干预和调控,以及教育家或相关管理者强加的教育宗旨与方法,等等。这些变化使得艾略特引出了社会旨趣与教育宗旨实现之间关系的论题。他认为: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社会旨趣意味着全体国民的思想和气质方面可以分辨处之,它产生于一国的共同精神气质,并依托学术宗师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引导教育的力量提出的社会旨趣不同,教育宗旨也随之变化。为进一步探讨社会旨趣导向下的教育宗旨关系问题,艾略特先提出了“机会均等理想”的社会旨趣。理想中,不论男女都应该享有同等教育机会,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需要这项教育培养的能力,体现社会功能;二是教育机会不均等使得有些人的潜力和天赋得不到充分发挥而阻碍社会发展,而且这点具有普遍性和迫切感,具有道德倾向。其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涵盖了以下主要内容:保证提供相同等级的教育;改善教学环境,避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防止贫富不均导致的有限均等;体现职业选择机会均等,使人人能够从事自己最适合的活动;确立统一的教育体制评定学生智力,以达到因材施教目标。

三项宗旨,由于环境使然,过分强调其一,则必有冲突,那么人人向往的东西有时就不得不有所舍弃,此时“机会均等”又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艾略特对乔德关于公民素质培养与个人潜力和天赋的培养可分别有单独部门予以实施发表了见解,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生活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割裂。当社会功能与个人发展出现裂痕或冲突时,教育宗旨之间必然对立。在如此的社会旨趣下,教育宗旨之间的关系显得并不和谐,陷于一个对立的处境。

为更好地达成宗旨间的统一,减少对立,艾略特认为社会旨趣下的自由与控制应依不同领域而程度有所不同。公共利益范围的普遍规范所起到的控制功能自有其社会职能的考量,但是私人行为规范则更多地体现在个人自由权利上,更好地再现了人不仅是一种社会动物,而且具有反对控制、反对失去自由、区分善恶的人性本能。个人如同一种熟知的植物,经过时代的不断培育,受到健全的栽培,自会瓜熟蒂落。最后,艾略特在解答如何实现个人潜力和天赋的发挥等宗旨时,认为最终要回归到教育之于宗教上的探讨。

综上所述,艾略特论及的三项教育宗旨来源于乔德教育观,又有异于之。通过诗人、作家身份的经历及各地调研等途径,艾略特更全面地诠释、丰富和完善了三项宗旨的内涵,并阐释了其间关系,即:既有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明层次,又有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错综复杂;既有问题的设想与提出,也有出路和解决之道。“我希望有个道理已经呈现出来:我们罗列的三项教育宗旨——职业方面、社会方面以及所有的潜力和天赋的发挥——其中每项宗旨都和其他两项彼此交织,而且我们在追求每一项时,如此这般,结果和其他两项彼此抵触。”[3]306人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挖掘“完美的自我”。

4.宗旨的实现

艾略特的教育观反映了他在人性上的深度思考,体现了教育在“人之为人”这一问题上的解决之道。1932年,他在《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一文中谈及了古典文学对教育宗旨实现的导向作用。为此,艾略特倡导学习拉丁文与希腊文,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不会受到局限,就能自如掌握其他学科知识”;同时,具备这些古文字知识的人“很可能会主动献身古典文学的研究”。古典语言是学习古典文学的工具,古典文学的积累与沉淀则有利于第二项宗旨与第三项宗旨的顺利达成与实现,这是一条具有积极探索意义且行之有效的途径。“艾略特看重古典文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性,重视古典文学教育传统。”[4]在他看来,追寻宗教(以基督教为中心)可以净化心灵,实现人性完善,或者说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成功培养出完善的人,体现了三项宗旨的真正内涵。

为试图以宗教达成教育宗旨问题,艾略特在宗教教育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尝试性途径:一是教育方面的宗教认知与实施;二是宗教方面的教育问题与方法。在这两方面中,他重点观照了第一方面并提出4种可能方案,即:第一,国家确立一个合法有效的宗教(特定宗教),并要求各级教育机构依此教予以宣教训导;第二,宗教(特定宗教)训导脱离学校科目教学,归于家庭、主日学校或神学院实施完成;第三,在中小学校传授当地社会绝大部分人共同信仰的宗教训导,而由家长和教会去教导任何特定宗教的学说;第四,实行国立学校不进行宗教教诲和为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创建专门教派学校进行宣教。其中第一种与第二种可谓一种制度原则,视为长久之计,而第三种与第四种则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这四种实施方案,艾略特都一一给予了解释说明。在他看来,第一种方案重在国家务必成立一个在教育中能体现宗教的具有权威而独立的国家宗教组织,它能够处理三项宗旨达成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有相关的宗教师长教诲人们善恶之分,界定“人之为人”的具体含义。相对于第一种方案,第二种强调了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 “纯粹世俗教育”(相对宗教训导而言),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宗教教诲的社区意识削弱了宗教在群体中的地位,这容易导致宗教之事变成个人之事,不再成为一个家庭维系之所在,从而第三项宗旨体现的个人潜力与天赋的发挥将受到限制,甚至遭到忽视,丧失个人自由。第三方案中,艾略特依据英国1944年的教育法案强调基督教作为国家在中小学校传授的共同信仰的神学教条,而“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派、公理会或浸礼会等成员或教徒可在家自行选择教授儿童”。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精髓所在”,“唯一事关要紧的部分”。在创建教派学校的双轨制中,艾略特认为无论教派学校还是世俗学校,两种体制在反映宗教与教育关系的过程中都存在不足之处:教派学校因非权力机构设置容易失去大比例人口之优势;世俗学校因实力强劲阻碍了教派学校之实施,并有熄灭宗教信仰之基础。所以不可能都合理[3]323。

总之,无论是良好的公民素质,还是个人潜力发挥或“人之为人”完善的教育宗旨,其达成都离不开神学和哲学领域。无论宗教与教育两者身处何种位置,其最终目标就是让受教育者力求达到最佳境界,面对冲突时有能力解决。无论宗教教育与古典文学教育,两者付诸实践皆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古典文学应该持久地和它所隶属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信仰。”[5]

二、现实意义

艾略特教育思想的提出对于“艾学”而言既有独到新颖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也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意义。

1.为“艾学”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艾略特的教育宗旨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探究与剖析其文学创作背景、过程与思想,并通过艾略特的文学作品来佐证其在《论教育宗旨》和《现代教育与古典文学》等演讲和论文中凸现的教育观点,彰显艾略特在现代教育领域里的独到见解,突出其作为教育思想家的一面,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艾略特研究。

2.丰富和支撑了西方教育思想

艾略特的教育宗旨对西方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思想理论影响显著,反映了这一时期诸多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的实质内容,如“新教育”思想、“自由教育”思想和“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新教育”和“自由教育”思想皆主张教育理论和方法应鼎新革旧,与时俱进,强调儿童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以及学校教育同社会生活的联系[6]354-396。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则提倡基督教教育,强调“教育属于教会”,重视道德上的再度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复兴,培养“真正的基督徒”[6]544。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艾略特教育思想的确立都丰富和完善了西方教育思想理论,并且大大有利于时下甚至今后的艾略特本身及其作品的研究。

3.有助于艾略特诗歌教学

以往艾略特诗歌教学强调技巧或文学思想的倾向,突出其诗歌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以“人格完善”为目标的文学教育。“艾学”的兴起与繁荣来源于对艾略特诗歌创作的深入系统的探讨,如《荒原》《普鲁弗洛克情歌》《小老头》等诗歌蕴含的“荒原”主题研究和诗剧形式等的创新研究,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而不知疲倦。然而这些诗歌字里行间更孕育着一个“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激发人类最大潜能的教育主题,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类在“荒原”之后“精神家园”重建的过程。由此可见,个人潜能挖掘与作用的发挥在这些经久不衰的诗作里将如美丽的花朵等待人们的亲闻与欣赏。

4.有益于艾略特戏剧的教学和舞台展演的主题思想挖掘与彰显

艾略特创作的戏剧转向表明其另一种社会担当。这种职责既有其对文学领域的审美创新,也有其对人类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思考。以乔德的教育三宗旨为基础,艾略特以其独到的见解建构了自己关于教育的界定、教育的宗旨及教育的路径的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合家团聚》中的哈利放弃继承家业而放飞个人梦想、追求心灵解放。《鸡尾酒会》中爱德华·张伯伦回归理性,找到心灵归宿,精神得以解放,心理获得救赎。《机要秘书》里的科尔比·辛普金斯说服父亲克劳德·默罕默后终于成为一名风琴手,个人潜力得到充分挖掘, 个人事业得以完美展现,同时克劳德也实现了自我内心的解放,获得了人性的自由。

三、结 语

以乔德的三项教育宗旨为基础,艾略特以其独到的视角观照了教育的界说、教育的宗旨及其实现途径。他肯定了乔德三宗旨对受教育者在职业谋生、社会契约与个人发展上所涵盖的实质内容和导向作用,同时他更揭橥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成为人”,使受教育者不仅成为对社会或国家产生积极作用的“好公民”,更应该让教育为个人成为一个“好人”服务,在“机会均等”的民主社会里通过宗教教育让人们拥有思想力量,超越世俗,获得人性解放。艾略特这一教育观不仅照射了当时的社会变迁,而且晓示了其文学创作动机及其整个创作过程。艾略特的教育观为重估其经典提供一个新视阈和维度,读者可以更清澈地洞悉其孕大含深的作品,这一思想中的精华也为当下的人文教育带来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