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 肖玉飞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新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中国道路也愈发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光芒。与中国道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却正在暗然失色。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拉美国家、苏联与东欧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新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的债务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几年持续的难民危机，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势力不断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和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从而最终可能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现实已然表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深陷结构性危机。对此，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但束手无策，而且还步入自身的理论谬误与实践困境。立历史潮头，答时代之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迷茫时刻呼唤中国道路的引领，中国道路也必然要承担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使命。因此，系统性总结概括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与深刻内涵，构建原创性、民族性、系统性与总体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一、中国道路：研究现状与研究评述

(一)中国道路与中国奇迹

唐爱军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从而建构的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步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1)唐爱军：《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4日第1版。。王伟光认为，中国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2)王伟光：《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陈学明认为，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方位、整体性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3)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马军海认为，中国道路既内在于中华文明的演进逻辑之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主体性；又扬弃了资本文明，开启了共同体视角下的和合、共享、以人为本的文明意蕴(4)马军海：《从文明自觉论中国道路的意蕴》，《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周文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对于西方的超越(5)周文：《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来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与总结》，《经济学家》2018年第7期。，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的对比。寒竹认为，中国社会从汉代开始就形成了商品经济扩张侵蚀社会与维护社会利益反对商品经济互相博弈的双重运动，数千年中国历史所形成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强大历史基因决定了中国道路仍然是历史与传统的轨迹延续(6)寒竹：《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钱颖一认为，中国通过分权化运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行政分权与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7)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周其仁从科斯定理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重新界定产权之路，强调中国四个层面的产权界定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公有制通过承包合约以股份制经济形式形成了“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8)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周黎安认为，中央政府所设计的竞争激励模式——以地方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晋升锦标赛通过竞争机制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方案(9)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王永钦、张晏认为，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使得中国的分权式改革所给予的特殊政治激励导致了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后果，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10)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依据资源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11)林毅夫：《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煤炭工业》2005年第12期。。盛洪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在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与界定到个体产权的基本制度框架(12)盛洪：《 “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经纬》2011年第4期。。李玲认为，中国道路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机社会的有机整体，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13)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姚洋将中国道路归纳为四个特征：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有效性与中性政府，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14)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二)中国道路的性质

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阶级利益、认知程度以及社会文化差异，国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的性质主要分为三种看法：威权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类似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及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不少学者直接从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将中国道路归纳为威权资本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R·卡里克认为中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加威权主义的威权资本主义，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与政治威权主义体制(15)潘世伟：《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依据中国的国家能力将中国归纳为：放松经济社会的管制、允许社会生活有限度多元化的威权主义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目标工具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发挥大型国有企业优势的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16)潘世伟：《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当前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一种类似资本主义初期原始资本积累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并且会逐渐走向规范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学者更加激进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通向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17)朱炳元、张李军、张兴亮：《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哈佛大学学者马丁·怀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转变，中国首先从德治国家变为鼓励经济发展成就的绩效国家；其次中国以行政分权与财政管制的行政体制促使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后中国政府使用国家权力将资本主义作为手段发展市场经济(18)潘世伟：《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日本学者不破哲三则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阶段，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以詹姆斯·劳勒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市场经济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所服务的(19)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大卫·斯韦卡特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而是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早期阶段，正通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彼得·诺兰则认为，中国道路正在试图为全世界探索一条基于自身悠久社会基础的第三条道路，即一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创造性的共生合作关系，它是一种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官员之间的道德体系的深度结合，中国道路正处于失败的传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与危险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十字路口(20)彼得·诺兰、吕增奎：《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对传统社会主义矛盾反思的后社会主义。英国剑桥大学的马丁·雅克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sation-state)而非“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新灵感与新道路。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颠覆性阐释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强调市场是政府的有效工具；同时指出中国道路是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依靠庞大的国家市场“自然”地走向富裕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平崛起道路(21)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三)中国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法国学者罗兰·列夫认为，中国目前是一种实现保持国家独立性与兼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变种(22)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托马斯·海贝勒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以及“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这种务实主义是Adaptive governance(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是有弹性的治理，指对新挑战作出变化的能力。意大利学者洛蕾塔·纳波菜奥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制度优越于西方，这是西方国家应该学习的地方。

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中国政府所设计的县际竞争模式，掌握经济权力特别是土地使用决定权的县域激烈的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23)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通过串联县际的佃农分成制度与承包责任合约所形成的复杂合约分成结构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24)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贝淡宁在其《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一书中认为，中国悠久的贤能政治传统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中国强大的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保持平衡的混合经济模式(25)郑永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12期。。乔根·兰德斯认为，中国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黄宗智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党政国家集权制度使得工业化取得了突出成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原有体制基础上采用计划与市场的双轨进路推行市场化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国家体制，以威权政府高效地动员资源并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26)王广等：《十学者纵论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与启示

(一)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明确提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绝对的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内核，继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将自由市场经济视为完美制度，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激进式改革方案，不仅是建立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还要实现整体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变革；不仅要改革整体经济制度，更是要彻底改变政治制度，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全盘私有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三位一体”(27)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为拉美发展中国家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量身打造的资本主义陷阱，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所创造的虚假意识形态。美国自身不仅不是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反而保持着对于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的隐形强力控制，2018年至今美国所发动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贸易战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地暴露了美国自由经济的虚伪神话，美国的统治集团彻底撕破了一直宣扬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面皮。

(二)北京共识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总结：主动创新、大胆试验，设立经济特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工具，积累数量庞大的外汇储备。北京共识坚持独立自主地依据实际国情，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政治经济改革按照先易后难原则首先从农业领域开始，从农业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再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作用，避免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危害；通过增量改革妥善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得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保持和谐；是中国主动采取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28)余东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最大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有坚强的政党领导下的强有力中央政府，既审慎稳步地推进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改革的根本方向、总体部署与节奏步调，防止改革步伐过快所带来的风险；又积极发挥国家力量有效地抵制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于国有资产的掠夺、市场失灵的破坏性后果等负面作用，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地利用国家作用与市场力量，实现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高效的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由此，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应依据本国实际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方案，只有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国家脱离本国实际、盲目照搬他国模式都注定无法持续。

三、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与深刻内涵

(一)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发展历程

中国是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奋发图强、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建设新社会、探索新道路的历程。这一历程包括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这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29)人民日报：《复兴之路 富强之路 幸福之路——关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人民日报》2012年5月9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由此开启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拓了中国道路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经济奇迹。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的执着探索，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道路的选择到道路的探索，再到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与内涵也更加清晰丰富。

(二)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

1.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发展还很不平衡，因此需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发挥自身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将此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变革计划经济时代“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非公有制经济迎来了全新发展机遇，不仅鼓励和引导国内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同时还积极引进外资经济。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从被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到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理论不断创新、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激发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动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公有制经济

“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30)葛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创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公有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前提，直接决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性质与属性；公有制可以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发挥作用，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直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只是服务于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经济迅速增强了工业国防实力，促进了社会发展，满足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同时也加深了所有制等同于所有制形式的刻板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推进，单一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对于公有制的单一认识，开始探索公有制的多元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突破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桎梏，提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开辟了新道路。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推动形成坚实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日益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32)人民日报：《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推动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系统有效的金融体系、庞大顺畅的基础设施体系、强大创新引擎，同时国有经济在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国家安全和国防军事工业的重要基础(33)人民日报：《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只要找到合适的实现形式，就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同时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发展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国有企业竞争机制不足、效率低下、缺乏创新能力等谬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和优势。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思维，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模式相结合。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非西方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也非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是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新型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最大程度避免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超越“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之不易，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更是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三)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

1.有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道路的最根本保障。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事业，正是由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锐意进取所缔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通过优异的战略转型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推动和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

战略转型能力。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与战略转型能力的政党。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再一次以超强的战略转型能力破除种种思想禁区与重重政治阻力，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不移的决心、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广泛支持的组织动员能力、有节有序的改革路径，将中国——一个高度依靠中央计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平稳有序地转型为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与市场经济手段的全新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超强的自主战略转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政党能力的确证。作为一个具有优秀学习能力的战略集团，中国共产党“拥有形成一个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能力”(34)托马斯·海贝勒、刘合光、冯贞柏：《转型国家的战略集团与国家能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了苏联模式与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循序渐进、局部试点、整体推进的审慎策略，既避免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经济社会大的动荡，又能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改革方案。

科学决策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调整、自我改革，充分地结合了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优势，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通过五年计划(五年规划)以计划之手与市场之手最有效地促进经济高效运行，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它是中国经济的设计蓝图，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胡鞍钢认为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员所参与的民主化过程，成为政治领导人、各地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35)胡鞍钢：《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民主化——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制、科学的决策程序、畅通的民意渠道、广泛地集中全党与全国人民的智慧，凭借高效的战略决策能力通过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吸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发育、健康成长、高效运行。

2.有为政府——积极有为的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应归功于积极有为的强大中央政府所具有的国家治理能力。亨廷顿通过对20世纪中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动乱的分析揭示出：政治制度化水平是导致政治动荡的原因；失败政府与政治差距是后发国家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实现政治稳定需要一个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集权的中央政府。

中国具有一个拥有先进的治理体系与强大的治理能力的中央政府。中国政府通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最大社会共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自治、民主集中制原则汇集民众意愿、整合利益诉求、有效治理社会，维持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定与国家政策的连贯实行。

高效的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史表明：自然产生、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如果让市场自身自由演化，那自由市场将永远不会形成。实际上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所建立的自由市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所创造的；国家对于市场的管制与经济的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所以国家管制与自由市场是一起成长的，甚至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3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中国政府凭借超强的国家能力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监管力量，通过强大的国家意志、庞大的国家官僚系统、高效的行政效率以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制度政策、法律保障重建了市场机制，逐步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畅通的流通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与完善，正是发挥国家力量与政府作用的制度创新。

国家对于市场的宏观调控与政府对于经济的有力引导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市场作为一种自我调节的经济形态与制度体系，市场经济释放巨大生产力量的同时也存在投机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强大力量。因此，不受监管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面对成熟完善的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政府凭借优秀的国家能力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土地与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等，以国家力量守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严防市场对于国有资产的侵蚀，遏制市场经济的掠夺性力量与破坏性后果，监管保护新生的市场经济，促进其健康成长、高效运行。

3.有效市场——高效运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激发公有制经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公有制等同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传统思想误区，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极力鼓吹私有制的高效性、公有制的低效率，贬低公有制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作用，形成公有制僵化低效、缺乏创新的刻板认识。著名的科斯定理就是私有制天然高效的典型理论，科斯定理的广泛应用已经形成了科斯主义即强调产权制度改革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决定性作用，科斯主义从“完美市场”假设出发认为市场化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明确产权或私有化(37)方敏、简练：《可能的科斯定理与不可能的科斯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从而产生了将私有化本身作为改革目标的错误认识，以为只要进行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我国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同市场经济融合，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过深入改革和发展，在强化和发展公有制属性的同时，引入竞争机制，逐步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实践说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所有制并无必然关联，国有企业也并非天然注定低效率。国有企业只要采用现代生产经营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非完全私有化，同样可以实现高效与创新。

避免市场失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引发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更是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破坏性。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占据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地位，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因此，我国有能力有实力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要求配置社会资源，通过宏观调控、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有形之手弥补无形之手的缺陷。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市场失灵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势所在(38)李民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超越和扬弃》，《红旗文稿》2018年第1期。。

坚持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创造庞大的社会财富，然而必然会产生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后果，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集团，广大社会民众只占有少量社会财富。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各个国家长时期详细的统计资料证实了资本收益率远远大于劳动收益率，“占领华尔街运动”突出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定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主体，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消除剥削、防止两极分化；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市场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社会财富之泉涌流。同时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高度注重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而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进入新时代，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还实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我国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妥善地解决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有力地遏制了贫富差距过大、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基本实现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

4.有序社会——稳定团结的社会基础

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生产资料的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正是阶级剥削的基础，因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所以对于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生存条件的财产及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经济资料必须实行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的使命是为了实现人类生存的公共福利、国计民生的社会公正。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乃财富之母。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农业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家而言，土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与农民起义均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土地私有最终必然导致的土地兼并是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关系着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全局。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土地问题赢得了亿万农民的支持，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土地的国家所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城市土地国有，从根本上消除了土地私有所导致的土地兼并不公问题。同时对于占据国家近一大半人口的农民而言，土地是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中国政府严格遏制市场经济针对土地的侵蚀行为以及所附着的自然资源的侵吞行为。土地不得私自买卖，同时也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土地。对于土地国家所有的严格控制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鲜明特征与基本性质，这是从根本上消除私有制所导致的土地所有的两极分化问题，阻断市场经济通过兼并集中土地剥削民众。国家对于附着于土地之上的自然资源实行严格的垄断。自然资源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资源，应该为全体国民所共有，因此必须实行国家垄断所有，而非属于个人所占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私人对于自然资源的侵吞便是侵吞全体国民的物质财富。我国以宪法确立了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为主、集体所有为辅的所有权制度，排除了私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自然资源的国有垄断有力地遏制了市场经济对于自然资源的侵蚀，保障了社会公平，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苏联改革的重大失误便是承认对于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合法化，导致国家的自然资源垄断于一小部分私人手中，形成了国家自然资源的经营开发的寡头垄断，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大量外流与严重的社会不公。

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交流，共同形成了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强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与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道德建立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传统伦理塑造了民众对于中华文化强烈的社会认同感。近代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救亡图存的抗争激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五四远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基层社会；特别是农业合作社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权力直接彻底地完全深入乡村将全体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国家与人民深度关联、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合作的“人民社会”，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到达极致状态。中国的“人民社会”优于西方的“市民社会”(41)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超越了西方社会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正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秩序与社会基础，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组织基础，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国社会强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