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丽

摘 要：语境是人们进行修辞活动的依据。语言运用的恰当与否，能否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取决于语境。在我国古代修辞学中就体现了有关语境的思想，虽然没有出现“语境”一词，但却涉及了语境的各方面。

关键词：古代修辞学 语境

语境是修辞的基础，正如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其实，我国古代修辞学，早就意识到“语境”对修辞的重要性，出现了有关“语境”的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语境”的概念，实际上却涉及语境的各方面问题。

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也称为言语环境。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认为“语境一般分为两类，即上下文语境，即词语句子的前言后语;社会语境，即语言运用的背景因素，小的如言语交际的对象、目的、时间、地点等，大的如时代、地域、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波兰人类学家则把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即“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无论是上下文语境、社会语境，还是语言语境、非语言语境，都对追求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从社会语境与上下文语境两个方面，对我国古代修辞学中所体现的语境思想、语境与修辞关系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传统修辞学以及语境思想

传统修辞学涉及社会语境因素的探讨较集中体现在《墨子》《鬼谷子》《文心雕龙》以及陈骙《文则》等著作，其余则分散在各家言论中。

1.语言表达、修辞要适应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体现语境思想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每个人的语言活动都脱离不了一定的社会、时代背景，语言表达要注意时代的背景，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是语境理论的基本要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认为歌谣文章即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在《征圣》一篇中，他提出了“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这四种表达方式，各种文章在表现手法上，有详与略、隐与显的区别，所以写文章时，要适应不同的具体情况，要随不同的时代而定。

墨子在《鲁问》一文中则揭示了针对不同国情择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这种“择务而从事焉”的思想，不正是体现了修辞要适应时代、社会环境这一原则吗？

时代环境作为修辞的语境因素之一，修辞必然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必然对时代环境做出一定的体现和反映。正如《论语·宪问》中所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危言危行”“危行言孙”两种修辞行为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语言表达与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制约与体现的关系。

2.语言表达要注重时机，体现语境的思想

墨家认为语言表达要注重“时机”，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要慎重。墨子用很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了这一道理。在《墨子·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蛤蟆蛙黾，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墨子认为说话不能像“蛤蟆蛙黾”，日夜鸣叫却无人理会，而要像“鹤鸡时夜而鸣”，才能达到“天下振动”效果，所以多说无益，唯有在正合时机的时候说话才有用，修辞也要注重时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好的修辞效果。

3.语言表达、修辞要适应对象的变化，针对不同的听话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

谈话要考虑谈话对象，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使谈话“一语中的”，达到最好的修辞表达效果。孔子强调语言要切合听话对象的智力层次和个性差异。比如《论语》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关注了听话对象的层次差异及个性心理差异。

墨子十分重视言辞、文辞表达的适应性，会视不同对象、不同要求而采取相应的话语及文字。如《非儒下》中指出对待君王，不能像钟一样，“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该主动积极，无所保留。《鲁问》中认为对待民众，则要采取“义耳义耳”的孜孜不倦的态度，这即是因人言异了。

法家韩非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即“知所说之心”的原则。韩非认为为了使进言生效，必须要了解进言对象的心理特征，其实质就是根据特定对象的特点来表辞达意。

纵横家《鬼谷子·谋篇第十》针对仁者、勇士、智者等具有不同身份、心理及性格特点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的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交际对象，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

而《文心雕龙·知音》中指出，不同的交际对象会表现出对表达对象有不同的理解与反应。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语境对修辞的制约，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人采取不同的修辞手段，方能出奇制胜。

4.语言材料的运用要适应情境

修辞的目的在于通过正确地运用语言，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表达效果的好坏又常在于语言材料运用于修辞语境是否恰当。作为我国第一部的修辞学专著，《文则》一书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古语曰：‘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言有宜也。自晋以降，操觚含毫之士，喜学经语者多矣。且如孙盛著史……此盖不知黡子在颡之为丑也。”陈骙把修辞和情境的关系比作是“黡子在頰”与“黡子在颡”，来论证“言有宜”的道理。陈骙通过批评孙盛写史模仿《春秋》写法和谢惠连写诗套用《周易》句式，指出语言材料运用要适应具体语境。只有在适当的修辞情境中，语言材料才能起到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作用，就如“黡子在颊”，能使平凡的语言材料增色不少。

5.不同文体风格特征，体现了语境的思想

在古代修辞中，《文心雕龙》《文则》等都对文体分类有了较系统和详尽的阐述，归纳出每种文体的修辞风格。我们谈语境常常与语言运用联系在一起，而文体指文章体裁，似乎与语境并不相关。但在笔者看来，每一种文体实际上都是一个小的语境，它制约着语言的使用，制约着修辞的特色。我们说语体就是一个语境因素，而语体的划分常以文体为一个重要的标准。如《文则》把《左传》分为八体：“命婉而当，誓谨而严，盟约而信，祷切而息，谏和而直，让辩而正，书达而法，对美而敏”，陈绎曾《文说》中也指出“颂宜典雅和粹，乐宜古雅谐韶，赞宜温润典实……”，根据文体的不同实际产生了不同的语体划分，制约了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的选择，因而我们认为这也体现了语境的思想。

二、修辞与上下文语境

前文说过，上下文语境，即词语句子的前言后语，属于语言性语境。古代修辞学思想中，关于字句的锤炼的研究便体现了古代学者对上下文语境与修辞、遣词造句之间关系的认识。

锤炼字句的传统在我国久已有之。所谓炼字炼句就是为了表达的需要，在遣词造句时进行精细的推敲和创造性的搭配，使所用的字或词获得简练精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的表达效果。这种对词句精细的推敲和创造性的搭配的行为其实就是根据语境的要求，根据上下文的要求，来选择最适合的字句表情达意。古人对此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文心雕龙中就专门设有《炼字》一章。

我国的古典诗歌，在汉魏以前讲究完整的全篇，虽然也有佳句可摘，但“炼字”“炼句”还是诗歌创作到了高度繁荣的唐代的自觉产物。杜甫一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句便是他对语言运用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写照。白居易《新乐府序》中言：“始于意格，成于句字”“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这里所说的“意”就是语境。

唐代以后，对词语、字句的锤炼更加受到了重视，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洪迈等都留下了记载修改诗词的资料，强调用词与全句、上下文存在密切的关系，意识到语境对字词句运用的制约作用。此时各家修辞思想多体现在对古典名著、诗词的评论之作中，如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胡仔《王直方诗话》等。明确提出了上下文语境因素的当属清代的袁仁林，他的《虚字说》中关于用字的观点，“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一句中“上下文”就是语境。可见对用词造句的锤炼就是一个根据语境不断选择、优化组合的过程，古人关于词句锤炼的观点体现了语境对修辞的制约和促进作用。

三、总结

语境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它的构成因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文中所提及的时代、社会环境、时机、对象、上下文等因素，还只是语境因素中的几个突出因素之一。我国古代对语境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研究也较为分散、不够深入，但却可以看出语境的思想在我国古代修辞学研究史上早已受到重视，是后人研究修辞与语境的重要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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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修订本）[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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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技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