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鑫

摘 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梳理缺乏动态的、多维的视角，本文运用发生学的视角对其理论范式的诞生、转变过程进行梳理，发现现实城市化进程和理论迭代进程相互作用，但前者占主导因素。城市化进程推动着相关的研究视角、理论范式的创立、转换;人类生态学范式自建立起为应对城市化进程不断地自我更新，新城市社会学则建立在城市新变化和对原有理论的批判补充上。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范式转变;发生学

一、前言

现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状况是：旧有的范式依然存在，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依然具备解释力;新的范式在批判替代旧理论的同时，遭受各种质疑;理论范式内部则呈现出自我更新并确保自身权威的趋向。通过探讨新旧理论范式的这个过程，可以为城市社会学范式演进提供更多的启迪。学者王光荣对人类生态学的局限进行解析和完善。[1]黄怡介绍了新城市社会学的“新”特点和趋势。[2]蔡禾则对比两种范式得出人类生态学研究竞争与选择如何影响群体、组织的空间关系以及群体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城市环境;新都市社会学则注重研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如何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及在都市重建和都市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3]类似文献中对理论范式转变的系统梳理是线性的、截面的，本文将用发生学的角度弥补这点疏漏，呈现理论范式变化的动态过程，这种努力并不是教科书式的知识罗列，就在于它是从范式的背后话语逻辑来理解范式的转变;而且这种解析没有脱离了城市化的现实发展，因为这套逻辑的基点就来自于社会现实。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确定知识的线性累计，而是常规时期与革命时期交替进行，是范式转换的过程。这蕴含这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无范式——建立范式——范式动摇——新范式建立。[4]在此基础上结合发生学的方法，即可对城市社会学两大范式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发生学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5]这一方法包括回溯式研究方法和前瞻式叙述方法，它始终把现实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最终是为了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

上述定义下的发生学方法主要体现为两把工具：一是动态性的眼光，二是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要素的提取。在此方法下，西方城市社会学范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管是从无范式阶段到人类生态学的建立，还是从人类生态学到新城市社会学的转变，以及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之后新范式的崛起，都不能脱离两个主要因素——现实城市化发展进程、理论的迭代进程。

二、无范式时期——古典社会学中的城市理论

古典时期的社会思想家包括韦伯、马克思、恩格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等面对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带来的现代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是剧烈和全面的，这些思想家对社会的思考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他们思考的是现代性，也即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生活所具有的品质和状态。现代性为何发生？新的社会秩序应该怎么样和怎么维持？而城市则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无范式时期对城市的探讨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对城市的探讨嵌套在现代性的宏大主题中。

这个时期大概是19世纪中到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城市化也是刚刚兴起，发展速度缓慢，总体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城市化更多表现的是工业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建立和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当时主要的议题。

（二）对城市的探讨视角相对独立，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

除了齐美尔专门探讨了大城市的特征和生活方式之外，其他的学者都是从对现代性的宏大议题中提及到作为部分的城市状况。并且学者之间基于如批判主义、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城市的探讨自然就被分离在不同的视角中。

（三）对城市的探讨局限于哲学和反思，缺乏社会学学科意义上的概念体系。

这个时期正是社会学学科建立的初始时期，社会学从哲学的母胎中脱离出来，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经典三大家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学科独立提供了主流范式，还处于在搭建整体的研究框架的时刻，自然无暇于城市社会学的深入研究。

这个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随着芝加哥人类生态学范式的创建和发展而消解了。

三、建立范式——人类生态学（1920——1970）

更为准确地说，城市分析只是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早期社会学理论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其中一个主流的观念是用生物学法则来分析社会。孔德、斯宾塞均持有这种生物社会学观点。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避免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研究，主张对人类群体适应环境的過程的研究，偏向于将城市生活概念化的一个生物学基础的方法。这也是人类生态学尽管在内部进行范式的更新和迭代仍然保留，在外部仍与其他范式相区别的核心。

人类生态学范式内部历经了古典人类生态学、新正统人类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阶段。古典人类生态学以帕克（Park）、伯吉斯（Burgess）、麦肯齐（Mckenzie）为代表，将城市生活的发展与演变趋势类比于生物群落的演变规律。整个人类生态学范式内部的迭代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以帕克为代表的古典人类生态学创立了城市社会学的子学科，将生态学的概念引用到对人类社区的研究中;其次是受到帕克的影响的学者，利用相关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展开对城市研究，被看成是城市生态学;再者，不管是古典人类生态学，还是基于此发展出来的城市生态学，都由于受到各方面的批判导致其理论根基大幅削弱，而继承并使之重整旗鼓的是新正统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

古典人类生态学存在几点缺陷，一是其停留在借用生态学原理和范畴的阶段，没有给予人类特性应有的重视;二是城市生态学忽视了社会政策和人类规划的作用，把城市发展看作一个自然过程;三是认为空间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基础，具有空间决定论的意涵。[6]新正统生态学的代表人物霍利认为，空间问题是生态学的次要问题，古典生态学关注的社会现象的空间分布只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而人类生态学应该研究人类社区的形式和发展，研究特定的社区生态过程，即人类聚居通过功能分化方式以适应环境的过程。与霍利齐名的理论家邓肯提出了POET生态复合体模型，为组织和描述生态变项关系提供了概念工具，并提供了分析生态系统的简化手段。霍利等人的理论被称为功能主义生态学，被诟病带有目的论的色彩，对任何社会想象的解释都按其所充当的功能或社会目的来说明。

和古典人类生态学一样，新正统生态学没有克服“生态决定主义”，而忽视了文化在城市社区的作用，对此的批判衍生出了文化生态学。此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诸如费雷（Firey，W.）对波士顿市中心土地利用的研究、乔纳森（Jonasson，C.）对纽约挪威人社区地域流动的研究等都验证了同心圆或扇形理论等缺乏普遍的解释力，以及城市土地在被用于经济目的外还有许多非经济文化的用途。因此，生态学理论必须考虑文化的要素。文化生态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是平衡理论，即一个城市的社会价值体系规定该城市必须具有各项功能，那么在社区各种目的或功能的空间数量与相应的目标或功能对社区的需求之间出现一个平衡点，此点上的社区总效用最大，总效用损失最小。平衡理论把文化因素内化于社会体系之中。一个社区的空间体现形式取决于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特有的文化价值。在一定文化价值下，社区各个方面对空间需求的重要性存在差异，而在这种重要性排序的情况下，空间的使用存在一个最优解，偏离这个平衡点就会带来各种问题。[7]

总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创建起来的人类生态学范式，在20世纪30、40年代遭到一次理论的危机，而后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原有理论范式批判继承的以邓肯为代表的新正统生态学与以费雷为代表的人文生态学给人类生态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人文生态学之所以能够在无范式的前提下建立起一整套的科学体系，以及这套体系概念受到普遍的认可形成主导范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人文生态学与美国城市化的关系

为什么人文生态学创立于美国而不是具有社会学传统的欧洲？当然，新城市社会学范式也有一个类似的探讨即为什么城市社会学会吸取了来自众多无范式时期的学者们的理论和城市思想而创立了新的范式，这个后节解释。 美国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和城市化的资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贸易殖民、工业化、垄断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期分别对应的城市化阶段是1630年到1812年的殖民时期、1812年到1920年的工业时期、1920年到1960年的大都市时期以及1960年至今的多中心城市扩张时期。[8]可以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处于工业化大成和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城市化则从工业时期向大都市时期过渡。工业扩张时期土地开发和技术发展，制造业兴盛并吸引工业移民，引发了诸多问题。芝加哥学派更是一个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空间效应的天然试验场。

（二）人文生态学与作为学科的城市社会学的关系

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执掌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牛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将社会学中心从欧洲拉到了美国。而在此之前，人文生态学范式的城市社会学可谓是美国社会学的第一个本土理论，为当时的社会学在美国争取独立学科地位的制度化承认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而对于城市社会学，除了提供理论框架之外，人文生态学的另一个贡献表现为对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这些共同搭建起对城市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围观与宏观的基础。

（三）人文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

生态学的视角早在古典社会学时期都出现倪端，孔德、涂尔干、斯宾塞都有用生物类比来解释社会现实的思想理念，这也是早期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运用于各社会科学领域中，城市社会学其领域之一。也正是人文生态学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帕克将之运用于城市社会学并搭建起相应的理论框架，容易得到认可和接受。

四、范式动摇和新范式的建立

新旧范式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人类生态学范式统治了城市社会学将近半个世纪，在后期范式动摇之际，衍生出两种趋势。一是原有范式努力克服自身的理论困境，进行适应性迭代;二是逐渐形成了新的理论范式——新城市社会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的城市社会危机表现为三个方面：城市中心区的衰败;城市重构与城市财政危机;城市阶级斗争和不断的社会运动。[9]人类生态学范式面对城市出现的新问题，产生了明显的理论乏力，从而诞生了新的理论范式。可见，在城市新的问题类型，新的发展阶段诞生之前，人类生态学尽管有些各种局限，但还具有理论上的解释力。尽管有诸多的批判和反思，理论的发展始终是囿于现实的变化。正如周署泰所说的，“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特质将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0]

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流派并发的时期，诸如列斐伏尔对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戈登、施托普尔和沃克以及卡斯泰尔的阶级冲突理论、戴维·哈维的资本积累理论，哈维·莫洛奇、约翰·洛根的增长機器等，因其理论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批判的理论基础，因而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学派;20世纪90年代，城市社会学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转向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方法，其部分研究被贴上后现代城市与空间研究的标签。[11]并且，以马克·戈特迪纳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将各种理论以“社会空间模型”加以整合。

前面也提及过，新城市社会学的变化转向体现在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转变上。而作为一个范式而言，它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一）城市特质的转变驱动了理论范式的转变

同样是面临着城市社会的危机，这次理论范式的转变不是由一个学派完成的，而是由整个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共同完成。这里还体现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领域的任何一个理论范式的解释力都不能涵盖所有的历史阶段，尽管人类生态学依然作为主流的范式，其解释力已经大为减弱;而新城市社会学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变化的解释力明显超过对工业时代城市状况的分析。

（二）范式的理论根源于古典社会学家的思考

学者们从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到重回古典社会学家的社会科学思想并纳为己用。首先，这反映了城市社会的复杂程度和多元性是和自然界不同，单纯地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建立社会科学自己的范式的趋向增强;二是尽管城市社会发展了巨大的变化，古典时期的思想充满了活力，可以被发展运用形成新的概念体系。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可以运用在不同发展阶段。

五、小结

21世纪初，世界超过3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约占总人口一半。预计在21世纪末，城市地区容纳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城市化发展将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二是地区性或本土性特色城市兴起。按照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演变规律，城市化进程的变化是推动城市理论发展的主导因素。这样的城市化现实将带动城市社会学理论分化为对世界宏观城市体系的研究和对区域城市特性的研究。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演变则会借鉴不同学科的、古典思想家的理论，并衍生出理论对现象新的解析思路。

[参考文献]

[1][6]王光荣.论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范式的局限[J].天津社会科学，2007（05）：67-69.

[2][11]黄怡.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版），2011，22（06）：53-57+104.

[3]蔡禾.都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之比较——人类生态学与新都市社会学[J].学术论坛，2003（03）：110-116.

[4]孙晶. 库恩范式理论探析[D].吉林大学，2011.

[5]冯契. 哲学大辞典： [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429-430

[7]蔡禾主编.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01：57.

[8]（美）马克·戈特迪纳，（美）雷·哈奇森著.新城市社会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86.

[9]张应祥，蔡禾.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9（01）：58-63.

[10]周蜀秦.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演进[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38-44.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