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政治思想研究

2019-02-06王明前

西部学刊 2019年23期

摘要：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政治思想，包括他主政陕西期间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思想、西安事变前后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西安事变后的全民族持久抗战思想三个方面。在主政陕西期间，他推行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西安事变期间，他不计个人前途，一心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赴国外考察，期间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形成持久抗战思想。

关键词：杨虎城将军;政治思想;地方建设;抗日爱国思想;持久抗战思想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3-0043-04

抗日民族英雄杨虎城将军，因参与领导发动西安事变而彪炳青史。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毕生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形成其独特的政治思想。遗憾的是，目前对杨虎城将军的研究，仅集中在其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政治表现和历史地位，对其长期从政经验，特别是主政陕西后的政治建树，鲜有学术关注。①其实，自1930年执掌陕西政局后，杨虎城将军就开始推行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形成其独特的施政风格，并形成其个性化的施政理念。西安事变期间，他不计个人前途，一心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赴国外考察期间，他仍然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并形成持久抗战思想。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杨虎城将军的政治思想，敬请方家指正。

杨虎城将军的政治思想，包括他主政陕西期间的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思想、西安事变前后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西安事变后的全民族持久抗战思想三方面。

一、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思想

作为陕西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爱国军人，杨虎城将军始终关心家乡建设，希望为造福桑梓出力。早在1926年，杨虎城将军就和其他陕西将领联名通电，“为维持一省和平计”，“维持全省治安，并守中立，实行保境安民主义”。[1]21930年11月，杨虎城将军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正式主政陕西。他对欢迎群众讲话表达了致力地方建设的愿望。他表示：“关于陕省善后问题，第一要务即是救济灾荒，还要父老兄弟们帮助虎城，一致向中央呼吁，恳请拨发大批赈粮赈款，救济我们陕西受苦受难的穷同胞。”[2]511月14日，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请命：“窃以为灾有重轻，治兼标本，目前应分别急赈工赈，兼筹并进。关于急赈，拟就灾重各县设工厂数处，共设五十厂，约容三十万人，以五个月计需款一百万元。各县及省城各设收容所一处，共设三十处，约容二万人，仍以五个月计，需款三十万元，他如老幼残废者，须改散干粮;无衣御寒者，须制发棉被，以及借付耕牛，修补房屋，共计更需七八十万元。至工赈则导渭、开渠、筑路、掘井，共需一百万元。”以上急工两赈需款360万元。他恳请南京国民政府“迅拨巨款，俾资赈济”。[3]911月15日，他再次为灾民请命于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

在主政陕西的第二个月即1930年12月，杨虎城将军就拟出政见商榷书作为其施政纲领。首先，政见商榷书以救济灾荒作为中心任务，力争在以工代赈过程中，“一般灾民既可借工资以糊口;地方建设亦可资群力以观成”，从而开始恢复民力，为日后的大规模建设打下基础。其次，他主张切实振兴教育。具体办法是：“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保障独立”，之后“厘定法规，整顿各级小学，注重乡村教育，以达教育普及之目的”。再次，整顿交通，“拟体察地形，将全省道路，分别干线支线，次第修筑，俾臻宽平，务使各处重要城镇，声气联贯，纵横四达”。第四，兴修水利，“督饬各县县长勤导农民，凿井浚泉，并于小河细流，一律开渠引水，借资灌溉”，并由政府主持引泾入渭过程。最后，完成地方自治，“遵照先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厉行训政，实施地方自治”。[4]18

为地方建设的长远发展起见，杨虎城将军大声疾呼教育的改良和知识的更新。1930年11月，他在回教公会欢迎会上表示：“世界各国，往往政权为学识高深者所操”，因此“欲要民族进步，定要接受新的学术，发展教育，增长智识，这样自然能氐除种族的界限”。[5]131930年12月8日，在泾县各界欢迎会上，杨虎城将军表示：“今后把教育费令其独立，一切当积极计划，使教育费不但独立，且要陆续增加，使教育能日行发展。”[6]211931年1月，他勉励三原县学界：“嗣后吾人应打破地域观念，目光须直向潼关以外，乃至中国以外，去探视去接受新的世界潮流。”[7]361931年3月，在对华县咸林中学学生的讲话中，他勉励青年要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你们要记着，仅维持吃饭问题不特不是我们青年学生的责任，而且还是我们青年学生的大耻奇辱。我们青年学生的责任是如何去促进革命成功，如何对民众宣传，如何对社会谋建设，俾社会上的福利日日向水平线上逐渐发展才好。”[8]34他还注意到教育与赈灾的关系，指出：“教育事业，是与救济灾民相辅而行的。以前陕西人民有八百万，内中经过天灾匪患，死了几百万，现在对于人民繁殖，要极力地提倡，救灾施教，成为一樣的问题。”[9]38在全省教育局长第三次会议上，他告诫“办理教育，万不能存有地域观念，教育局长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地方风化全以教育界为转移，非普通士绅可比”，并提出“若将教育费附加于地丁上，使子弟求学都有希望”。[10]39

杨虎城将军希望商业界能够担负起振兴陕西经济的责任。1930年11月，他在西安商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表示：“吾陕过去习惯，政府是政府，农商是农商，各不相联，这是一个缺点。要知金融为社会命脉，金融活动，农村也有办法，政府受民众襄助，事业定能成功，可见社会造成，是有连环性的，决不能彼此离开”。他希望“现在的急切之图，先要将交通恢复，政治导上轨道，希望大家一切不要守旧，趋向新的方面去做，充分认识，用科学方法改善商业。”[11]111933年2月，他表示军队应理解和支持地方建设，“要对症下药，极力缩减军队;其次厉行节俭，为老百姓办民团;开发水利;扶助老百姓的自卫能力和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积极打破遭灾荒的厄运”。[12]59

在远赴海外考察之际，杨虎城将军仍然不忘地方建设，表示：“深望我父老兄弟同心协力，注意于造林、筑路、凿井、开渠，提倡合作复兴农村等事，以为抗日救亡之基。”[13]226在从上海启程出国前，他仍然挂念家乡：“西安现在绝无问题，所有问题者为旱灾。西北目前米粮告罄，迩来虽得大雨，棉花得以下种，惟能否生长，尚不可知。”[14]227途径火奴鲁鲁时，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支援抗战：“吾国富源急待开发，尤以西北方面如陕甘宁青各省，矿产丰富，农村水利事业尤可尽量发展。”[15]230

总之，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后，推动以赈灾为重点的地方建设。他希望商业界能够担负起振兴陕西经济的责任，大声亟呼教育的改良和知识的更新。在远赴海外考察之际，他仍然不忘地方建设，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支援抗战。

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将军痛哀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最终参加领导了西安事变，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五天，杨虎城将军即泣告全国，“伏愿各省袍泽，全国同胞，栗阎墙御侮之训，为安内攘外之图，亿兆戮力，挽救危亡”。[16]49他沉痛反思国家长期内战给民族带来的损耗：“第一是没有团结精神，四万万同胞，好象一盘散沙，只知私不知公，以致互相争权夺利。”他呼吁：“第一要排除私人意见，停止内争。大家确实团结起来，认清对外目标。”[17]50他在劝告甘肃民众时号召实现民族团结，表示：“五族共和，为我国立国之基础;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民族主义之原则，凡我甘民均应泯除已往嫌隙，纠正已往错误，互相亲爱，一致团结，在中央政府指导之下，共御外侮，巩固边防”。[18]55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张学良等联合通电全国，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中心的八项要求，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9]69杨虎城等指责蒋介石政府的内战政策：“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之无日，海内骚然”，坦陈发动西安事变是“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待反省”，[20]71绝无个人私心。他表示对蒋介石本人绝无加害之意，“窃念我辈之于蒋公，犹子弟之于父兄，不忍陷长者于不义，尤不忍以爱蒋公者害蒋公”，只考虑“如何健全南京政府，为救亡御侮之最高权力领导机关，如何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以解放中华民族，尤赖蒋公之领导，以贯彻全国一致之救国主张”。[21]74

1937年元旦，杨虎城将军在告民众书中，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他指出：“西安事变的崛发，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头一幕。”这一天，“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上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前者是结束了帝国主义向我们的进攻，而后者更是展开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坦途”，因此，“双十二事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健全，并不像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侮蔑我们懦弱、卑劣。双十二的要求也很单纯，只是一个中华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独立自由的战争而已，是要把中国从此引上一条永久生存的大道，希望集中全国各党派的力量，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大家抛弃一切成见与党派关系，精诚团结起来，整齐我们抗日救国的阵容”。[22]118这不仅是对西安事变的总结，也是对他本人抗日爱国思想的高度概括。

1937年2月，杨虎城将军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會提交议案，重提西安事变的八项要求，希望巩固事变开启的国内和平局面。他表示：“今欲外求抗战，须先内求和平。近年以来，我国当外侮每凭凌之际，频年用兵，消耗国家力量地方元气者已属不少。实则积弱之余，所存国家力量，地方元气，自应力为爱惜，以对内少耗一分，即对外多增一分。故一切任何形式之内战，似有立时并永久停止之必要”。[23]210

三、全民族持久抗战思想

在海外考察期间，杨虎城将军时刻关心抗战局势，敏锐地判断出全民族抗战的发展趋势，并科学总结出中国持久抗战的特点。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正在美国旧金山的杨虎城将军准确判断：“这个新的危机，明显地是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它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又一步骤。”他指出“中国政府已是忍无可忍，只有奋力抗战”，预言“在远东将导致一场大战”。[24]231他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抗战的神圣意义，科学指出：“所谓中日问题实际上就是国际问题，因为各国间的贸易经济关连，不能分开的”。他坚信：“以我全民族的民族武装自卫抗战精神必远超于其物质优越条件，相信最后的胜利终归于我们。”[25]234

杨虎城将军提出持久抗战思想：“至于战略方面，日军利在速战，我须长久坚持。彼虽利用飞机轰炸，我后方无所谓工业中心区域，对我损失甚微小。同时，我国各沿海工业区域多系外人投资，日军暴行必然引起国际间之干涉，故优势必属于我。”[26]239他预言战争的持久进行势必引起日本国内危机：“中日战争一起，日本马上丢掉中国的市场，在中国的工商业马上受到打击，中国的原料无法再取。同时因为军费庞大，势必增加民众的负担，这样就使日本国内革命的危机更要增高。”他倡导建立和平统一战线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认为中国抗战“只有参加和平阵营的这唯一外交路线”。这需要首先和苏联合作，然后和西方国家寻求合作。[27]246在回国途中，他进一步倡导和平阵线，指出：“今日世界上和平阵线，已有英法美苏等国为骨干，以比利时捷克等为助，而此等民主国家对我均示同情也。至于侵略阵线，则仅得一二国而已”。他对世界和平即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指出：“各国人民之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主义，其情绪纯洁，是以反战运动驾于各国政府而上”，因此他预言中国抗战必将得到世界各国人民乃至政府的支持。他指出：“各国态度之转变，其原因一以我国抗战流血之结果，一以各国民众之反战也。故我们今须继续抱定抗战到底精神。最后胜利，必属我有。”[28]259可惜，具有如此远见卓识的一位爱国将领，最后居然报国无门，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总之，在海外考察期间，杨虎城将军敏锐地判断出全民族抗战的发展趋势，并科学总结出中国持久抗战的特点，与国民党阵营内甚嚣尘上的“速胜论”和“亡国论”论调相比，无疑具有高度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政治思想，包括他主政陕西期间的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思想、西安事变前后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西安事变后的全民族持久抗战思想三方面。在主政陕西期间，他推行以赈灾为中心的地方建设。西安事变期间，他不计个人前途，一心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赴国外考察，期间积极宣传全民族抗战，形成了持久抗战思想。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王琳：《论西安事变前的杨虎城及其政治思想》，《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等。

参考文献：

[1]杨虎城等三原会议通电（1926年3月30日）[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2]在来陕就职时对欢迎群众的讲话（1930年11月1日）[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为陕西灾民给国民政府请命电（1930年11月14日）[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4]政见商榷书（1930年12月）[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5]在回教公会欢迎席间的讲演词（1930年11月）[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6]在泾县各界欢迎会上的讲话（1930年12月8日）[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7]在三原学界欢迎会上的讲演词（1931年1月）[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8]对咸林中学师生的讲话（1931年）[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9]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31年3月）[M]//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