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蓉

摘要：诸葛亮之所以有着极其悲壮却又辉煌的人生，是因为他有着极其深厚的家国情怀。诸葛亮“修身”，靠的是自强不息地努力提高个人修养;“齐家”是廉洁自律、不谋私利，教育子女颇严厉，唯恐不成器;“治国”是成效显著地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平天下”是为国家统一竭尽全力。在今天，像诸葛亮这样的家国情怀在建设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代价值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历史上少见的被人民群众和统治者共同尊崇的政治家;即是说，他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都做了许多好事。之所以如此，乃因诸葛亮有着极其深厚的家国情怀。

所谓“家国情怀”，既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更是一种心灵净化之后的人文情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家国情怀特别推崇。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从来都认为，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所以非常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担当。而这种担当的理论来源，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分析诸葛亮的家国情怀，其实就是分析诸葛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及其实践。

一、诸葛亮的“修身”

圣贤有言：“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何谓“修身”？就是指修养身心，其具体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择善而从，博学于文。

“修身”虽然讲的是由内而外，推己及人的个人修养，看似内求，实则外显。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将个人与家国天下统一起来。说到底，个人修养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家国情怀的统一，庶几方能在社会中彰显“修身”的意义和价值。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政治混乱并爆发黄巾大起义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让诸葛亮从小就能直接、深刻地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当时诸葛亮连生活来源也难以保障，不得不居住于偏僻的山村并以“躬耕”，以补衣食的不足。社会、人民以及他本人对安宁的需要，使诸葛亮对圣贤關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也”的论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决心在逆境中磨练自己，完善自身，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在隆中，诸葛亮将于田间耕作之外的时间，用在攻读，外出游历，寻师访友方面。诸葛亮认为，只有广博地去涉猎众多的书，才能达到观察和了解社会的目的;由于人的精力有限，要将每本书都认真阅读事实上不可能，所以博览群籍时要“独观其大略”。而需要认真阅读的是那些安邦治国的书籍，务必将其中的学问钻深钻透。像《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等书，因为是讲治国安邦之道，诸葛亮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去反复阅读和反复思考，不到百日，就把这三本书钻研得非常透彻，不但掌握了书中的义理，还能够“致其奥妙”，有比较精辟独到的见解。

在隆中的诸葛亮，人地生疏;而其时却是一个专讲出身、门第、等级的时代。为此，诸葛亮很注意与荆州地区有影响的人物的联系，尤其是与有声望的名士交往，以此增长见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在寻师游学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更赢得荆州名士们的尊重。后来刘备集团来到荆州，为发展壮大集团的势力，欲吸收部分荆州士族加入，荆州名士司马徽、徐庶等人就大力推荐诸葛亮，使他得以加入刘备集团，获得实现凌云壮志的机会。

二、诸葛亮的“齐家”

圣贤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何谓“齐家”？就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相处，使之成为宗族的楷模，效仿学习的样板。

“齐家”首先须择妻。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但他却选择了一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阿丑为妻。其实，所谓阿丑“瘦黑矮小，一头黄发”是其父黄承彦玩笑之言，未必就是事实，而“才堪匹配”才是重点。嘲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的诸葛亮，在择妻问题上，当然是“才”重于“貌”。这是“齐家”的重要一环。

诸葛亮一生，因为阮国，所以在治家方面强调自身家庭、个人生活必须清廉。诸葛亮后来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通表文，有这样的话：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应该是诸葛亮一生的真实写照。诸葛亮的上述表文，当是反映中国古代高级官员高风亮节的第一份家庭财产申报表。

诸葛亮严于律己，担心子女不成器，所以对子女的教育很是严厉。诸葛亮写有《诫子书》，那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而书写。《诫子书》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子书》虽然只有86个字，却在中国家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诫子书》说，要以心绪宁静来涵养德性，以生活节俭来提高品德，才能成为德才兼备者。从《诫子书》可以看出，诸葛亮以政治家的胸襟，要求子弟不要坐享荫益，必须从修身养德做起。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

诸葛亮言行一致，不仅口头上教育子弟，更要求他们在行动上认真履行。诸葛亮早年无子，诸葛乔是他唯一的继子。作为驸马都尉的诸葛乔本可以在家安享尊荣富贵，但诸葛亮不仅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而且外出打仗时也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将其与诸将子弟同等对待。诚如诸葛亮自述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弟子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弟子传于谷中。”

诸葛亮对亲生儿子诸葛瞻也从不骄纵。诸葛瞻少年时很聪明，这却引起了诸葛亮的忧虑。诸葛亮在过世的那一年，还写信说：“（诸葛）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可知他最担心还是子女不能成为“重器”。

诸葛亮还有一篇《诫外甥书》，强调的也是对子弟的教育。他说：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关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从诸葛瞻等人后来的情况看，诸葛亮严于教子是很有成效的。

三、诸葛亮的“治国”

圣贤有言：“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这里讲的“治国”，是治理好对周天子负责的诸侯国;而这，与诸葛亮执政的三分天下的蜀汉国正相似。

在诸葛亮的策划和辅助下，刘备集团夺得益州、汉中，建立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蜀汉国。刘备死后，诸葛亮受遗诏主持国家政务，当时，“政事无巨细，成决于亮”。诸葛亮身为丞相，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治建设来抓，首先是自己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这对蜀汉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影响重大。

诸葛亮“治国”的具体方略是：对外联吴抗曹，对内务农殖谷，与民休息;又平定南中叛乱，巩固蜀汉政权。他励精图治，任人唯贤，赏罚分明，注意发展蜀中经济，并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受到蜀中各族人民的拥戴。

尤其是，在诸葛亮公忠体国的思想和作风影响下，蜀汉国家的上层官员，形成了一种为官节俭，力戒奢华，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他们以诸葛亮为榜样，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班公而忘私的官员的支撑，蜀汉这条三国中的小船才坚持了40多年。

诸葛亮“治国”的事迹太多，本文难以详细叙述，看看被称为“良史”的陈寿在魏晋正统观念的约束下，对诸葛亮“治国”的记载与评述：

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成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正是因为诸葛亮“治国”成效显著，所以，在诸葛亮死后，蜀国许多地方都上书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祀庙。据习凿齿《襄阳记》的记载，在朝廷碍于礼制而暂时还不能为诸葛亮建祀立庙的时期，民间就利用岁时节令祭祀诸葛丞相，称为“百姓巷祭”，甚至在蜀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戎夷野祀”。就是在作为诸葛亮北伐战争所在区域的汉中之民，每年春月，也有男男女女一路哭着去诸葛亮墓上祭奠，“其哭甚哀”。这足以说明，诸葛亮在其治理过的西南及汉中人民心目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

四、诸葛亮的“平天下”

圣贤有言：“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平”也就是“平天下”。何谓“天下平”？国家治理得好，天下自然就能太平。也就是说，要安抚好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儒家“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就是要达到天下在一种等级秩序基础上的平等和公平。而实现这种理想的前提就是天下统一。

诸葛亮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天下分裂、军阀混战等造成社会秩序大动乱的变迁，因而对人民在动乱中所经受的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渴望天下一统而致天下太平，最终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忠君报国的政治主張。在封建社会，忠君和爱国，一般来说是很难分开的。君主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的，忠君必爱国，爱国亦必忠君。这虽有其时代的、历史的局限，却是不应指责的。因此，诸葛亮在隆中时提出的“兴复汉室”这一要求，其实质是要求统一，要求重建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完全符合儒家“天下平”的理想。

诸葛亮十分清楚，“兴复汉室”的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因此，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的方针是分阶段实施：第一步是“跨有荆、益”，与曹操、孙权形成鼎立之势;第二步是等待时机，当“天下有变”时，则两路出兵，夹击中原。这个先走向三分，再求统一的战略决策，是当时最全面、最具体、最有实效的立国方略。

“兴复汉室”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公元219年，刘备取得汉中，跨有荆、益，具备了两路北伐的条件。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出兵攻襄阳，大败曹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证许昌以南拥汉反曹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也说明“兴复汉室”是具有可能性的。

但是，可能性毕竟没有变为现实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有的并不是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就可以预料到的。追本溯源，形势发展到不可逆转，一则在于荆州之失，再则在于夷陵之败，而这两者都不是诸葛亮所能挽回的。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决不会只求割据而不求统一。诸葛亮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他为“平天下”的统一事业而竭尽了全力。

“夷陵之战”后，蜀汉元气大伤，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彼此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诸葛亮实现“兴复汉室”这一理想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然而，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却仍为“平天下”这一理想进行着终生的奋斗。

刘备死后，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诸葛）亮”。诸葛亮经过五六年的充分准备，修复了与东吴的关系，平定了南中之乱，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壮举的以求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他在《出师表》中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从中可以看到他“平天下”的意志、决心以及务求必成的信念是何等坚定。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在北伐中，虽因面对强大的敌人而一再遭到挫折，但却矢志不移，毫不气馁，八年之间五次出兵北伐曹魏，其志之坚，令人扼腕。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统一竭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演出了一幕“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史剧。

五、研究诸葛亮家国情怀的现代意义

诸葛亮深厚的家国情怀，成就了他虽然悲壮却是辉煌的人生。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有许多，“家国情怀”是最基本的—个内涵。在今天，“家国情怀”在建设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的欲望更盛、诱惑更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复杂，所以个人修养尤为重要。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凸显的时代，个人修养无疑是个人主体性地位确立的道义保证和伦理要求。而“家国情怀”不仅是个人主体对人类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且是能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

梁启超说得好：“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家国情怀的精髓是对家庭、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只有兼顾好家与国，并将对小家的感情转移在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上，人生才能实现真正的圆满。或许正是因为对诸葛亮家国情怀的充分理解，所以《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决定随刘备去平定天下后，特别写到他对诸葛均说：“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平定天下是责任，而家庭亲情，则是担当这种责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