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雕虫纪历》是卞之琳研究不可回避的一部诗歌自选集，其中凝聚着诗人的自我判断和认识。联系《雕虫纪历》在1979至1984年间先后出现三个版本的历史背景，其版本的变换呈现出版本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同时表现出“权力的生产”（即福柯的权力观）倾向。其在《雕虫纪历·自序》的自我矛盾，既出于当时诗人的自我意识，也是出于当时客观背景下所造成的影响。《雕虫纪历》的三次改版不仅是以具体实践影响卞之琳研究，也以其受到的权力影响给当下的学术研究以更多角度。

关键词：福柯;卞之琳;权力;《雕虫纪历》

作者简介：许明弥，女，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6-0-01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并带有创造性或生产性，这是福柯的权力理论观点，也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部分。这一理论来自尼采哲学，但是与尼采不同的是，福柯的权力理论并非内在地将权力意志奉为圭臬，而是从外在更理性、更彻底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在权力上最大的差异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内在于人的身体

或生命，是本体论的;而福柯的权力则不问出处，它是非实体性的，唯名论的。”[1]可以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尼采的继承和创新，代表其权力理论的著作有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和1976年出版的《求真意志》。

根据福柯的权力观，权力无处不在，它并不源于某个中心，权力是多元的，来自于各个地方。[2]因此在权力影响下，卞之琳创作及编排的《雕虫纪历》的多个版本所呈现出来特点有其独特性。在对《雕虫纪历》的版本问题上，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如任湘云的《卞之琳<雕虫纪历>版本新探》，但只呈现版本之间异同并进行猜测，未能进一步探讨版本变化中的权力影响因素。故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福柯的权力理论探讨卞之琳《雕虫纪历》的版本问题。

一、《雕虫纪历》的版本变迁

《雕虫纪历》是卞之琳选择与整理自己的诗歌（在1930年至1958年间创作的）并合成的诗集，这本书一共有三个版本：初版是1979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以下简称79年版），收诗70首;再版是在1982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增订版（以下简称82年版），在初版的基础上增入30首（单独列为一辑），收诗100首;最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的版本，由作者重加修订，新增诗歌一首，共收诗101首（以下简称84年版）。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3]纵观卞之琳的一生，无时不刻不在权力之中，权力决定了他的特点和状态，这表现在79年至84年三个版本的《雕虫纪历》先后出版：每一个版本都有着卞之琳的顾虑与取舍，这些取舍和变化有些是消极的，而有些则是积极的。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发生的变化，由一开始的79年的特殊语境，卞之琳选择弱化“自我”诗人的身份，转移成为“人民”的诗人，到84年思想观念更为开放。在这样权力的影响下，卞之琳的《雕虫纪历》的三个版本出现了以下几点变化。

首先从内容和诗作数量上看，对比79年版和84年版（82年版和84年相比，除少收一首诗之外，没有其他差异，故不在此讨论。）可以看到：“79年版选个人抒情诗39首，占55.7%，而政治抒情诗选31首，占44.3%。……再看84年增订版。由于增加的‘另外一辑均属个人抒情诗，则使得该版本入选的个人抒情诗达70首，占全书所选诗歌总数的69.3%，而政治抒情诗保持了79年的原貌（包括诗歌之间的排序），未作任何增删，即为31首，仅占所选诗歌总数的30.7%，不足三之一。”[4]由原来的近乎持平到“不足三分之一”，政治诗的成分下降不少，这不仅是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还有更深层次的权力影响。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且不是人支配权力，恰恰相反，而是权力支配着人。这种“权力支配着人”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权力，“马克思所理解的权力根本上是传统的压迫性的权力观”和“权力的压迫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领域，也体现在经济领域。”而福柯不仅关注到马克思所提出的权力压迫方面的问题，还认为权力不单单包含着权力所包含的消极方面，如“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等等，还带有积极方面的创造性和生产性。[5]这种权力支配的影响对卞之琳而言，消极方面的影响主要是79年版本的“自我”的诗人受到“压制”、“掩饰”等，从而减少这一方面的诗歌选择。但是这种消极在82年至84年转化成为一种积极影响，即时代观念的转换，个人抒情诗所占比重上升，这增加的三十几首诗产生了新的《雕虫纪历》。而从这文本的编排上，可以看出卞之琳在时代的变迁中增加个人抒情诗的部分，间接地降低了政治抒情诗的成分，逐渐从走向“人民”的通俗诗人回归到“自我”和有着独立意识的诗人。

二、版本变迁中自我认识

权力对卞之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本编排上，还体现在对编排的自我认识上。结合其在《雕虫纪历·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的自相矛盾，可以看出卞之琳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的，而是在权力的矛盾与变化中一步步转移的。这三个版本的《自序》，82年版本和84年版本尊重79年版本的《自序》，一字未动，增订时只是将一些原委和编写中的相关问题以附记的形式缀于原序之后。这样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其一，对于《雕虫纪历》是诗汇集还是诗选集的认识自相矛盾。卞之琳在79年版《自序》中说：“我也仍当着迄今为止的诗汇集而不是诗选集。”[6]但后来又先后增加了31首，这就使79年版带有“诗选集”性质。其二，对于不同时期的诗歌的评价的矛盾。卞之琳曾说过：“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不会写诗的”，而他在评价后期的詩歌，特别是写于50年代的诗歌时：“这些诗，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味。时过境迁，它们也算完成了任务，烟消云散。”[7]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诗歌的确艺术价值不高，但对于同样出于真情实感的诗歌的不同解释也成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权力生产知识，任何知识都不可能不构成权力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具体可感的形式，而是在时间中慢慢推进演变而成的。

除此之外，福柯还认为“……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8]这种生产性表现在卞之琳他选取的“最后一首诗”上。这首诗是82年版到84年版新增的一首，也是《雕虫纪历》最后的增加的一首——《血说了话》，全诗如下：

为了争取说话的自由，

血说了话。

专帮凶，

专堵人嘴，

专掩人耳目的报纸

也终于露出了血渍;

死难者的血渍

也正是流氓政治的伤痕。[9]

这首诗是1982年屠岸在“一二·一”文献展览中发现并分行录下后向卞之琳推荐的，卞之琳觉得像一首诗因而加入《雕虫纪历》中。结合1982年的时代背景，似乎除了充满了对“流氓政治”的嘲讽，还有对政治所带来的苦痛进行抨击，卞之琳将这首诗加入《雕虫纪历》，正是因为他所感所见的权力的“排斥和禁止”，进而转化生产为一个新的事物。这也是福柯所认为的权力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权力影响着文本的产生及其终极形式。

三、渗入思想的宏观权力

相对于主观内容上的选择与编排，卞之琳更受到宏观的权力所带来的重大压力的影响。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当我们转向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时，就会发现版本更换背后的权力变化。以79年版本为例：《雕虫纪历》未收录《给委员长》一诗，这首诗因太受误解而被删去，对此卞之琳在《十年诗草》的序言中解释道：“他们就是不能容忍开头的感叹语‘你老了！他们把这句话曲意引申为‘该由别人取而代之了。这是过敏的偏见麻木对于正常情感的反应。”[10]回到这首诗创作的抗战时代，蒋介石当时被尊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统帅，卞之琳受到抗战统一、军民团结一心的鼓舞，写下《给委员长》，却遭到过度解读。这反映了权力排斥和禁止的消极方面。在《慰劳信集》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编排，即《给委员长》排在《给<论持久战>的著者》的前面，这在编排上也遵循了当时抗战主流。[11]时至今日，这顺序也未改变，表现出一种尊重历史的人文情怀。

受到权力的排斥，使卞之琳在编排时措辞上更加谨慎，“《慰劳信集》各诗在《诗草》中删掉的题目，在《纪历》中都已恢复，只是都去掉‘给字，现在恢复了‘信称，附注中每首都注出了原题目（名义上的受者），也就保留了原来的‘给字。”[12]这种“给”字，在当时，卞之琳是以平等的心态进行创作的：“现在看来，作为诗，要恢复原来的题目，每首题目前照西方的用法，不分尊卑的‘给字实在也用不着”[13]他人对“给”字的过度阐释，似乎在强调尊卑有序，这是对“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现代意识的忽略和否定。联系历史上出现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续文人墨客的创作偏向。

从《雕虫纪历》多个版本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卞之琳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权力之下进行妥协与创造。作为卞之琳研究绕不过的一部分，这种版本的变化是值得重视的。在权力这一社会关系的影响下，不论是其作品还是其人，都也不能幸免地嵌入历史。福柯的权力理论，即权力作为社会关系不但具有排斥和禁止的消极方面，还有创造和生产的积极方面。文学家在这权力关系中进行技术和艺术创造，福柯的权力理论帮助我们认清卞之琳的《雕虫纪历》的版本现象并进行阐释。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对于许多因政治而被忽略的问题，这样的角度或许可以成为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式。

注释：

[1]徐国超：《权力的眼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观比较研究》，吉林：吉林大学，2013年第8期.

[2]文兵：《福柯的现代权力观述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任湘云：《卞之琳<雕蟲纪历>版本新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卞之琳：《雕虫纪历》，第17-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卞之琳：《雕虫纪历》，第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9]卞之琳：《雕虫纪历》，第1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卞之琳：《十年诗草》，第3-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11]罗玲：《论卞之琳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以<慰劳信集>为中心》，重庆：西南大学，2018年第2期.

[12]徐国超：《权力的眼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观比较研究》，吉林：吉林大学，2013年第8期.

[13]文兵：《福柯的现代权力观述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