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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英雄:《危楼愚夫》与《药》人物悲剧比较研究

2019-02-03马艳娥

青年文学家 2019年36期
关键词:夏瑜迪马悲剧

摘  要:俄罗斯文学贡献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白痴与多余人。2014年俄罗斯导演尤里·贝科夫的《危楼愚夫》塑造了一个现代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形象,从风格上可以看出导演对现实冷峻的观察,继承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的《药》中,以辛辣的文笔抨击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罪恶历史,笔者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失败英雄来揭示特定时期下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迪马;夏瑜;群氓看客;悲剧

作者简介:马艳娥(1997-),女,汉族,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6-0-01

一、《危楼愚夫》和《药》

《危楼愚夫》讲述管道工迪马·尼基丁,在维修水管检查中发现,一座前苏联时代的老楼即将倒塌,他去通知政府官员,整个市领导班子在为市长庆生,八百多人危在旦夕。官僚阶层不作为,还以罪恶手段掩盖可能曝光的腐败,迪马开始了拯救八百多居民之路。此刻已经半夜,他要叫醒民众,母亲和妻子骂他是傻瓜,迪马咆哮:“我们在像动物一样生活,也会像动物一样死去,就仅仅因为我们对彼此来说谁都不是。”最终迪马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去通知楼内的人逃离,而影片震撼性的一幕发生了:乌合之众的群氓把说出真相的迪马打倒在地,重新回到这座破楼里面,继续得过且过。

仿佛周濂写的那本书《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像鲁迅比拟的铁屋子里的呐喊,这个故事,有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壮与无奈和对俄罗斯从官僚体制到底层群氓的全面讽刺,它遵循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戏剧传统,在一个黑暗的夜晚里展示了整个社会的人性黑洞。

鲁迅在《药》中,抨击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的罪恶历史,小说以人血馒头构成基本情节并贯穿全文,这馒头蘸沾的鲜血,是一个有着革命信念并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者夏瑜流洒的一腔热血,夏瑜的革命信念和行动不仅没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鲜血居然还被当作药而被人服用。这便酿成了一个历史和社会的悲剧,由此,作者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即民众与革命和革命党人的隔阂与民众的麻木,愚昧。

冯雪峰先生在《鲁迅的文学道路》中分析《药》时认为,这篇作品的第一重要人物当然是作者没有直接描写的夏瑜,作者没直接描写夏瑜,但读时,又觉得好像全篇都在描写这个革命者。作者无论写作品中哪一个人,都写到了夏瑜了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夏瑜作为革命者,揭露了时代的封建势力,人民的无知及对那个开始着五四时代的革命运动和以后的革命运动,是鼓舞也是教训,夏瑜这个形象,是英勇的革命者,虽然他的愿望破灭了,但他仍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这两部作品出生在不同的国家,时代,有不同的故事,但把他们并置在一起会发现,西部原本毫无瓜葛的作品诡异又巧合地形成了一组镜像,在中国旧社会里为了救国奔走的夏瑜,和俄罗斯小城里为了危楼中的人们而疾呼的迪马是同一个人,两人的身影,足以穿透中国西部的风沙和俄罗斯的冰雪重叠在一起,形成一种美妙又残忍的同构关系,他们最终的遭遇及背后那群麻木冰冷的人,共同显示出一种时代心理病症。

夏瑜和迪马是两个失败的英雄,英雄末路的悲哀,不在宏大的生死边缘,反而是最无法腾挪的信仰。病态的中国和俄罗斯犯错的人为何接受不了英雄的信仰,愚昧!麻木!我们解释不完。

二、溃败的底层:群氓和看客

孙立平老师提出“社会溃败论”,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乱”,因为“乱”的背后也蕴含着一种不甘于现状,想要改变的动能。而更可悲的问题是“烂”,社会肌体由内向外整体性的腐烂。这就是《危楼愚夫》里刻画的俄罗斯社会及《药》刻画的旧中国社会。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名著《白痴》里说:“一只小苍蝇在它的身旁一道炽热的阳光中嗡嗡地叫,它是整个这场大合唱的参与者……万物都知道自己的路,唯独他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不了解人们已经被淘汰出局”这是个有意思的隐喻,当整个机制崩坏,人们习惯罪恶,当民众开始变得冷漠、麻木的时候,一个想改变规则的“破坏者”,在民众眼里就会变成白痴。

《危楼愚夫》开始,导演用长镜头刻画俄罗斯底层社会生存现状,逼仄的楼道,狭小的生活空间,诸多家庭共用的厨房,酗酒的男人从楼道里面走出,醉醺醺地询问妻子,自己私藏的钱在哪,画外音里有另一个家庭在争吵,暴打女儿妻子,弱者向更弱者施暴,女性与孩子是牺牲品,这场家庭暴力偶然触发了水管爆裂,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年久失修的大楼地基发生了倾斜,大楼是前苏联时代的遗产,这个红色帝国终结了25年,但它留下的积重难返的恶政依旧困扰着当代俄罗斯世界,从北韩到乌克兰,从高加索到东欧,电影中不见名字的俄罗斯小城正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缩影,具体到这座大樓里,男性普遍酗酒行凶,女性忍气吞声,本该保护弱者的警察也不过走过场,年轻孩子打架,青年男女吸毒,老年人混吃等死……几乎见不到正常人,对于这些人自己来说,他们也没有想改变的愿望,麻木。社会最底层的溃败,是整个社会肌体腐烂到根子上的结果,充满了深深的绝望感。

鲁迅先生的作品塑造了经典的群体艺术形象——愚昧麻木的看客,《药》中从夏瑜被害后的余波写起,通过刽子手康大叔和茶馆里的茶客们的一些不同情,不理解甚至仇视革命的形形色色人物的闲聊中间接表现,“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小说中,作者勾勒夏瑜被杀的场面侧重写观赏观众:“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夏瑜的死,不过是在刑场让麻木的看客鉴赏一次“杀人的盛举”,而夏瑜的鲜血竟然成了“药”,华老栓夫妇企望用这鲜血沾的人血馒头救活患痨病的儿子华小栓,这些看客大多生活在底屋,生活的磨难让他们没了思想,变得自私愚昧无知。

无论是《危楼》中的群氓,还是《药》中的看客,他们在堕落、贫贱、沉沦、无知中等着楼塌国灭一刻来临。鲁迅说:“愚蠢的国民,体格再健全,也只能做个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病态的灵魂,无足轻重的生命,使每个人都活得像牲畜,死得像牲畜。”勇敢的呐喊和呼唤者,在他们那里成了白痴,这是何等悲哀。

三、糜烂的上层

自古上有的好,下必甚焉。维修楼房的费用被底下官员贪污,恰是上层腐败的必然恶果。当迪马深夜找到女市长尼娜的时候,整个官僚阶层正为她庆生,官僚们称尼娜“妈妈”,如当年称斯大林“父亲”一样,前苏联时代个人崇拜的余毒依旧是官僚体制的作风。当迪马告诉他们大楼要垮塌的时候,腐败对于在场的市长与部长来说已是公开的秘密,尼娜吐露出更多内幕,政府预算的一半被拿去贿赂其他官僚,整个国家都在腐败中,医疗部长偷卖抗生素,治病用路边的草,警察局长把警局变成黑社会,消防部长贪污消防费用……争执过后,女市长做出疏散危楼居民的决定,但当女秘书报出2亿6千万安置费时,她动摇了,去求助地产商遭拒,接下来剧情突转,警察局长受命,把房产和消防部长枪毙,迪马作替罪羊,官僚体制若无其事等待大楼倒塌,在这段戏中,我们能看到一个腐败官僚集团独特的运行逻辑,一切看似自然灾害的背后有人祸重要因子,《危楼愚夫》呈现的政治审判并没有一个结果,当市长最后一丝人性和正义感粉碎,当善良正义的建设行长被杀,尼娜宣告放弃800多个居民的同时,也宣告了政府是没有希望的政府,这里更深层次的是对人性的审判对政府社会上层的审判。

《药》中,鲁迅没有着重描写上层人物的腐败与糜烂,但小说从侧面表现出来,清政府腐败,不顾百姓死活的封建本性导致以夏瑜为代表的大批民主革命志士出现,清政府官员的腐败无能才会导致底层人民苦不堪言,他们只为生存,没有思想,只想在封建制度下苟活,对于夏瑜的死,他们漠不关心,另一方面,鲁迅先生表现了以夏瑜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群众从而导致民众的不觉悟,民众的不觉悟又使夏瑜牺牲,尽管鲁迅先生的同情心在辛亥革命这边,但他也确实愤激于它的冷漠,鲁迅的怨愤,实质是对当时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沉滞不前的怨愤,他向社会发出呼吁,是要革命者们重视民众思想的革命运动,革命领导者们应注重改变沉闷的社会思想状况,结束夏瑜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悲剧。

四、个体英雄面对群氓看客的悲剧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一个人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是每个人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这种大众群氓的集体行为就注定了一些先觉醒的个体英雄的悲剧。

《危楼愚夫》中迪马是个被侮辱损害的小人物,父亲没向他人那样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父亲影响了他,以至当他发现大楼要倒塌的时候选择报告,但这个本来很正常的行为差点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当他载着妻儿有机会逃离危险的时候,他选择回来,冒着危险去叫醒楼内沉睡的群氓,最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个人拯救群体成为英雄,而是被众人围殴,仿佛一个“白痴”,接下来真正的这群白痴回到即将倒塌的大楼里睡去,这是个人英雄在群氓面前的悲剧,虽然电影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宗教救赎,但能感受到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提倡的那种苦难,这让我想起夏瑜,启蒙者被启蒙者当成治病的人血馒头吃掉,这是中国式个体英雄面对群氓的悲剧。

鲁迅先生在《药》中还写到夏瑜在狱中劝差人阿义革命反被打耳光,民众的冷漠愚昧颠倒是非是通过夏瑜的亲人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牺牲不理解,感到羞愧,夏瑜的亲伯父夏三爷则是夏瑜致死的告密者,形形色色的看客,把启蒙者之死看成表演,将其当作人血馒头吃掉,英雄面对群氓只能失败,这是何等悲哀。

当今这种群氓屡见不鲜,作家王朔写到:“一些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喝斥的人,却勇于高呼灭了小日本,一帮连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的人,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有那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爱国主义就这样成了群氓堂而皇之的避难所。

今天的社会尽管依旧存在腐败,但有“迪马”这样的愚夫是幸福的,文化部能批准这样一部批判社会现实和官僚体制的电影上映是有希望的,每个时代不乏孤独的先觉醒者,他们常感到孤独,鲁迅先生曾用他的呐喊给那些“不惮在黑夜里前驱的”先行者以鼓勵。我们也很庆幸在旧中国封建体制下还有夏瑜那样的英雄,迪马和夏瑜身上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诗金式的影子,面对群氓看客失败了,但他们还是英雄。

迪马和夏瑜身上所体现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精神,孤独却是时代所必需的,向这两个失败的英雄致敬,正如屈原所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洛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参考文献:

[1]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孙立平.社会溃败论.北京.2016.

[3]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白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鲁迅《药》鲁迅小说集.北京.北京文联出版公司.46-48.

[5]屈原.《渔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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