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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郭小东《1966的獒》

2019-02-03陈印娇

青年文学家 2019年36期
关键词:意识流悬念人性

摘  要:作品把真实的事件和虚构、想象的成分结合在一起,或把虚构的故事写得如同真人真事一样,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历史无法改写。作品借助这段1966年的历程帮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生活的意义,促使人们去珍惜和改变生活。借助于痛苦与苦难,期望终于能“从黑暗的深渊中培育出高尚的心灵”。

关键词:人性;悬念;叙述语言;意识流

作者简介:陈印娇(1979.9-),女,黎族,海南省万宁市人,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南民族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6-0-02

郭小东的《1966的獒》这部作品描写人物的精神,思绪和心理变化,以及作者通过利用故事情节手法折射出的生活、人生、社会,世界种种,带有伤感,使读者觉得身临其境,从而诱发读者自己去品味、去感受,读起来感到异常真实自然。作品把真实的事件和虚构、想象的成分结合在一起,或把虚构的故事写得如同真人真事一样,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历史无法改写。每一个经历过1966年的中国人,都会明白是怎么样的一种境况。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国家民族集体的迷失了。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能陶冶人的情感,使之合乎适当的强度,借此获得心理的健康,可见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影响。

一、人性关怀

这部作品是作者珍藏了许多岁月的一部真实的小说,那是作者一直以来时常怀想却又不敢触碰它的一段岁月。作品通过追忆了“精神坍塌的年代,背叛爱情、出卖朋友、偷渡逃港、姐弟乱伦等光怪陆离的乱象”,“再现了红旗漫卷的岁月里,一个孩子无告无求无助的惊惶,从眼睛到心灵”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可以完全看作是作者自己心灵深处颤动的结晶。作者从践踏人性的蛮野到渴望人性的企盼再到寻找人性的执着,现在的“我”在内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恨。

这部作品给现在的人们这样一个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于秩序的涣散,相反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在这种迷乱迷失中,家庭与个人心灵的惶惑与伤痛,孩子和他的父母的心灵对话,是如何被剥夺,扭曲乃至消灭的。人生或许没有对错,人性惟有高下,善恶也自有道理。报应不是最好的理由和办法,仇恨终将慢慢消解。哪怕痛彻心扉,如虫咬般咬噬着心灵深处。每个人想必都会从这场浩劫中收获一个后果。于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国家文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论自由的今天,作者以一种责任的态度和清醒的社会批判与深刻的反思,以一种宽容和感恩之心,去宽恕生活的一切,用文字去还原文革清晰的样貌,在小说舔舐中刮骨疗伤。

作者在小说序《寄往天堂的信》里写道:“因为这个狗洞,我愿意做一只1966年的獒,一只天狗,而不愿做一个直立地行走着的人。”在一個不把人当作人的年代里,只有做一只天狗才能够自由地如风地奔跑。从小说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执着的少年在深深体悟着人性煎熬的苦痛。

整部小说直接诉诸官能,制造情感刺激和官能刺激。饥饿、死亡等人的基本官能感受,这些描述是以作者的深刻体认为基础的,反映了物质匮乏的环境对作者的影响。

“不在抚伤而在舔舐中刮骨疗伤”这是作者在小说中极力弘扬一种豁达的人生观,一种良知和博大的情怀。“我”对人性的渴望转化为对人性的寻找。远方伴随着“我”一起,在黑暗中寻找着人性的复归。“我”与远方相伴于神秘的饮马滩,为寻找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坚忍地苟活。饮马滩可以躲避小城的锣声和口号声。饮马滩是“我”放逐自己,寻找自由的栖息地。饮马滩里有快乐有食物有风景。饮马滩成为15岁的“我”的一片静谧的乐土,在这里,“我”找到了生命的可贵和尊严。“我用一支枯枝,把那些活着的小鱼小虾拨进有水的地方”,“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着的权利。”饮马滩是“我”避风的港湾,“我”在饮马滩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人性尊严。

二、艺术表现形式

小说在开头:“那年寒冬,我再也找不到远方。”首先挑起了悬念。悬念在小说中,甚至在一切的叙事文学中,具有神奇的魅力。这一奥妙早在清代李笠翁一语道破:悬念就是叫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如果“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悬念是引人入胜的磁石,是作者引领读者进入故事的跳板。这一悬念把读者一下子引起了矛盾冲突的浪涛,从而进入了故事的航道。这种单刀直入的艺术手法,很好地把读者视线,吸引到作者的笔下,迫使他们总想看下去。这也正是适应了读者的审美心理。这个开头十分的简练、朴素、自然,没有丝毫造作的痕迹,没有烘托,没有渲染,更没有堆砌一连串的词藻。可是,它能抓住读者,使其不能不关心这个“我”的命运,不能不产生一连串的疑团:那年寒冬,“我”为什么再也找不到远方了?远方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这吸引读者不能不继续看下棋。因此,读者在一接触到文本的瞬间之时,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小说所营构的悬念密网罩住了,让读者不得不关心“我”的命运。就这样,作品不动声色地把读者带进了故事。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强调一个“奇”字。这历史传统表现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奇”,被认为是构成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品中“远方是与众不同的灵异。在它眼中,站立的人是很矮小可欺的,可蹲下去的人却是高大威猛的。远方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般的狗主要靠嗅觉来辨别事物,可是远方有一个特长,它会用眼睛来辨别。它最恨的就是戴着帽子,戴眼镜,穿黑裤子的人。”“这个秘密是中尉发现的……他戴着帽子、墨镜,穿着一条黑裤子,出现在远方面前,冷不防远方呼地一下,猛然向他扑来。他来不及反应,远方两只锐利的前爪,已经搭上他的双肩。一刹那,远方扑过来掀起的风,把中尉的帽子刮走了,中尉的眼镜也掉了下来。只见远方嵌在血盆大口上端两只杏核眼睛里,电光石火般闪过疑惑的目光。它认出了主人中尉。它发出了沉闷的低吼。”根据古希腊美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一“奇”能给人以快感,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使读者神往。就笔者的理解,作品这一“奇”,并不意味着离奇,古怪,吓人一跳;“奇”是与“平”相对立的;“奇”,就是反对一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构思巧妙,这一情节又真又奇,读者看一遍就会难以忘却。这一情节的“奇”,并无损于生活的真实。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寻找一种能取得读者信任的叙述语言上。所谓小说的叙述语言,指的是除人物的对话之外的文字。一部小说的展开、结局乃至整个结构,主要是通过叙述语言来体现。人物的语言不是不重要,可人物的对话较之叙述语言终究要单纯得多。叙述语言可以用作者的身份、角度、眼光来写,或者是以一个特定的人物的身份、角度、眼光来写。这往往用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用这种方法来写小说,为了取信于读者,造成真实感,把话谈到读者心里去,就必须在叙述语言中严格排除“我”这个叙述人所不可能知道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不可能感受到的书中其他人物的内心活动。

人的心理活动极其丰富,极其生动,极其活跃,而这些心理活动又像一条不间断的流水。因此,用意识流手法来描写人的内心世界时,它提供的更不只是理论的结论和分析、行为的状态和结果,而是得出理论性的结论和分析时思维活动的整个过程,或者是某一行为过程中的一系列具体而细致的感受。形象地说,它提供的不是一、两个点,而是划出这两点之间的那条线,而且往往是曲线。

整部小说,读者可以看到作品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意识并不是片段的衔接,而是流动的。” 这由一个15岁的“我”在讲述故事,通过“我”内心的具体的、细微的感受,引导到意识与下意识到心理活动,能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真实感,能唤起读者去体验人物的内心活动。

意识流语言在追踪人的心理活动的同时,又不断诉诸人生理上的感受,即味觉、嗅觉、听觉、触觉和视觉带来的印象,因而把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联系起来。如作品中:“我只想在静静的无人的饮马滩,听芦苇在若隐若现的海涛声中悄悄地、清脆地拔节,那种温柔的爆裂,却又欢快的呻吟,伴随着清风过耳的低吟浅唱。看蟛蜞吐着气泡,无数细小的气泡堆积成蜂窝般的更大的气泡群,淡淡的阳光照耀着气泡群,闪烁着变幻着无穷无尽的色斑,把本来就美妙异常的蟛蜞打扮得分外妖娆。蟛蜞大约知道自己的美态,它不时舞动着红色的巨大的螯,起劲地吐着气泡。我真想做一只蟛蜞,它生性灵巧而且生活得自由。它在饮马滩无边的滩涂上,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呼吸。没有人来打扰它的生活。海水轻漫地抚平了滩涂,也温柔地覆盖了蟛蜞,蟛蜞非常舒服得张开大螯,随着海水飞快地逐水而势。”这里,作者即使再描写外在自然世界的时候,写的却还是外在世界通过人的五官唤起的感受。换句话说,意识流语言中不再有脱离人物的自我感受的純客观的描写。所谓“意识流似乎也是由飞行与栖息的交替构成。语言的节奏很好地表达了这种交替。意识流的栖息之所充塞着某种感觉的想象,它们可以长久地保留在意识之中,并毫无变化地成为沉思默想的内容;而飞行过程则充满了具有各种关系的思绪,静态的或者动态的思绪,这些思绪多半是处在相对静止期中沉思默想的事物之间。”作者将伤感、仇恨栖息在一个布置得充满人文情怀和公正的人道主义中,很好地框住了自由泛滥的情感。

记忆是不受时间顺序约束的,可以自由奔跑。作者通过现在的“我”来追忆1966年的事件,利用“我”的记忆和内心活动,通过打乱时序的办法,把那个迷离年代的动荡不安表现在短暂的瞬间里。作者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心理时间,通过这一心理时间把叙述语言中交代的人物和事件是年代,人物自身的感受,很好地交织在一起,打乱了客观的时空关系,重新结构那些带着时代烙印的活生生的灵魂。根据西方现代派柏格森的观点,即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心理时间”,对此他称之为“绵延”。“‘绵延既不是同质的,又是不可分解的。它不是从运动中抽象出来的某一种属性,而是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阶段互相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永远处在变化中的运动过程,绵延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为我们的直觉经验所感知。”作者并把现在与1966年代交错串联在一起,让今天生活着的人和那些遭遇1966年代的人一起对话,让读者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探讨那个年代的种种问题以及他们自己的命运。

三、小结

人来到世上满怀希望,渴望自己的期望变成现实。当成人的苦难无法忍受,希望破灭,或者存在的意义丧失殆尽时,孩子心灵中发生的情况,又如此简单明了地在成人心灵中再现了。因此,摆脱绝望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到信仰和罪恶中去寻找。

作品借助这段1966年的历程帮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生活的意义,促使人们去珍惜和改变生活。借助于痛苦与苦难,期望终于能“从黑暗的深渊中培育出高尚的心灵”。爱会变得越来越深刻,如果伴随着爱同时产生怜悯心的话,因为世上任何真实的爱总是与痛苦结亲。人们在痛苦中会更深地爱所爱的人,在痛苦中能够去爱根本未曾爱过的人。

参考文献:

[1]郭小东.1966的獒[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德]赖因哈德·劳特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英]E·M·福斯特著.小说面面观[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4]王笠耘著.小说创作十戒[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5]张大春著.小说稗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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