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兮

“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嚢为医学做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之后，可以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一个人去世十年后，或化作一缕青烟，或变成一捧泥土，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昆明医科大学李秉权教授在去世后却将遗体捐献给了他的母校。如今，作为“无语良师”（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的李秉权已经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工作”了十载春秋。

磨砺成长的大家

1922年2月28日，李秉权出生于云南腾冲县城腾越镇一个平民的家庭。他小学丧父，中学丧母，因看着双亲由于缺医少药而被病痛折磨去世，萌发了学医为民的愿望。高中毕业后，在朴素的科学救国思想的激励下，他和同伴们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历时2个月，来到昆明求学。1941年，李秉权考入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进行为期6年的本科学习。1942年，家乡沦陷，国家受辱，亲友间失去联系，他此后只能仅靠“贷学金” “奖学金”维持生计，由此更坚定了他科学救国、学医救民的思想。

当时的云南大学学生宿舍拥挤狭窄，灯高光暗，桌小凳少;图书馆内不能讨论且晚上10点就关门;教室晚间又不开放。李秉权就天天晚上和同学去青云街“蹲”茶馆，因为那里灯亮，有桌椅，关门晚，买不起茶，就买一杯白开水。同时，微薄的贷学金和奖学金扣除学习费用外只够吃稀饭，一个铜钱的烧饼也买不起。后来李秉权说起，6年顿顿稀饭使他工作后看见稀饭就反胃，终生再也没碰过稀饭。他珍惜时光，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法国人在云南昆明办的医院——甘美医院聘用。

1966年5月5日，李秉权为一例患癫痫11年并左侧偏瘫的16岁男青年实施“人体大脑半球切除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参加工作;1979年，李秉权创新运用“颅骨大骨瓣切除并脑室外引流联合减压法”抢救颅脑火器伤员，抢救52例颅脑火器伤，除1例因转运来时已处于深昏迷重度脑水肿，高热死亡外，其余伤员全部成活，死亡率大大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大小战场上的治疗水平。为此他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军功，全国全省劳动模范……不断创新，不断突破，让云南省的神经外科始终处于全国先进行列，也使李秉权成长为我国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高诊疗技术，解除病人的痛苦，赶超世界水平。”为此，李秉权努力学习，不断磨砺自己，要求自己每年要有1?2项创新。有钱就买书，有时间就读书，常常学习到深夜一两点，到图书馆查资料并作摘要;积极参加国家脑系外科进修班、医院举办的麻醉班、中医班等各种学习班，年近花甲还到法国进修学习;休息时间留在医院，争取学习参与手术的机会……孜孜不倦的努力有了回报，医技精湛的他被患者誉为“除胸外科外，外科手术能从头开到脚，而且内外妇儿中医都会，麻醉、护理兼施的医生”。

休息日经常加班，上夜班时不睡觉，怕病人病情变化快来不及抢救;妻子三次腹部手术都没有陪伴;忘记给家中生病的孩子送饭;没有时间做饭，常年在食堂打饭吃;为了心爱的医疗事业，暴露在X光下为病人作气脑造影、脑室造影、脑血管造影，一周要承受数十张片子的射线量，承受着白血球、血小板严重减少，肝功能受损等健康损害……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李秉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勇于奉献的情怀。

数十年磨硕，李秉权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从一个孤儿学子成长为云南省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和奠基人，云南省首批遴选出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功，全国全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91年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候选人。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卫生部科研成果乙等奖以及云南省教委、科委及省卫生厅二、三等奖多项奖励。

与妻子伉俪情深

李秉权的妻子胡素秋是护国战争名将、曾任云南省代主席的胡瑛的千金。作为军长的千金，胡素秋从来都不缺追求者，贵族世家、富豪大亨，还有留过洋的硕士都纷纷向她家提亲，但胡素秋都看不上眼，因为她最讨厌媒妁之言。随后，在云南医学院读书期间，她邂逅了李秉权。

和向她求婚的公子哥儿大为不同，李秉权出身贫寒，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哥哥嫂子供养他上完高中，他自己考上医学院后，靠贷款读完了大学。根据胡素秋说，丈夫读书非常努力，“当时的云南大学学生图书馆晚上10点就关门，教室晚间又不开放。他就天天晚上和同学去青云街‘蹲茶馆看书学习，买不起茶就买一杯白开水。”迥异的经历和共同的梦想，两个人的命运被牢牢地牵系在了一起。胡素秋在她的自述里说：“我选中李秉权，是爱慕他的贫贱不移、自强不息、勤学刻苦、努力钻研，而且对我一往情深。”

李秉权向胡素秋求婚了，礼物是一支派克钢笔，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而这支钢笔，胡素秋珍藏了 67年。1949年12月底，两人缔结婚姻。彼时，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云南起义领导者卢汉还来参加喜宴，送上“绣花喜帐”。

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两人作为医学人才于1950年被聘到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医师。1956年昆明医学院建立，夫妇俩成为昆医首批教師和医生。从那时起，他们再没离开过医学领域，直到去世前几年，还坚持在专家门诊坐诊。

在李秉权、胡素秋的儿子李向新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太忙，一家人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大家都是各自去食堂吃饭，甚至过年也吃食堂;父母难得一同在家吃饭，谈的也都是各自新收了什么病人、怎样处理;往往一天忙了十几个小时后，两人还在深夜读书著文;有时深夜下班回家，来不及做饭，家里就常备点心和饼干以便充饥。“二老把一生都投入到他们热爱的医学事业中，无暇照顾子女，常常也顾不上彼此。”李秉权、胡素秋的大女婿林文俏在回忆岳父岳母的文章中曾写道：“胡素秋子宫切除手术中发生大出血休克，李秉权因为有病人要抢救，未能守护妻子。后来，胡素秋跌倒脑出血，近70高龄的李秉权亲自操刀，把妻子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为医学事业捐献遗体

当了一辈子医生、教了一辈子学生的李秉权深知，一直以来，可供教学和科研用的遗体太少了。按照教学要求，医学本科的学生应该是2至3人实习解剖一具遗体，但由于数量不够，昆明医学院是32到35个学生用一具遗体。现存的遗体不但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连教师的临床科研也不能满足。有些遗体已经是在反复利用，学校教学用遗体的拥有量和教学的需求量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这让李秉权深感忧虑。

与此同时，71岁的李秉权退休了，除了参与会诊、看专家门诊之外，他每天都伏案读书、写作、翻译医学著述。渐渐地，年事渐高的李秉权开始感到身体每况愈下。

2000年，李秉权曾不只一次地对夫人和3个子女提到捐献遗体的事，他说：“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嚢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对于李秉权的这一决定，夫人胡素秋和3个儿女一开始有些难以接受，李向新称，父亲公开要捐献遗体的决定时，同为医生的他也难以接受，沉默着走出房间。在冷静一段时间后，他回到房间，选择尊重父亲的意愿。

“在我选择学医时，父亲就跟我说，‘从医不是职业，而是事业;作为一份事业，你要奉献一生。”李向新说，“父亲晚年时常常感慨，他大学时代由于教学标本极少，只能和同学顶着日机的轰炸去圆通山乱葬岗找无名尸骨做医学标本。我想，作为医生和老师，他比谁都明白医学标本的重要性。”事实上，李秉权去世后，在捐献遗体时，遭到部分家属的反对。“‘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遗体捐了，让后人去何处祭拜？”李秉权、胡素秋的大女婿林文俏称，当时，他还打电话给在海外的妻妹，劝她不要签字，阻拦捐献。未能成功后，他也劝妻子，如果一定要捐献，可留下一点骨灰，葬于公墓。但妻妹和夫人都断然拒绝了他，因为这有悖于岳父的遗愿。最后，他们都在申请表上签了字，而且，夫人胡素秋也填了捐献遗体申请表。

2005年3月，云南神经外科奠基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李秉权在昆明逝世。按照其生前遗嘱，他的遗体被捐献给昆明医科大学，其中骨架被制作成医学标本，陈列在学校生命科学馆内，供教学使用。

10年后的2015年冬，李秉权的妻子、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胡素秋追随丈夫而去，也将遗体捐献给昆明医科大学。她在遗嘱中称：“眼角膜、进口晶体、皮肤、肝、肾等供给需要的病人，最后再送解剖。”最终，两位老人的骨骼标本“会面”，被一起安置在昆明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入口处的屏风前。时隔多年，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逢”在母校。

死亡是另一种开始

多年后，李秉权的女儿与女婿回到昆明，“第一次在昆明医科大学的生命科学馆里见到岳父的骨骼标本，当目光落到骨架左侧的‘李秉权教授生平几个字时，夫人顿时热泪盈眶。她没有想到，一别7年，父女竟会以这种方式重逢。”林文俏说，那一次，他理解了岳父，也理解了自己的妻子。“感觉他们‘重生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到他们热爱的讲台，世世代代向学生传授人体骨架奥秘，传授这种精神。”当日的这场“重逢”，也深深震撼了昆明医科大学的“90后” “00后”学生们，大家纷纷为李秉权、胡素秋献上致敬的菊花。

“教授无私奉献的事迹，让我们感受到医者的情怀，也明白生命的意义。我想，有时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农天棋说。事实上，在這个生命科学馆内，还有着众多捐献者的标本群体。数据显示，1990年至2016年，向昆明医科大学申请志愿捐献遗体的民众已达600人，其中85名捐献者完成了夙愿。他们中，有离退休干部、高级工程师，也有中学校长和老革命家。

“生为人民服务，逝为医学献身。”在昆明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的捐献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字。而在入馆须知里，学校告诫学子：“人体标本是具有非凡勇气的遗体捐献者们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敬重无语良师，志做医学精英。”

（编辑陆思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