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友顺

四十年确实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评价这四十年的文學，包括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处境，表达自我的经验、他者的经验，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我们现有的文学价值谱系里，最迫近的、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可能也最不值钱。比如在学术的谱系里，研究文学必须研究历史久远的，才称得上是有学问。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留不下来的。

但我今天很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人有权蔑视“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写作，都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思考和回应“现在”。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写当下时代的人，称之为英雄，因为在他看来，美是瞬间和永恒的双重构成——如果你无法书写当下的、瞬间的、此时的，你所说的那个永恒，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的问题。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代经验，更可见出一个作家的能力。福柯说：“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刚才谢冕老师说，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五四”前后几代人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