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1670年6月23日，台湾承天府（今台南市）的安平。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小型帆船“万丹”号和“珍珠”号，从东南亚的爪哇基地启航，经由南海抵达这里。这是郑成功驱逐西方殖民者收复台湾后，首次访台的西方商船。

两艘船的货运主任埃利斯·格里斯佩登陆，在两名郑氏集团官员的陪同下，向郑经当面递交了公函，希望能从这里打开中英两国海上贸易的大门。作为郑成功的长子和继任者，郑经没有慢待这些英国人，而是安排军民夾道欢迎，鸣锣放炮，气氛热烈。他很清楚，英国人和郑氏集团都渴望贸易。只要条件合适，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

寻觅：无心插柳

1600年，英国人筹足了商业流动资金，正式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对东方贸易的追寻。两年后，他们在爪哇岛的万丹建立了首个商馆。可是，直接跟中国做生意的努力一直没成。在很长时间里，英国人只能从日本人手中购买中国商品。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和荷兰的海上争霸。在东南亚香料市场，英国人一直被荷兰人压制，连爪哇的基地也很难守得住。有荷兰人阻挠，英国人根本找不到跟中国官府接触的可靠渠道。

清兵入关以后，中国腹地陷入长期内战。倒是活跃在福建沿海的郑氏集团，在郑芝龙的擘画下越做越大，成了中国沿海地区资本最雄厚、贸易范围最广的海商集团。

协议

最终，郑经做了一些让步，部分货物免税，部分货物征收3%。1672年10月，贸易协议正式签署。

明清鼎革之际，郑芝龙降清，长子郑成功却走上了抗清道路。他不仅重整家业，保住了郑氏集团的基本盘，而且以厦门为根据地，跟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做生意，还在大陆沿海秘密收购和转运物资。郑氏集团的外贸和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为抗清事业提供了财力支撑。

郑氏集团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清廷在海上打不过郑成功，就索性将“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在沿海地区“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沿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这种统称“迁界禁海”的政策，给郑成功造成了粮食和军火供应困难。

为了渡过难关，郑成功一方面东进收复台湾，扩大根据地，开展军队屯田，鼓励私人垦荒，另一方面就是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郑成功和郑经的外贸政策非常宽松，欢迎除荷兰以外的世界各国来台湾做生意。

英国人有对华贸易的急切需求，郑氏集团有强烈的外贸意愿，再加上中国大陆“迁界禁海”，闭关锁国，这一切都促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商船开进了台湾。

谈判：底线之争

公函交给郑经，表达贸易意愿，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格里斯佩还希望跟郑氏集团商定双方贸易的具体事宜。可是，郑经这边的回应有些迟缓。到了9月10日，实在等不及的格里斯佩就找人帮忙，向郑经转交了一份《关于设立商行的二十条条约》。

这份文件提出了五方面诉求：一是自由贸易，二是航行自由，三是行动自由，四是关税自由，五是随时修订。前四方面归结起来，就是排斥官方干预，尽量豁免关税。第五方面英国人给留了口子：以后想要什么额外利益，就随时提，随时加。

显然，英国人这些诉求，充斥着欧洲早期殖民者的霸权逻辑，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根本不考虑中国人的感受。

台南市景区古堡内描绘的安平港历史风貌的壁画。

郑经虽然欢迎外国人来做生意，对外贸的需求也很迫切，但对于英国人的条件，也不想全盘接受。他认为，其他条件都好说，但关税事关经济主权，不能让步。因此，他坚持要求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对英商租赁的房屋征收地租，对进港的英国商船解除武装。接下来，郑英双方就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最终，郑经做了一些让步，部分货物免税，部分货物征收3%。1672年10月，贸易协议正式签署。

虽然有了贸易协议，但英方似乎没什么契约精神。他们对协议中“英船入港停泊时，各种军器及英人所掌管之帆船等移交郑方”的规定尤其不满意。于是，双方又谈了三年。此时，郑经忙着跟清军作战，急需进口大量军火。于是，双方在1675年达成了补充协议，郑方承诺不再解除进港英船的武装，但要求英方增加军火供应。

郑经的两次让步，让英国人有了得寸进尺的错觉。接着，英国人借口郑经曾答应免税一年，又是抵赖拖延，又是行贿送礼，还拿停止军火贸易来讹诈，就是想让免关税从临时承诺变成永久制度。

不过，英国人失算了。郑经从没打算在关税问题上继续让步。毕竟，3%的关税在古今中外也算是超低税率了。最后，这项诉求不了了之。

买卖：浅尝辄止

英国东印度公司很看重台湾的地缘优势，1671年就在这里设立了商馆。它希望能把台湾作为中转站，从吕宋购买金银和黄铜，从日本购买木箱和柜子，从中国大陆购买瓷器和生丝，形成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体系。

虽然台湾和大陆隔海相望、资源丰富，但想购买大陆的货物却没那么方便。福建地区战事频仍，加上清廷的“迁界禁海”政策，让英国人在台湾很难买到大陆货物，也没办法经由台湾把货卖到大陆去。“登陆”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转机来自1673年爆发的“三藩之乱”。由于福建卷入其中，郑经趁机挥师西进，浑水摸鱼，一度攻陷了福建沿海多个州县，并在厦门建立了前进基地。英国东印度公司敏锐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登陆”契机。

1676年，英国人跟着郑经来到厦门，设立了商馆。两年后，厦门商馆升格为中国总商馆，连台湾的商馆也归它管。英国人寄希望它能就近采购中国大陆的货物。可是，由于福建战局多变，清郑双方反复拉锯，厦门商馆几乎无所作为。1680年，郑经败退，撤离福建。厦门商馆也随之关闭。

“登陆”虽然失败，但英国人的对华贸易也非一无所获。郑氏集团之所以给英国人免房租和低税率的优惠，看重的还是双方的军火贸易。郑英贸易协议中就规定，来台的每艘英国商船，必须随船卖给郑方200桶火药、200杆火绳枪、100担英国铁。为了得到这些军火，郑氏集团的官员有时候一高兴，甚至愿意垫付运费。

在郑经看来，和英国的贸易只局限于军火贸易，为的是给抗清战争供应军需。至于英国的棉布、麻布、胡椒等特色产品，在台湾根本卖不动。反倒是台湾跟日本的贸易做得火热，郑氏集团几乎垄断了对日贸易，台湾的砂糖和鹿皮，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换回当地的黄铜和白银。此情此景，让英国人无比羡慕，而又无可奈何。

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施琅率领清军抵达台湾以后，英国台湾商馆立刻派人前来拜谒，要求得到保护和继续贸易。施琅答应了前者，但对后者不置可否。两年后，清廷结束了“迁界禁海”，开辟了“四口通商”。英国人的对华贸易口岸随之告别台湾，转向广州，从而开启了18世纪广州中英贸易的序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