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使

21天的藏北旅行。

行程过半时，东风大卡司机突然对我说：“哎，你们得给小费了。”

小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旅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稀罕物，更别提什么“小费”，那不纯粹是外国才有的玩意儿吗？

我脱口而出的反问里带着极大的惊奇，对“国情”心知肚明的大卡司机立马改了口：“中国人就算了，但外国人必须给。”

外国人？我乐了：“你没见那个日本人这两天已经开始卖自己的东西了吗？”司机不吭声了。他当然知道，前天好不容易经过一处有人烟的地方，日本人抓紧时间向牧民兜售他的军用棉大衣——那是出发前在拉萨买来御寒的，一路上风餐露宿，没有睡袋的他，全靠棉大衣抵挡夜里零下十几度的低温。看他卖完军大衣又卖水桶，大卡司机还乐不可支地取笑他。话说到这儿，他无奈地又让了一步：“那……那美国人得给，他是教授，他有钱。”

我们这个团队一共七人，两个老外，一个是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音乐教授，另一位就是沿途卖家当的这个日本人，他是东北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其他五位中国人——严格说，是华人——因为除了三位分别来自北京、西安和深圳的内地人外，还有两个来自香港的男孩。那时还是1996年，香港尚未回归，从身份上说，他们还属于英国的海外居民，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内地旅行，无论住宿还是门票，都按外宾对待。这两个男孩，显然是往来大陆的老手，每次住宿时，竟然能掏出不知真假的内地身份证，这令囊中羞涩的日本留学生好生羡慕。不过，日本留学生虽然没有身份证，倒也能用蹩脚的汉语，时不时地冒充一下“中国人”，蒙混过关——藏民也压根听不出汉人与外国人口音的不同。

说起来，我们这个所谓的“团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七个人来自三国一地六城，来拉萨之前，素不相识。记得抵达拉萨的第一周，我每天穿行于亚（Yak，牦牛）、八朗学和吉日——拉萨最有名的三大背包客客栈，忙的只有一件事：看留言板。各家的留言板，或支在客栈大门口，或立在客栈的庭院里。每一块留言板都是一处热闹的江湖，上面有各路好汉的留言，或报上名号（姓氏，也可能是虚拟），或报上家门（来自哪个国家），然后亮出赶路计划：目的地，天数、费用等等，招兵买马，寻找同路人。若在留言板上找不到合意的路线，便自己另竖旗帜、另立山头了。我们就是这样拼凑出来的一支“多国部队”。

话说经过一番讨论，大卡司机最终锁定了讨要小费的对象：有钱的美国教授。可是，怎么开口呢？我犯了难。按理说，这事与我无关，要钱自己要去，但尴尬的是，我此行竟然担着“导游”的名号。

事情起因于包车。旅行社提出，团队里凡有外国人，按规定必须配备导游，而且整个旅行期间，外国人的护照都必须由导游保管。这次北上阿里的路线，基本沿国境线蜿蜒而行，路上要经过众多边防检查站，没有导游带队，这支队伍压根儿过不去。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加一个导游，不仅凭空多出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大家都是出来穷游的，谁的钱包都不富足，当然不愿多掏钱——更要命的是，凑齐的七个人，是按照丰田巡洋舰五人、东风大卡驾驶室两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计算出来的，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导游，又能把谁踢下去？

旅行社也梗住了。一看便知，这支队伍都是些散兵游勇，无中心，无权威。每个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拉萨，在这节骨眼上，没人肯退让，也没人可以谈判。最后，旅行社妥协了，说：“那就从你们中间推举一人做导游吧！”大伙一合计，刨去四个境外的，剩下的三个内地人中，我年龄最大，不由分说，这头衔就落在了我身上。从此，不多拿一分錢（义务服务），不少交一分钱（旅费），我却担了一路的责任。这个“秘密”司机并不知晓，为此，他与我这个不谙行规、不懂向司机示好的“导游”较了一路的劲。现在，向客人要小费，你导游不去说，谁去说？

我踌躇着，不知如何开口。一路上，香港男孩和日本留学生靠着汉语和亚洲人长相，不时蹭内地人的待遇，惟有美国教授，深目高鼻，无法伪装，每次都被区别收费。教授很是郁闷，好几次都比划着要把自己的大鼻子削平。一次，在一个小旅店交完住宿费后，服务员发给每人一瓶开水，轮到美国教授时，他说：“不，两瓶！”小姑娘解释说：“一人只有一瓶。”教授赌气说：“不，我付了双倍的钱，所以应该给我双倍的热水。”眼下，他又落了单，成了团队里唯一被司机盯上讨要小费的人。哎，可怜的美国大叔！

踌躇中，两天过去了。

见美国人没有动静，东风大卡开始出状况。

此时，我们已经走过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札达的土林和古格遗址，准备从阿里地区折返。不愿走回头路的香港男孩和深圳女孩，从阿里继续北上，翻越冰大阪去往新疆和田。他们走后，充当给养车的东风大卡就剩下司机一人。于是，“单身”的东风车开始频繁地掉队、失踪。

那段行程正走在最为原始苍凉的藏北高原。一连数日，颠簸在没有路，只有无数纵横交织、杂乱迷眼的车辙的无人区，不见一辆车，不见一个人，举目四望，天地一片苍茫寂寥。我们不敢贸然前行，一则，吃喝拉撒睡一应物品都在东风车上装着，包括车子的汽油补给;二则，在藏地的人都知道，无人区旅行，最忌单车上路。涉水过河，爬沟过崖，一旦遇险，若无两车相互照应，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有什么办法呢？等吧！

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只好掉头去找。也不知开了多久，才见那东风车停在一处坡地上，司机正悠闲地坐在车头。见我们来了，他马上翻身拉开车前罩，开始左捅捅右捅捅地捣鼓起来，真好像哪里出了问题似的。

我意识到，不开口跟美国教授要钱是不行了，照这样磨下去，我们都得晾在这被极度焦渴炙烤的高原上，晒成鱼干。

听说司机要“tip”，教授沉吟了一下，追问一句：“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教授说：“好的，我知道了。”我如释重负，转身找到大卡司机，说：“我已经给美国人说了，让他给你们小费。”

司机脸上绽出一个开心的笑容。

次日，司机带着好心情上路，再没有掉队。

可是，一天过去了，没动静;两天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司机不淡定了。第三天，队伍来到一个三叉路口。西北方向，是我们的来路;向东，去往日喀则;往南走，则通向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美国教授将在此过境，前往加德满都。

当晚，大卡司机把我叫到一边，阴沉着脸说：“明天樟木口岸我不去了。你们只剩下三个人，再有两天就回拉萨，行李和剩下的给养也不多了，丰田车完全够用，我去也没什么必要。”我明白，他还在为小费的事闹心。我心想，不去也好，小费没要到，就少跑点儿路，早点儿回家。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剩下的矿泉水、方便面、压缩饼干、喷灯和背囊等一一转移到丰田车上。东风司机落寞地坐在驾驶室里。我走上前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一路的辛苦。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希望有机会再……”不料话音未落，只见他一仰脖子，扯着已经嘶哑的嗓子，长啸一声：“钱——啊——钱！”接着，猛踩一脚油门，东风大卡“轰”地一声蹿了出去，扬起一阵飞舞的尘土，瞬间就把我罩在了灰雾中。我目瞪口呆地立在原地，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耳畔一直响着“钱——啊——钱”的余音……

抵达樟木海关，已是黄昏时刻。美国教授急着赶路（被耽误了行程），决定当即过境。教授与我们一一拥抱告别，最后，紧紧握住丰田司机的手：“一路行车艰难，你的辛苦我都看见了。谢谢你周到安全的服务。这是给你的小费。”说着，他从钱包里数出四张百元大钞，递到小车司机手里。本已死心，又一路疲惫不堪、面无表情的司机，顿时被这四张大钞弄得有点凌乱，磕磕巴巴地说了一串话，窘迫地表达着他的感谢與祝福。

小车司机心情大好。第二天上路，我在昏昏沉沉中（因四季豆中毒，呕吐狂泻了一晚），听见他语调丰富地说着各种荤笑话，一个接一个。一路颠簸下，这辆在恶劣路况下行驶了几千公里，车大灯全坏的陆地巡洋舰，日夜兼程地回到了拉萨。

一进拉萨，团队最后三人相互告别，作鸟兽散。

我拖着已经虚脱的身体回到吉日旅馆。北上阿里前，曾经在这里住了五六天。那段时间，马路对面一家夫妻档的川菜馆成了我的“定点饭店”。时隔二十多天，再次在这家只有几平米店面的小饭馆出现时，开店的夫妻吓了一跳：“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其实，我不仅瘦得脱了形，脸也被高原紫外线灸烤成了深铜色——回到西安，先生第一眼见到我时，只说了四个字：“惨不忍睹”。

知道我的情况后，夫妻俩二话不说，立刻淘米架锅，为我熬粥。粥，其实并不在他们的生意范围内。接下来的几天，不管多么忙碌，他们坚持每天为我熬粥。异乡孤旅，亲人般的关爱与照看，给了我从身到心的极大滋养。

在我体力一点一点的恢复中，雪顿节到来了。

我按捺不住地走出门去，直奔拉萨西郊的哲蚌寺。黎明时分的后山已是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朝拜和观看盛大“展佛”（又叫“晒大佛”）仪式的人们。在汹涌如潮的人群中，我竟然瞥见了大卡司机！我兴奋地朝他挥舞着双手挤了过去。他也看见了我，高兴地问：“回来了？”聊了几句分手的情形后，我忍不住告诉他：“知道吗，老美给小费了！在樟木过境前，给了小车司机四百块呢！”我埋怨他：“瞧你，没耐性，没坚持到最后吧！人家老美不是抠门，是不到给的时候呢！”大卡司机刚刚还晴朗的脸顿时暗了下来，大手一挥，悻悻然道：“不说了，算我倒霉！”

其实，我也是事后诸葛亮。那会儿，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小费给付的时间细节上，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差异。一般而言，无论何事，中国人习惯于事先释放善意或心意（如小费），以确保在随后的服务或合作中顺利欢畅;但在西方文化中，感谢或奖励往往是在全部的工作或服务结束后，才会按照你的服务态度和水准给予。美国教授，正是按照他们的习俗行事。

看来，小费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