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强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利用外资既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亦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利用外资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弥补资金短缺、牵引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的产业升级与转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然而，全球经济领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优先”、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恶化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必将直接影响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因此，科学评估中国利用外资的优势条件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基本特点，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经济风险，提升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近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波动较大。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苏，总量为1.78 万亿美元，增长了38%；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3%[1]；2017年同比下降了23%；[2]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到1.2 万亿美元，下降幅度达19%，并且创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3]2018年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幅度达到了40%，大约为4 510 亿美元；基于全球地区看，外国直接投资在欧洲下降73%，北美地区下降13%。其原因主要在于逆全球化浪潮持续上升、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美欧持续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等。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上升了3%，达到了6 940 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8%；其中，亚洲发展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5%，非洲增长了6%，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则下降了4%。从具体的国别和地区看，2018年美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第一大国，金额为2 260 亿美元；中国上升到第二位，金额为1 420亿美元；中国香港为1 120亿美元；新加坡为770亿美元；西班牙为700亿美元；荷兰为640亿美元；澳大利亚为620亿美元；巴西为590亿美元；印度为430亿美元。[3]

2017年美国吸引外资规模相比于上年度减少1 157亿美元，同比下降30%。[2]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贸易大棒挥向全球并强化对美国产业发展的保护，使得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投资持续下降。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美国的投资额大幅下降73%，仅为460 亿美元，美国由全球第一大投资目的地降到第三位[4]，同时中国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目的地。整体上看，2018年美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已经回落到2012年的危机后水平。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是由于美国高举贸易摩擦大棒而破坏了其国内投资环境，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投资大幅减少，美国想通过贸易战达到限制外资对他国投资，以增加外资对美投资，进而有效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目的并未实现，甚至结果完全相反。

（二）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水平与质量不断提升。从1981年第一家外资企业投资于中国，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愈来愈多的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 363 亿美元，规模已经达到了1983年的60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2.8%[5]，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当然，自1993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居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首位。

从利用外资的产业领域看，中国一开始利用外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然后逐渐过渡到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更为提升，外资更多地流向了高新技术产业。2013—2017年，中国服务业共使用外资4 174亿美元，增长速度为9.6%。而2017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为27.4%。[6]截至2018年11月22日，外资入境（中国）并购的总规模相比于去同期增长超过4成，达到了516.5亿美元（兼并收购能够有效规避国际贸易方面的风险）。[7]

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其目的之一就是有效打击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以阻碍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但实践效果很不理想。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1—12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 533 家，相比增长69.8%；实际使用外资1 349.7 亿美元（尚未包括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数据），同比增长3%。2018年外资大项目实现快速增长，全年合同外资5 000 万美元以上大项目接近1 700 个，同比增长23.3%。[8]如美国特斯拉（Tesla）开始在上海建造耗资20 亿美元的全资电动汽车工厂，德国企业集团巴斯夫（BASF）计划在广东投资100 亿美元建设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重化工企业。[9]表征了外商对华投资的信心。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初步实现了“稳外资”的目标，也体现为外资流入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布局不断优化等特征。到2018年7月底，中国总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近2.1万亿美元。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的资本、生产要素和庞大市场对中国贡献了10%的城镇就业、20%的财政收入和将近一半的进出口业绩，[10]中国在借鉴借助外商投资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高速发展，实现了从中国组装、中国制造到中国研发、中国服务的巨大飞跃。

二、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基本特征

（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国际产业格局与经济格局

全球经济发展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引领，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诸多领域的技术交叉融合、交互突破，使得生产方式的智能化、产业组织的平台化和技术创新的开放化特征更加显现，正在急遽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新塑造国家的竞争力优势和产业格局。信息技术发展促使产业特性持续改变，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幅上升，会大大加速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化布局，也会改变国家间的产业结构水平。数字经济[11]发展将会使得“知识”这一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与传播，会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提升技术吸收效应，会增强后发经济体的发展优势。

伴随新一轮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发展演进，新兴经济体也迅速崛起，有些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和动力源，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日益提升。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正逐步由欧美转向亚洲，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当然，美国、日本、欧盟仍然是世界主要的经济强国，未来长时期内美国仍将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欧盟与日本虽然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但其地位在逐渐下降；而中国经济发展将保持中高位运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逐步提升。

（二）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格局正在重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深层次影响向国际治理领域持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并不断强化，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美国与贸易伙伴的谈判旷日持久，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极为艰难，道阻且长，这些使得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重的波折，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日趋增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分工持续深化，仍将推动国际贸易持续发展并使得贸易形式发生改变，服务贸易、数字产品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占比持续提升，国际贸易格局将会发生改变，国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国际贸易规则更加体现出自由化、便利化等特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不断提升。

（三）美国和欧盟对外资的安全审查日益趋紧，直接影响全球跨境投资

美欧通过持续强化对外资的安全审查限制外资进入。从全球看，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对涉及本国科技领域的跨国并购都采取了形式各异的从紧政策。[12]实践表明，近年来的全球跨境交易更加政治化。欧盟委员会明确给出信号，要继续严格审查涉及大型科技公司的收购活动，要搞清收购活动对消费者、市场以及创新活动的真正影响。欧洲议会已经高票通过了一项对外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法案，这是欧盟第一个防止外资威胁国家安全的规定，目的在于保护欧盟国家在关键的科技和基础建设领域的利益。欧盟对外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关键领域扩展到航空航天、医疗、媒体、电池及食品供应等领域。

美国于1975年就设立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IUS），主要负责审查外国投资。美国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纳入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科技、房地产等行业的交易将会面临更为严格的审查。该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地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行为，并对外国投资美国的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其目的在于阻挡其他国家通过收购美国企业而获得美国的知识和关键技术，外资安全审查将会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某些领域的收购变得异常艰难。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未来跨境资本流动和中国有效吸引外资和有效对外投资。[13]

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国以实际行动向全球表明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则和立场，必将营造更加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投资环境，为当下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提供更多确定性。

虽然制定全球跨境投资规则是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走向完善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但跨境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必将持续提升，跨境投资中的服务业占比必将提升，无形资产的投资交易量也会大幅上升。跨国公司仍然是国际跨境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的主要参与力量和主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跨境投资中的位置和份额将会持续提升。

（四）世界经济总体上将处于低速增长状态

从全球面临的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形势，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制约来看，世界经济发展将会进入低迷状态。世界经济发展直接面临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老龄化加速、环境保护日益趋紧等刚性约束，要想恢复到世界经济发展的高点极其困难。基于全球范围内技术演进水平、人口数量变化、环境持续恶化等生产活动所面临的重大基础要素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呈现出趋势性的下降，在相当长时间内世界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态势。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经合组织（OECD）已经同步下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展望。IMF估算，当全球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在未来3年上涨10%，那么从第5年开始，全球GDP和全球消费水平每年就会下降相当于全球GDP的1.5%。[14]

上述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演进态势，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跨境投资的方向选择、产业领域选择与技术选择，也必将直接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引资数量和质量。

三、中国利用外资的优势与条件

（一）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从本质上看就是世界各国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从全球看，优化投资营商环境是世界各国为大力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基本手段和措施，主要是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视角切入，加速建立完善的、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与市场秩序。

1.加快完善吸引外资的相关政策和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发挥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的作用，持续在体制机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深化改革，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的软硬环境。[15]为真正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效果，中国已经由过去长期采用的优惠政策和提供廉价的资源转向优化营商环境以吸引外商投资，由最初土地和人力资本优势转向以提供快捷贴心的营商服务、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和水平等新优势与新特色来更为有效地吸引外资。

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已经由过去的备案审批制转向“备案为主，审批为辅”，中国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正朝着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国际化的高水平方向跃进。管理体制的变革使得行政审批减少、企业负担减轻、市场活力不断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2018年7月2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体现着中国对外开放走向更深层面和更广领域，[16]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及业务等，所有市场主体都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既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也适用于内资企业。这些改革措施使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愈开愈大，更有利于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中国更深入参与国际高水平竞争。

2.加速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制度建设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向对标国际先进标准迈进，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从选择保护转向全面保护，从低水平保护演进到高水平保护。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基于国家层面发布了《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等，从中可见中国关于知识产权的政策体系空前强化，更进一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差距。

中央层面以重组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契机，更为有效地精准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推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速建立。其实，过去5年中国已经查办了140多万件侵权案件[17]，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惩罚侵权行为的力度。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成立，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专利等上诉案件。这是中国知识产权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突破，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本土创新，并进入了世界知识产权引领者的行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中国商会、欧盟中国商会等都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有明显进步[18]。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体系的加速完善，非常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

3.持续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迈上一个新台阶。2018年4月以来，中国的“一行两会”连续发布了10 余项有关政策通知，涉及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行业的诸多市场准入开放和扩大业务范围的措施依次落地；在证券和基金行业，对外资合资设立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持股比例放宽至51%，3年后外资可以100%控股。

中国在不断提升金融风险防范水平和能力及其监管水平的基础上，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会逐步减少金融领域的负面清单，特别是在涉及金融牌照的全领域放松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吸引外资金融机构以更大力度参与中国的金融市场活动，促进金融有效供给，增强金融市场活力。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中国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积极鼓励外国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能够有效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基于全球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现状和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实，金融领域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仍要审慎推进，这关系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风险防范能力。

营商环境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软实力，不仅关系到招商引资，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质量。中国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机构和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高度认可。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相比于2018年有很大提升，从全球第78 位跃升到第46 位，上升了32位。[19]2018年12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90%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95%的企业将在未来一年扩大对华投资或者保持现有水平。[20]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8》报告也说明了，有超过一半的会员企业计划扩大在华运营规模。世界银行负责人认为中国快速有效地改革，使得中国的营商环境大为改善。整体上看，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改变的结果，也是整体法治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

（二）中国具有完善的全产业链条优势

基于全球视野看，中国的产业最齐全、生产能力最强大、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完备、产业配套体系比较完善、劳动力要素持续优化，这些比较优势恰恰能够对外商投资企业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客观地分析，尽管发达国家的个人、研发机构、企业拥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创新成效方面要胜于中国个人、研发机构和企业，但是，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商品化和规模化整个过程和链条顺利运行并不容易，必须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作为支撑，企业才有条件将先进的技术成果迅速完成商业化，并将成本最低化。而我国具有完善的全产业链条优势，这必将能够有效吸引外商投资企业进入。全球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和成功实践证明，当经济发展愈向高质量演进，技术发展愈向中高端攀升，全球分工愈来愈复杂时，产业链条的系统性和运行效率的重要性就更为凸显，如此情景下，中国所拥有的全产业链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必将对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三）中国具有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市场不断增长和扩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1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4%。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中产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有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其规模将会是美国中产阶级的4倍左右。[21]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演进将会使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对新产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比较高，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消费大国。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升级空间很大；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生产基地，直接向世界各地出口商品，这为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四）中国经济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深度合作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摩擦并非仅仅针对中国，也波及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是美国出于“美国优先”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为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霸凌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伤害的各经济体必须加强合作，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形成凝聚力，给美国施加压力，警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必须考虑他国利益。

实践中，目前中国正在与他国进行的自贸区谈判共有13个，同时也与10个国家进行了相关的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或者升级联合研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WTO 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全球经贸治理效率。客观地看，中国持续深化与贸易伙伴间的经贸互动与合作，必将有利于国际经贸形势的稳定，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及全球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相对降低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多元化风险，这将会给外商投资中国市场带来极大信心。

四、中国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战略选择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要深刻认识到，优化营商环境一定程度上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有效提升中国招商引资的国际竞争力。重点在于外资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方面，要强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形成完善的、公开透明的社会法律体系，形成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力度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以放宽服务业准入为突破点，形成负面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继续缩减全国版和自贸实验区的“负面清单”，推动更多领域实行外商独资经营，真正破除不合理的各种限制。要参照国际上发达国家最高开放水平的投资准入标准，结合中国自贸实验区的发展优势与定位，进一步赋予12个自贸实验区更多的自主权，科学地“量身定做”适应于自贸实验区的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基于中国高端产业的发展现状，加大对研发依赖度较高的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加速推进对创新型药物和医疗器械的审批速度和力度，为外资企业的研发进入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持续放宽外商投资者关注度高而中国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等领域的外商投资比例。通过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给我们提供较高质量的技术与服务，提供更高水平的对标对象，形成“鲶鱼效应”，进而更好地推进这些行业高质量发展。

要不断完善负面清单具体实施途径和操作方式，优化市场准入的管理方式，由过去的审批制度转变到依据条件和程序准入；不断优化市场准入后的监管方式，形成以信用为核心的大数据监管方式，真正解决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壁垒，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营商环境。

（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外商（资）合法权益

政府和立法部门要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特别是要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有效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2018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组建的知识产权法庭已经于2019年1月1日正式成立。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明晰了专利等相关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民事与行政案件从2019年1月1日始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其实就是由知识产权法庭给予审理，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尽可能统一裁判标准。在制度完善、程序规范、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未来要把涉及知识产权的所有案件包括商标、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等纳入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体系。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减少专利补贴，建立失信惩罚机制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要严格按照市场原则强化国际知识产权合作，有效对标国际性的专利管理原则。加快健全全国各地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工作机制，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个申诉和利益保护平台，及时协调并解决好外商投资者所反映的问题，形成政府与外商投资者良好、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以降低国际争端风险。

（三）招商引资的重心转向中高端产业和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改革开放中国利用外资以来，外商投资主要进入的产业领域是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技术和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转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在有效保障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持续扩大电信业的对外开放，不断探索放宽外资企业进入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方式和路径。同时，要立足于全球视野和产业竞争的高端，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于全球企业地区性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及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既服务于跨国公司本身，也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层次；要优先引进国内产业链中的“瓶颈”产业与能起有效“带动作用”的产业。

要形成高质量的引资格局，必须转变政府管理外资的方式，坚持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坚持国民待遇的基础上，继续出台鼓励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的外商投资方向的政策措施，倒逼外商提高投资质量。

（四）招商引资工作的评价核心转向引资质量和效益，形成对外资的正向引导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无论中央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对于利用外资工作的考核评价标准主要是以吸引外资的量为主，这与当时中国经济启动面临资金和技术的“双缺口”直接关联。在一国经济起步阶段更为关注的是生产要素的量而不是质，但当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平台并向高质量阶段转换时，利用外资的战略中心就必然要发生转向，更为强调“质”而不是“量”。中国发展战略阶段的转换就决定了对利用外资工作的评价核心和重点体现为外资质量和效益，其侧重点更体现在外商投资带来的相关技术和专利的质量、管理和经营模式的先进性与适应性、就业和纳税的增量，及其能够有效带动产业发展的上下游供应链和配套产业的升级效应等方面。

新时代和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要坚持实现高水平“引进来”，要吸引集聚世界范围内的优质要素资源以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通过高水平开放形成对改革的牵引作用，以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助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五）加速制度型开放体系建设，释放制度创新效应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将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2]这一开放思想战略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内在机制的重大变化与调整。其转变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在于：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实践中商品、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已经基本实现；全球经贸规则正处于深度变革与格局重塑的过程中，由美国诱发的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摩擦加剧，致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变化促使中国必须加速提升开放层次。当然，完成这一转变既是深化国际贸易发展和中国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重视和满足国际合作伙伴利益诉求的客观体现，将会大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追逐数量向追逐质量转变，为了更好地对标发达经济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环境保护等更高规则标准的开放，中国已经开始了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活动，如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加快自贸实验区建设等。其实，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在于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和“剩余决定权”，能够更好地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不合规限制与隐性壁垒，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下一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立足点在于清理现有的与国际规则不相符、不适应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修订完善与开放政策不相符、不适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改革就是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推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对接，主要是深化市场准入、产业政策、环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平等待遇是外商投资企业长期关注的利益诉求。201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经将外资政策上升到法律层面，能够更好地保障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出资、利润、资本收益等利益，明确提出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转让技术[23]，真正体现“强化投资保护、完善营商环境”的意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个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更好地利用外资，提供完善的法制保障必将大大提升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有效化解潜在的引资风险，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有效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开放与包容格局。

中国也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积极参与有关服务贸易和政府采购协定谈判；要持续提升双边开放水平，继续推进与相关国家间的高水平投资协定谈判，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创新合作模式与区域合作对接，推动双边与多边贸易及投资的持续发展，坚定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更加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制度型开放体系的完善，提高中国利用外资水平，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