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救国”论是近现代中国先驱人物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过程中，面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在种种救国主张中，青年毛泽东倾向于教育救国的道路并努力付之于实现。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后，毛泽东最终深刻认识到，仅仅针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的深重危机。在经过对当时先后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仔细甄别之后，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坚定不移的终身信仰。之后，他成了“革命救国”论的忠实拥护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教育的社会作用，相反，他更加重视教育对革命的促进作用，亲自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一所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为己任的，且为培育较高理论造诣和实干能力的人才的新型学校。

【关键词】教育救国;毛泽东教育思想

一、《盛世危言》及其早期维新派“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酷爱读书。他经常去外祖家（湘乡唐家沱）借书，并从其表兄那里借到了对其后思想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进步书籍：《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其中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版的《盛世危言》对当时毛泽东的触动非常之大，从书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教育救国论。《盛世危言》的作者是官商郑观应。这部署是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的书籍，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维新思维。在这本书中贯穿着郑观应“富强救国”的主题，宣扬“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书中指出中国要改变落后挨打任人欺凌的局面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全面进行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改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教育在改变中国命运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的强调，他在书中把教育与一个国家强盛联系起来，并将关于教育的各篇论述位列全书体例的首位。

尽管《盛世危言》到毛泽东手里时已经离出版时间过去十几年了，而且郑观应的改良主张经历了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已宣告破产，但是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无疑具有顿开茅塞，耳目一新的感觉和意义。” [1]特别是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通过教育来使国家富强从而达到救国目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讲是一种政治启蒙，他开始把小我同国家民族命运这个大我联系起来，他开始担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第一次开始为国家民族而操心。

1910年，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是一所半新式的学堂，尽管在里面还要继续读经书，但学校也教授一些诸如自然科学等的“新学”。此后，毛泽东开始大量接触新思想。次年，毛泽东又来到更大的中心城市长沙，入读省中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后又当过短暂的军人。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1910-1917年，是毛泽东“教育救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教育救国”改良主义思想的众倡导者当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无论是梁启超撰写文章的内容，还是他的文风，毛泽东都非常喜欢。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甚至还仿效梁启超的文风，并从梁启超的“任公”号给自己取名为“子任”。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特别认可。“新民说”指出，若想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应当首先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改良人心风俗”，造就新人。造就新人，当然是要通过教育的手段，这是典型的“教育救国”方案。这些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冲击很大，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了1918年创立新民学会时，还提出学会的宗旨是为了“改良人心风俗”，以造就新国民以及有开拓能力之材。

因此，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选择人生职业时，经过反复考虑最终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报考师范院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的导师杨昌济是除梁启超之外对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极大的又一人。可以说，杨昌济本人的言传身教不仅仅成为当时毛泽东坚定地走“教育救国”道路的榜样，而且还成为了毛泽东“教育救国”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首先，杨昌济强调教育对改造社会的根本作用，认为“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 [2]他还特别指出：“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 [3]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和郑观应一致的。所以当毛泽东了解到导师的这一观点时候，他一定是感到强烈的共鸣，对老师的这一观点予以积极地回应：“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经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 [4]其次，就具体的教育理念而言，杨昌济在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又特别强调德育的作用，专门编写了《论语类钞》以儒家的完美人格和曾国藩事例来勉励学生，鼓励学生振奋精神，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番有益的事业。从早期毛泽东重视伦理道德革命以及圣贤救世的思想就可以看出杨昌济的影响。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转向

毛泽东“教育救国”思想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的，特别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风水岭，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文化运动以前，毛泽东“教育救国”思想是多呈现出圣贤救国的倾向，其教育是一种在儒家思想框架下的精英教育，而很少看到人民大众的因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毛泽东教育救国思想的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愈来愈表现出对民众作用的重视，其教育思想呈现出平民主义的倾向。

1915年前后，近代中國规模最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爆发，史称新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他们持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是又比此前改良主义思想进步的思想，毛泽东是一个思维极其活跃的人，对于新的思想总是抱以极大的热情，所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思想给青年毛泽东所带来的启发和冲击可想而知。很快，他们便取代了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了毛泽东新的学习楷模。

毛泽东极为推崇陈独秀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对伦理觉悟问题的观点，即“伦理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5] 同时，毛泽东还从李大钊的注重自我、强调改造国民性改造的自觉性思想中得到启发。李大钊吸取了尼采和伯格森的主观能动性，强烈反对只依赖英雄、贤哲来改造国民，认为“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 [6]这也就是说，李大钊把“教育救国”的主体扩展至普通民众，而不仅仅限于精英阶层。对此，毛泽东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宇宙之真理（即大本大源），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7]。此后，毛泽东开始以更为开阔的眼光和思路看待社会，把眼界拓展到普通大众，他对普通民众的重视程度随着他的实践深入而不断加深。

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还流行着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工读互助主义。毛泽东同样对工读互助主义抱有极大的热情。工读互助主义以建立“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8]的新世界为根本目标，以工读结合作为改造社会达到理想世界的手段。尽管工读互助主义是对新社会的一种设计，但实际上它是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的教育制度弊端的批判，而这种教育制度的弊端恰恰就是我国传统教育所具有的，也正是这种教育弊端造成了教育在应用方面的空疏。因此，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主张通过工读合一，培养“工学合一”的新型国民作为新社会的基础的这种模式，与流行的“教育救国”思潮紧密结合起来，深受志士仁人的追捧。毛泽东本人一贯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教育与实际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工读互助，是将二者打通、将理论联系实际、教育联通生活的一个很好的理想模式，因此毛泽东对其非常赞赏，在他看来，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育，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改造社会、改造民众，从而挽救国家。加之“新村主义”、“工读互助”描绘的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图景，这无疑也是毛泽东想急于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原因。

1918年6月，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毛泽东邀请蔡和森等多个朋友一起在岳麓山下建立一个从事半耕半读性质的工读同志会。尽管这个工读同志會在两年半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在毛泽东的人生旅程中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印记。

三、“以俄为师”与革命教育的开启

早期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中尽管经历了从信仰维新派到信仰工读互助主义等变化，但总得来看，其主要思想倾向是改良性质的“教育救国”。改良性质的“教育救国”终究囿于其局限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危机，毛泽东最终抛弃了“教育救国”的主张，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毛泽东从一个笃信“教育救国”的人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走向革命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探索过程。

马克思主义初到中国是20世纪初的事，当时它还只是作为西方文化众多学说思潮之一而被简单介绍到中国的，并没有特别的地位。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介绍俄国革命的人。[9] 1918年12月，他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论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1918年8月—1919年3月毛泽东入京筹划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同时，结识了这个中国当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受其影响，毛泽东开始认真地研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的文章。不过，对于马克思、列宁等主张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当时的毛泽东是不赞同的。1920年2月，由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毛泽东第二次入京，后由京经沪返湘。此次行程历时短短二个月的时间，但却是青年毛泽东思想进行剧烈变动的关键期。对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曾这样回忆到：“我第二次到北京时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用中文写出的一些共产主义书籍。” [10]其中包括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共产党宣言》。这些刊物与书籍对他转向信仰马克思、信仰共产主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此时毛泽东“教育救国”的实践——工读新村计划流产，这些都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对改良性质的“教育救国”方案产生怀疑。此外，他的同窗兼好友蔡和森也对毛泽东信仰马克思、走向俄式革命道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20年冬，湖南封建军阀的恃武乱政彻底击碎了毛泽东残存的改良救国最后一丝幻想。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新民学会长沙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1]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完全抛弃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主张，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了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毛泽东最先开始着手的事情还是教育。当然此时的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已经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教育要为革命服务，是为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毛泽东亲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不论是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是兼并传统书院和现代学校之长，但又不同于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有其鲜明的特点。自修大学学友学习研究的书刊文章基本上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当时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刊物。为破除传统书生文弱的习惯，自修大学强调学友研究探讨学术的同时，重视体力活动，以“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劳动两阶级之接近” [12]，添置艺园、印刷、铁工等设备，让学员进行必要的体力劳动。这是此前“工读新村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湖南自修大学开办两年多，俨然成为各省新设大学的典范。它革除了当时学校的流弊，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教育制度的尝试，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先导。尽管湖南自修大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培养新型的革命干部，以党的工作为核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同时是一所造就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为己任的，且为培养有较高理论造诣和实干能力的人才的新型学校。

【参考文献】

[1]杨春贵、李火林.哲学家毛泽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1.

[2]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43.

[3]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46.

[4]曾珺.毛泽东诗传（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66.

[5]荣铁生.中国近代史论文集（M）.郑州：河南大学学报丛书，1986：292.

[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3.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12.

[8]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89.

[9]1917年3月24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自由与胜利》等文，甚至有撰写《俄罗斯大革命史论》的念头。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于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以上文章均收入《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美]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35.

[1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4.

[12]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403.

作者简介：曹咏萍，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