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璟

（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引 言

彼得·德鲁克是国外最先提出社会创新这一理念的，他强调社会创新的价值，他以美国创新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历程作为参考，将社会创新视为企业在创新与创业过程中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选择。在国外有关将创造力和创新作为研究领域的大量文献中，其中一部分强调“独特性”“多样性”“包容性”和“有利的文化氛围”等对吸引有才华人员的贡献[1，2]。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则集中在通过促进具体城市项目或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来促进创意与创新发展，这被称为创造性环境的城市政策和战略[3]。“创意城市”理论的局限性往往体现在：对创意、创新的发展促进因素中，市场经济以外的城市发展因素往往被忽视。然而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并不属于所谓的“创意阶级”，而且几乎没有机会受益于基于创造力的城市发展[4]。社会创新意味着将创造力应用于社会，这往往被视为一种替代的概念[5]。社会创新可能促进城市的凝聚力，为城市创新创意发展发挥着核心作用。城市的社会创新议题在国外城市政策议题中已经争议了几十年，但结果并不理想。同时，每个城市的社会创新经验并不能直接用于其它城市，即形成所谓的普遍性适用。

当前，在互联网2.0时代，经济活动泛数据化，新型计算能力爆炸增长，人工智能、物联网、增材制造技术持续进步，基于数据的智能化柔性制造体系将广泛普及，由制造向智造转型成为趋势，这使每个城市需要大量的创新创意人才。而我国目前在促进城市创新创意发展思路中很少有将重点投向与产业、教育、服务等因素关联的思路，而国外却已大量地进行研究与实践。在这一反差下，不得不换角度思考：无论我国的制造2.0，还是中美贸易战，涉及的关键问题就是创新，特别是原创，而创新创意的培养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社会创新是大众创新，万众创新，是创新环境生态的构建，因而应从国外的经验中汲取一些有用的启示。基于国外经验，我们发现我国目前实践教学与实验、实习相脱离，重知识体系，轻问题研究，使学生形成线性思维定势，教学普遍缺乏行业依托，学生所学无法回应现实问题。此外，理工科专业校企合作的案例比较多，经济管理类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创意、创新人才，与校外单位、机构合作，联合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国高校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指出“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等培养目标。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国外城市不同的实现社会创新的经验，确定可以复制并传播到我国高教部门的相关课程与项目服务学习模式的改革，促进实践教学模式的发展，从而促进城市创新创意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凝聚力。这主要包括以下3个问题：其一，传播社会创新背后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其二，他们如何在这些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其三，高校课程与项目服务应如何调整以适应这些创新做法？

一、创造力与社会创新

国外许多学者，如Scott等强调创意产业对城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城市创意的主体”[6]。Florida指出，艺术家、作家、科学家、演员、设计师等创意产业工作者都是“创意阶级”的核心，并认为他们往往集中在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不仅提供经济方面的酬劳，更多地是为这些人提供生活方面的便利，城市生活的多样性、方便性、宽容性和包容性，构成吸引创意阶层的“软因素”[2]。许多国外学者对基于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并以创造力为重点的城市政策的实施持有不同意见，并批评指出，这些所谓的创意只是基于模仿的成功，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推进，Peck就曾强调“一个专注于创造力的城市不一定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经济体”[3]757，“创造性的城市”应代表绝大多数人，而不能仅仅依赖某个特定的创意阶层来实现[4]。

（一）社会创新的界定

据Moulaert等人看来，城市经济现实发展中，“创意”的概念往往比“创意阶层”的概念在文献中要更多地被提及，应用更广泛[5]。这些学者认为，社会创新是由社会运动产生的，并被定义为由一组共同的条件、利益、愿景、目标或想法构成，决心采取一项或多项旨在解决某种社会需求的行动。如果他们在以不公正为特征的社会中引入变化，或者如果在公共决策中加大参与力度，特别是强化弱势群体的决策权力，他们的行为就被认为是社会创新[5]。

Moulaert和Nussbaumer确定了社会创新的两个不同方面，即以提供服务为中心的产品创新，以及解决社会需求的方式，并着重于政府治理程序和过程的创新[5]。虽然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之间有很大的关系，但过程创新集中在城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克服传统福利国家政府僵化和官僚主义治理模式的潜在动力[9]。

社会创新与任何其他类型的创新一样存在路径依赖，这意味着城市和空间对社会创新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非常重要。正如新制度主义理论所指出的，由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价值观和做法组成的一个深植地域背景的制度，在其它城市是非常难以重现的[10]。它以地方特征为基础，属于网络“嵌入”式，其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全球相关，远远超出了本土与自身的限制。政府机构的作用在这方面至关重要，作为制度实施与监管机构，政府被赋予一套协调的规则，从而制定行动。作为规范体系，政府机构有规范和标准，作为认知系统，其包含价值观、隐性知识和社会符号，是被行为者“自然”接受，而并非由社会建构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有助于巩固和内化一个城市的制度化进程，使变革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11]。

国内方面的学者对于实践教学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极少有将实践教学与社会创新联系起来系统阐述的思考，从社会创新的角度，也不乏学者有相关研究，但从实践教学的改革角度探讨社会创新的内容还十分少见。徐逢教等将创新分为多个层面，包括技术创新、企业创新，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社会创新[12]，社会创新往往是技术创新的前提[13]。孙启贵等则将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视为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14]。夏绪梅指出，社会企业是一种社会创新的企业形式[15]。苟天来等指出，识别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也面临着局限性[16]。国内学者还将社会创新归纳为：社会价值使命、创新、治理结构、包容性和可扩散性等5个要素[17]。纪光欣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社会创新[18]，而鲁云鹏则从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两个方面研究社会创新理论与企业的嬗变过程[19]。总体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主要强调“技术创新”，而对于“社会创新”还不够重视[20]，而国内关于高等教育实践教学与社会创新的研究整体上还处于初步阶段[21]。应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融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22]，因此，基于实践教学的社会创新的培养需要重新思考。

（二）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与扩散

国外由于权力斗争、利益相关等方面原因，民众对效率、正义或参与决策的要求会不断提升，所有这些批评为社会创新提供了机会与条件。因为，新的大众心理模式和新思想往往开始于边缘地区，并逐步向主流和中心地区转移[23]19。然而，社会创新通常是短暂的，无论是因为其中许多已成为主流政策制度程序的一部分，还是被遗弃或被忽视。因此，Bacon等人通过确定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提出了所谓的“当地社会创新生命周期”这一命题。社会创新模式通常包括变革的需求、随着新形势的出现对新需求的响应，以及最终的发展、传播和主流化等一系列生命过程[8]。由此，接着讨论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综合相关国内外文献，可将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分为5个阶段（见表1）。在准备阶段中，确定了社会需求，为产生新想法提供了基础。下一阶段即“设计和发现”阶段则比较动荡，因为新的想法被讨论，可能被保留也可能被放弃，许多创新在第一阶段就终止了。如果继续下去就会进入下一阶段，即“动员”阶段。动员意味着创建新的方向，以便将新的想法付诸实践。由于缺乏支持、资源或适当的领导，或仅仅因为该想法在实践中不起作用等各种原因，往往一般的社会创新项目可能不会超过这一步。但当该项社会创新不断起作用时，它却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创新趋势的主要部分，并进入主流化阶段。而主流化阶段可能过渡至最后阶段——扩散阶段，即通过启发或复制，产生了跨部门和跨领域的社会创新扩散过程。

通过这一过程，可持续的社会创新通过内部和外部网络的积极反馈和对公众利益的权衡，获得了更高的价值和合法性。长期以来持续的社会创新过程可能是以老式做法长期积累的各种经验为特征的制度环境中的壮大发展的[11]。在部门政策领域和城市政策之间转移新思想似乎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特别是在高度分散化的制度背景下[24]。

（三）社会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

经研究表明，一些关键因素，如行为者的多样性、权力关系、资源和交流等，均有可能会对传播过程产生决定性作用。行动者的多样性被认为是维持社会创新传播的关键因素，这一概念涉及个体间的多样化价值观和信仰以及社交网络可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等，这些为更广泛的联系提供更好的机会[25]。已有社会创新的研究还强调广泛的参与性，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参与，这也是社会创新广泛传播的核心内容[10]。然而，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不足。像任何有风险的活动一样，社会创新项目通常是小规模地产生，以便应付可能的失败[26]，因此，大多数社会创新项目都是在地方层面产生的。然而，De Muro等人指出，政府部门间合作与资源调动等因素加大了社会创新项目成功的机会。社会创新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成为主流，可以通过跨城市、跨境，实现国际间的更广泛合作背景下的变革[27]。尽管如此，它也可能是产生排他效应的过程，或者通过自上而下的转向阻碍创新过程[10]。

机械电气设备中的电抗器又被称之为电感装置，当设备内导体具有电能后，在其周围会产生磁场，并使电能载体产生感应。设备通电时电流感应不明显，磁场强度不高。在机械电气设备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如果电抗装置线路呈现出螺旋线管特征，则电抗器可有效的改善电流分布情况；如果电抗装置出现故障，则需线管工作人员利用继电保护装置对电抗器进行维修。同时，机械电气设备中保护装置可对设备运行进行有效的保护，降低电抗器问题发生几率。在电抗器异常运行情况下，还需运用高温风机等装置，将电抗器温度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避免设备冒烟及燃烧等严重故障事故出现，从根本上提升机械电气设备运行安全性。

表1 关于社会创新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许多旨在产生社会创新的城市，公私伙伴关系以竞争为中心目标，主要涉及企业行为者或社会包容目标，并由非营利组织代表。不同模式的城市政策之间的“差异”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28]。它们是可持续发展和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赋权概念是社会创新概念的核心[10]。然而，不信任和不通畅的信息传播也常常成为这一进程的阻碍。

资源是社会创新扩散传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如资金支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正如Bacon等所说，保持“资金不足有时可以减少创新的压力”[8]。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金拮据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创新的“触发因素”。像其他创新一样，社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越资金的其他资源，如熟练员工和隐性知识等等。一些社会创新可能比其他创新活动更适合不同的环境，更容易地从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因为其更侧重于流程（通常有广泛的使用领域），而不是特定的产品或服务。总而言之，社会创新扩散过程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一些主要驱动因素。以国外城市为例，一些社会创新的部门经验，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措施，为研究我国社会创新传播提供了借鉴。

国内在研究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方面，有学者认为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生力军，具有培育社会创新不可推卸的责任[29]，周进萍则强调多元化的治理平衡[30]，周荣庭则提出“蜜蜂型企业”与社会创新的产生[31]，丁元竹则强调是政府[32]，王名等则认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十分重要[33]，而当前，参与主体的缺失是我国社会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16]。关于我国社会创新的推进路径，周直等指出，我国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推动，社会公民、企业和政府三方力量交织在一起[34]。而李梅指出，民间组织、政府、企业三方一起合力联动是推进我国创新的路径选择[35]。林林总总，上述国内的相关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社会创新的实现路径，但缺乏具体的实践与操作路径。

二、我国高校金融贸易类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实践教学是我国目前常用的促进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培养环境适应性以及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和创意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各高校均比较独立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校企、校社的实践教学，这一理念也十分流行。但并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从系统的角度，以一个城市为单位，将各高校与企业、社区等联合起来思考这一问题。这导致实践教学或实习或实验等目的，只是为了单纯地促进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对高校、学生、项目、企业、社区等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的适应性的分析范式。课程与项目如何嵌入、如何促进老师与学生间服务型学习模式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社会创新，推进城市创新、创业与创意的发展，从而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良性循环。众所周知，教师组织带领学生通过实物、模拟、顶岗、实习、调查、设计、生产活动等方式给学生传授实际知识，其本质是在社会的实践中开展教学，达到培养学生的目的。人文社科常用的实践教学，以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辩论、演讲、经验分享、实地走访为主要形式。但目前缺乏系统的考虑，缺乏将课程与项目互嵌，服务学习与社会创新和城市创新创意发展作为互动的整体考虑。

（一）实践教学与实验、实习相脱离

目前，以课堂内“案例分析、讨论、演进”为特征的所谓“实践教学”已“模式化”，即已经成为“实践教学”的恒定模式而被广泛采用，真正体现实践教学本质特征的“实习、顶岗、调查、设计、生产活动”却被忽略，甚至不被重视，导致实践教学与社会实际、事实脱节。

（二）重知识体系，轻问题研究，使学生形成线性思维定势

目前大学课程基本按“历史、发展、概念、理论、方法”的思路来安排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学科体系的逻辑关系，对于训练学生掌握学科知识体系有益，但长期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是学生习惯掌握“从古到今、从历史到方法”的“线性发展”知识，但事实上，真正能解释社会现象、解决问题的知识，往往是综合的、触类旁通的；二是学生只注重科学知识体系本身，而忽略“来自问题的实务知识”，而后一种知识恰恰是知识“更新、发展、创造”的生命力所在。要掌握“来自问题的实务知识”，需要打破现有的课堂授课方式，将课堂搬入社会，在课堂与社会现实环境、真实问题的情景交融中，打破线性思维定势，培养开放的、网状的思维结构，掌握整合性、建构性的知识，这更有利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也更有利于掌握从学科到实务的“双重知识”。

（三）教学普遍缺乏行业依托，学生所学无法快速回应现实问题

国内高校中除了师范、医科和部分理工院校有较规范的实习制度和较明确的实习单位、场所，其余大部分尤其是经济管理类专业，都缺乏行业依托，以至于培养的学生走上社会后需要相当长的适应期，无法快速回应现实问题。从国外的高校培养来看，他们十分重视职业背景的培养，想方设法增加对业务素质与应用能力的培养和以特定职业依托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因此，他们在教学上，往往要求具有职业岗位依托的实习教学数应达到或超过1,000小时以上。而国内在这方面还是十分欠缺的。

而上述问题的形成，对于学生的创新创意培养、社会创新的培育、企业与行业的创新以及创意产业和创业来说都是致命的，也无法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内生动力带来规模上的促进，使得实践教学与经济管理是两张皮，各搞各的，无法依托一个城市，特别是许多高校并存的城市形成一个从政府、企业、高校、社区、学生等多个主体齐动的一种互嵌式的社会创新培养模式。这需要我们更多地汲取国外有高校群的城市发展的一些具体经验。

三、创新联系与社会创新扩散：国外案例比较分析与借鉴

在国外一些城市，由于教育水平以及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水平有差异，这些城市的高等教育系统、社会服务实践以及社会创新方面相对于欧洲地区的其他城市存在明显不足，因此，这些城市政府与高校相关部门以及企业联手制定相关提振计划，旨在提升本地区高校学生的服务学习能力以及社会创新能力。之前，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欧盟的一些城市政策普遍保守，但迫于学生就业压力以及经济发展的困境，近20年来，一些城市政府、高校与企业、社区等联合实施了几项计划。其中例如“Polis计划”“URBCOM计划”和“城市更新伙伴关系计划”等，主要针对城市内一些高校金融贸易类学生社会服务学习模式，从而促进这些城市的社会创新的发展。这些计划还包括欧盟倡议的“URBAN”和一些国家资助的“PROSIURB”和“Bairros Críticos”计划等。这些项目的实施，使得该地区的高校学生克服了一些人力资本禀赋发展的瓶颈，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教育系统相关的社会创新计划中。“EPIS”和“Porto de Futuro”这两个计划均是国外成功将高校学生学习与城市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推行社会创新的成熟案例。

EPIS（Employers For Society Inclusion）是 2006年葡萄牙波尔图市联合市内高校提出的学生服务学习模式的一项计划，该项计划中主要针对高校金融、贸易类学生到企业、社区进行专业服务学习时，雇主指导学生的实践及社会包容方面的内容，从而激发学生有效地将课堂理论与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促成社会创新的一项活动。这项高校、企业与社会一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举措，引起了包括葡萄牙总统、教育部在内的几个公共机构和地方当局对此项计划极大的兴趣。在政府的倡导下，10家企业以及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学者们共同策划了EPIS计划。目前，该计划已涉及89名准会员和3名正式合作伙伴。每年约500万欧元用于EPIS项目，其中35%由协会预算提供，另外65%由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出资，包括地方当局和当地公司的资金。指导委员会和几个项目组负责人执行更多的具体工作任务，如辅导学生在金融贸易行业的企业或社区金融机构等进行基于社会实践服务的学习。项目拥有50名专门的调解员（国内一般称为“师傅”），主要包括各高校和企业的心理学专家、专业教师和企业专业能手，他们被委托监测“签署”学生的个人服务计划。EPIS方案将学生与调解员的比例保持在较低水平，以便学生能较好地得到指导，从而能学有所用，服务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进入岗位和实施创新。EPIS项目由葡萄牙教育部每年递交的报告进行评估。“Porto de Futuro”计划是该地区另一个旨在通过有效的服务学习模式，提升社会创新的教育计划，由波尔图市地方当局发起。该项计划将企业、创业界的良好做法转移到学校，减少学生过早离校实习和学校实践教育失败的比例，并促进创意与创业文化的传播。在“Porto de Futuro”计划下，这个城市的18所高校都与该地区的大型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每个合作伙伴都有自己的行动计划，这取决于每组学校的专业特长和公司的需要，包括更换学校设备到支持新的培训课程，项目可能集中在职业导向或学习技能的发展等。值得一提的是，Porto Futura计划倡议通常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上述两个计划涉及国外城市多部门（以高校和教育部门为主），与国内高校课程设置与项目互嵌的保守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方案均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在课程与服务项目对接以及服务学习模式的发展方面提供经验。以我国高校金融、贸易类专业为例，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概念吸引相关金融贸易类公司参与，以竞争力为中心目标，倡导高校与这些企业的学企伙伴关系，充分整合这些企业追求社会目标，减少企业利己的行为，增加企业雇主对金融、贸易类学生实践服务学习模式的包容。

按以往的经验，理工科的学生较易进行实践学习，并采用服务学习模式，通过国外的“EPIS”和“Porto de Futuro”计划，发现可以存在实现金融、贸易类学生服务学习两种不同模式的途径，一种是到企业和社区中去，一种是将企业资源引入高校，这两种模式均有潜力通过规模效应来扩散其最具创新性的功能。随着EPIS计划的成熟，它可能会在城市、区域或国家的框架内为不同参与地点之间横向协调提供更多的机会。而融合在“Porto de Futuro”计划中的多个伙伴关系最终可能有助于实现整个城市范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战略，这两种模式都可能有效地激发高校金融和贸易类学生的服务学习模式的创新与高校课程和项目服务互嵌性的加强。

四、我国高校金融、贸易类课程教学所能汲取的经验

国外的相关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金融、贸易类专业的教学与实践，从高校教学、部门导向到城市政策的整体观念都要进行改变。上述两种模式都涉及到高校金融、贸易类课程教学与实践以及如何实现社会创新的概念，上述观点都旨在解决国家和市场无法解决的社会需求，两者都强调了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更多的担当并提供更多的机会。创新总是带来相当大的失败风险，正如新制度主义文献所指出的，制度规则和规范常常产生高度的惯性，这在公共部门组织中尤其如此，通常更倾向于集中精力提高现有系统的性能，而不是创建（或导入）新模型[23]。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当今的危机形势下难以实现，当生存已经成为许多公司的主要目标时，企业社会责任将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以城市为单位，对高校学生服务学习模式以及社会政策的创造性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金融、贸易类专业的教学与实践水平。高等教育要走“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道路，以政府教育部门牵头，系统制定计划，为达到这一目标，寻找企业、社区作为行业依托，夯实职业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倡将课程与项目互嵌，加大服务学习模式的推广，这对于培养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社会创新能力十分关键。

（一）课程与项目互嵌的服务学习模式

以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投资学和国际服务贸易这两个专业为例，采用服务学习模式进行企业人才培养，让学生和实务工作者在合作过程中，学习理论、整合知识、掌握经验，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促使学生在企业中锻炼，并“模拟就业”。将教学置于真实经济问题环境中，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完成学习过程；在服务中展开，提升实务研究领域和水平，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或社区建设所用；在解决问题中，服务企业、社区，服务教学、服务学生，真正落实“校企对接”。该模式重点在于课程内容与服务内容的融合、科学知识与实务知识的对接。课程内容与服务内容由两者共同的核心任务实现融合，以小组工作课程为例，课程教学中有很多工作模式，如行为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小组中心模式，服务中也有企业辅导、学业辅导、社交辅导等实务项目，工作模式和实务项目一一对应，彼此具有共同的核心任务，因此，课程教学内容和服务内容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科学知识与实务知识由课程理论知识和实务知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实现对接，以投资学和国际服务贸易两门课程为例，这两门课程里有许多涉及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调整以及当前世界、国家公共投资、金融领域以及服务贸易形势分析等内容，彼此形成一个环形，其过程为明确“中心”定位，组织运行和服务项目开展，评估“中心”定位、项目、运行、发展，提出发展战略报告和建议，此逻辑过程与企业运行或是政策制定一般过程高度一致（见图1），具体如下。

图1 金融、贸易类课程教学与服务的对接

1.课程教学各要素的重组。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学要素包括教师、学生、教材、课堂等，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向学生输送知识，学生缺乏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而在服务学习模式中，增加了服务的对象、机构工作者、服务组织等，因此教学理念、课堂组织需要重组（见表2）。“服务学习”模式的承接为“课程承接”和“项目承接”，第一期进入的课程为概念、理论、分类、形势分析等；第二期进入的项目，如“校企合作”“实习实践”“能力提升”等服务社会的项目，连接企业、政府、社区、居民群众信息沟通的“社会桥”项目，服务项目、志愿者平台建设项目等。

2.教学方法的改革。力推两种教学方法，一是督导教学法，实践工作督导指的是机构内资深的工作者，对机构内新进人员，根据头一个月企业实际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按一线初级工作人员、实习学生及志愿者3个层次划分，通过一种定期和持续的监督、指导，传授专业服务的知识和技术，以增进其专业技巧、生存能力、正确的职业观，进而促进他们成长并确保服务质量的活动。二是项目教学法，指的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处理一个项目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掌握教学计划内的教学内容。

表2 服务学习模式构成要素

3.需要实现的目标。创建教学、科研、企业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平台，在需要解决真实问题的环境中，开展专业服务、进行专业督导、完成学习过程、提炼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成效。在服务中展开研究，提升实务研究空间和水平，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或社会建设所用。在解决问题中，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务教学，服务学生，实现“服务、学习、研究、提升”的共同目标，从而扩大“校企对接”成果，提升社会创新的可能性。

（二）基于服务学习模式的社会创新培养与教学思考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始终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非常关键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创新绝不是现在社会上所宣扬的那样，是少数创意阶层的事。所谓“万众创新”所描绘出的景象恰恰符合本文所倡导的理念，因此，社会创新的扩散是整个经济发展有所突破的关键所在。产业实体发展的企业、社会与学校应如国外一样，逐步建立一整套由学校到企业，再至社会家庭等一系列的教育、培训与培育计划，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学校等相关人员系统地重新思考现行的教育体制与协调机制。近年来，各省市均出台了一些围绕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以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广东省为例，2012年，广东就发布了《广东省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的意见》（粤府〔2012〕107号）两个主要文件，2015年，广东又出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12号）等。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无疑为今后的教育发展指引了一个方向。但总体来看，这些政策措施与国外的一些理念和教育计划等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忽略了如何将人、企业、学校、社会和家庭五位一体的理念好好落实。因此，其一，形成“服务学习”模式的理念，以课程与企业衔接促进职业化发展，促进行业发展及其与专业的良性互动，实现教学与社会服务的双导入。其二，创新目前校企合作的模式，把学校教知识、学生到企业去找工作，转化为企业提供平台、学校提供知识，毕业后回归企业从事熟练与熟悉的工作的模式，而且受教育者能在这些平台上进行创业创新，不断完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脱离现实的不足，彻底改变孩子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的不良心态。其三，建立起教育部门与学校、企业的网络联系，相关部门应建立一类机构不定期地联系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针对目前这三个主要高等教育载体间出现的问题，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建议。其四，由教育部门分管这一领域的人员，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台相关的社会创新实施计划，主要针对个人、企业、学校和社会4个层面，寻找期间的契合点，不断完善社会创新体系的建设。真正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培养的准备。其五，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因不同原因在学校表现不好，甚至弃学的学生，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更应被重视。这是学校、教育部门、社会和家庭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