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良端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贺龙和习仲勋相识相交，结为亲密战友、革命搭档，并肩奋战，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

首次合作

贺龙与习仲勋第一次见面，是1937年在陕北富平县庄里镇大南巷的张家大院里。

1937年7月，贺龙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部署，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司令部设在镇上大南巷张家大院内，等待中央军委改编。不久，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在关中腹地泾阳县云阳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并作出决定：由中共关中特委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前线抗击日军。

会后不几天，中共关中特委派负责同志专程赴庄里镇拜会即将出征的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等，介绍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情况、洽谈兵员选调问题。贺龙、关向应等热情接待。来人20岁出头，谦虚热诚的谈吐给贺龙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贺总，我就是富平县人。你们驻扎的庄里镇上的立诚中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所学校里加入共青团组织，我是从这里投身革命的。你们从这里出发奔赴前线打日本鬼子，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援自己的军队，是应该的。”此人即中共关中领导人习仲勋。

贺龙到陕北时间虽不长但从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口中对习仲勋还是有一定了解：习是党内有名的青年才俊，经常受到毛泽东等称赞。1934年至1935年因国民党军队围困南方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唯有习参与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坚如磐石巍然屹立于黄土高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冲着刘志丹、习仲勋等共建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而来，在此建立了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抵抗日军侵略的大本营。

习仲勋回关中特委后把此行经过作了详细汇报。关中特委认真研究了选派兵员补充一二〇师的工作，予以细致部署。随即习仲勋同特委领导同志分别到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宣传发动、组织报名。经精心选拔抽调了500名优秀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编组成1个补充团，开赴富平县庄里镇一二〇师司令部驻地向贺龙报到。

贺龙望着这支身强体健、士气高昂、几乎青一色西北汉子的队伍喜不自禁。他拍拍这个的肩膀捶捶那个的胸膛，竖起大姆指连声夸赞：“好样的，你们的习书记真慷慨啊!给我送来了真正的子弟兵!”他说：“你们在黄土地上长大，服西北水土，我要把你们用在刀刃上——狠狠打击日本鬼子!”

从首次会面到首次合作，贺龙真心佩服年轻的习仲勋对党中央战略决策的理解力执行力、动员组织才能和指挥才干，看到了他对革命的正确判断和果敢处理问题的领导艺术。

战友重逢

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的习仲勋曾撰文回贺龙：“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其所指“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是1947年7月至1949年10月。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领导研究确定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歼敌120万的战绩。会议通过了由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决定。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部署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在前线管打仗；贺龙率领的联防军统管后方，形成前、后方既有分工又有协同配合的一体化战略布局。在党的决议面前，贺龙和习仲勋毅然赴命。布局10年前相识相交，此时又走到了一起。

战友重逢，倍感亲切。贺龙对这位比自己小17岁的政委习仲勋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以来的历练与成绩很了解：他由陕北的群众领袖已成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干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猖狂进攻延安，他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在4个多月里他协助彭德怀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辉煌战绩。由此，西北野战军扭转了整个西北局势转入内线进攻。贺龙为习在战争实践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也对战友领导指挥才能的成长、成熟十分满意。

在走到一起的两年多里，二人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他们的工作与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冲锋不同，做的是机动性很强、消耗力极大的野战部队的后盾。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整天在人民群众中穿梭，动员组织一切力量为前线服务。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在分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分委书记。图为习仲勋（右三）与关中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波及到后方：抬担架、救伤员、做军鞋、筑工事、筹粮草、运输各种军用物资、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也不容怠慢和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要人、要粮、要弹药，命令下达必须按时送到。同时二人迅速组建了两万名游击队员和10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岔峁岭，破坏和阻断敌人交通运输线，摧毁或拔除敌人据点、伏击敌人车队夺取武器、缉捕敌特分子，有力配合和支援主力部队作战，保卫和巩固了后方阵地。

边区连年遭受大旱，粮食欠收，财政经济暂时陷入困境。二人把动员组织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作为联防军领导机关工作的重点和首要任务。青壮年都上前线后村里留下一些老幼、妇女，农村劳动力奇缺。他们针对支援战争和发展生产两不误的实际需要果断制定和推行精兵简政、紧缩开支的财政经济政策。号召辖域内各级各类学校调整课程，动员师生在农忙时节参加劳动。各级机关精简的干部全下派农村帮助农民种地；严厉要求部队、机关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尽量紧缩支出，杜绝贪污和浪费。通过这些积极稳健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手段，到1948年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状况好转，粮食产量较前增加。

可前方所需粮草、军用物资的运输等仍是二人的第一要务。部队打到哪里粮草弹药就应送到哪里。西北野战军兵力约6万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员约2万人。这8万人(按每人每天1斤粮食算)每月需粮食1200吨。在二人主政头半年里，仅中央军委、毛泽东、彭德怀直接发给他俩的催粮电报就有20余份，可见前方缺粮的紧急程度。他俩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征粮运粮。为保证前线将士不断粮，他俩不惜从边区仅有的1个正规旅中抽出两个团专门做买卖，把边区生产的土特产品运到国统区销售，换回战争急需的粮食和军需物资补给部队。

二人的组织指挥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征粮支前任务，有力保障了西北野战军、中央机关的粮食需求。

土改纠偏

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早在1946年4月由任弼时主持召集各解放区负责人来延安讨论研究。中共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成果，于同年5月4日发出《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让；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要有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1月，时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率队进行土改试点。他抛开《五四指示》擅自提出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陕甘宁、晋绥是革命老区，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揪出地主和富农，他们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了，有的交出土地而成了劳动者，必须“查三代”。往上查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列入斗争对象，破了产的也要算在内。在此极“左”思潮煽动下边区各地在土改中乱斗乱扣乱没收乱扫地出门等现象泛滥成灾。

目睹被康生推行极“左”致土改步入歧途，贺龙和习仲勋决定在边区纠偏。他们认为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战争的命脉。若不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极大影响春种秋收，而且任由极“左”风蔓延势必搅乱战争大后方，以致断送前方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尤其是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这里发动和领导革命，熟悉此处诸事。二人一道在征粮支前工作中，就注意到边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损害中农、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和乱斗乱打的错误倾向。他及时向贺龙报告，共同研究纠正极“左”的方法和时机且提出极“左”错误必须纠正，不论这股风是由谁吹起、煽风者有着怎样“权威”，必须扑灭，应迅速回到党的土地改革的正确轨道。

1948年，西北局部分领导同志合影。左起：贺龙、马明方、习仲勋、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

11月，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西北局部署土改纠偏的陕甘宁边区干部大会在阳湾大场召开。与会者虽对土改中的极“左”行为心知肚明但碍于康生所为而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参会的贺龙和习仲勋深感纠偏时机尚未到来，阻力重重，不禁忧心忡忡。

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议分政治、军事、土地改革3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在25日至28日的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书面报告《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深刻阐明中共在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之一。会后，中央领导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问题。参会的习仲勋倍受鼓舞，认识到同贺龙在边区土改中纠“左”是符合党中央土改政策的，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继续纠“左”。期间，他应毛泽东之约请到毛住处汇报关于陕甘宁晋绥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的看法，颇引毛泽东关注并要求他搞点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群众呼声。

会后，他即返回向贺龙汇报了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嘱托的事。贺龙决定自己坚守司令部主持军事工作，由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到绥德、米脂等地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并着手按照党中央政策从绥德开始纠正“左”倾错误。

1947年，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部分领导同志合影。左一为林伯渠，左二为贺龙，左四为习仲勋

1948年1月4日，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对土改应沿何方向前进等提出了真知灼见。毛泽东读信后立刻给贺龙和习仲勋、西北局发电报：“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军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规进行，少犯错误。”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起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干部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及问题。他嘱托必须实事求是，放下包袱，工作中的情况不得隐瞒夸大。又出席子洲县土改检讨会，认真听取了每个人的发言。会议间隙还和干部谈心、宣讲党的土改政策，热心帮其提高认识。他在子洲县了解到许多情况，如有的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吃大户、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且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是斗争对象、没收贫下中农的财产或把马夫班长当作恶霸揪斗。

19日，他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土改纠偏已到刻不容缓地步，希望中央重视。“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个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半个月里他从土改一线发的两个调查报告引起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改的思考并致电习仲勋等，就各类型地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组织形式等征求意见。接电后第3天习仲勋回电说，对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贫农团领导一切。毛泽东认为此建议有理有据，亲笔修改校订后再次转发各解放区指导各地土改。

这次土改纠偏调研中他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调研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处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又把毛泽东对土改问题的研究、思考、疑问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对检验正确的肯定、坚持，不对或不完全对的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改问题的特使。子洲县调查归来，他向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关于土改问题调查的汇报。三方领导取得共识，统一部署边区的土改工作。

接着，贺龙、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分别带领工作组马不停蹄深入各军分区和各县领导土改，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他们在土改纠偏工作中，全面深入宣传和严格执行中央《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件规定的政策和策略，向广大群众讲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全面阐述巩固团结中农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对知识分子要采取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使其充分发挥知识技能；对工商业不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对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没收；对开明绅士采取保护政策，以利团结99%的人民。庄重宣布并坚定执行：“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取肉刑。”用贺龙后来的话说，和习仲勋等在边区“纠偏如救火”，是“跑着纠”“追着纠”。

到1948年夏，经贺龙、习仲勋等艰苦细致的土改纠偏，陕甘宁晋绥边区团结了城乡绝大多数人口，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农村、城市、工商业和统一战线等各项政策逐渐完善和系统化，土改中出现的种种“左”倾错误得到纠正，各项工作步入正轨。

（摘自《党史文汇》2018年第8期）

颠倒的人生态度

人生最大的错误，是把最差的脾气与最丑陋的一面给了最亲近的人，却把耐心和宽容的一面给了不懂得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