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雪

许地山，祖籍广东，生于台湾一个爱国志士家庭，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后来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

许地山的文学作品总是透露着宗教意味，他曾经在文章中写道：“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生活中的他似乎对世间万事都不存一丝机心，对各色遭遇甘之如饴。他生性淡泊但又极富智慧，从他在英国学习期间的一些小趣事中不难看出其为人处事的可爱、可敬之处。

一

老舍与许地山颇有缘分，他们都对宗教有着浓厚的兴趣。1922年春，两人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相识，许地山大老舍5岁，当时的许地山已经与茅盾等人共同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散文名篇《落花生》，是圈内颇具名气的学者和作家。但他毫无学者架子，从不以前辈自居，反而以“傻事”谐语为乐，与当时尚无名气但生性诙谐、妙语如珠的老舍成了极好的朋友。老舍回忆初见许地山时的情景：“当我初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朋友’，不必细问他什么；即使他原来是个强盗，我也只看他可爱。”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让他们彼此既讶异，又欢喜。

1924年9月，老舍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邀来到伦敦任教，恰逢许地山也在伦敦学习，两位好友便住在了一起。异国他乡相伴，老舍记忆中的许地山“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与老舍一起“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是有趣”。面对老舍的请教，许地山丝毫没有厌倦，每每“像谈笑话似的”与老舍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一天许地山去伦敦城内办事，晚上很晚才回来。老舍发现他总是摸自己刚刚刮过胡子的脸，还傻笑不止，便问他是怎么了。许地山告诉老舍，自己刮了个脸花了两镑多。当时的英国还是旧制英镑，两磅相当于480便士，平时刮脸应该只要8个便士就够了。之所以花了笔“巨款”来刮脸，是许地山太过老实，理发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结果所有服务来了个全套，香油香水洗头、电气刮脸，这样高级的服务一套下来自然就花了成倍多的钱。付钱后想想自己的“傻”，疏放豁达的许地山非但没有懊恼，反倒乐不可支。

二

许地山一遇到朋友，便总会忘了自己本要去做的事情，不论朋友提出什么，他从不拒绝。去到东伦敦买黄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好!去逛动物园?好!玩扑克牌?好!他总是爽快地答允一声“好”，似乎永远没有忧愁，永远不会说“不”。

同住时，老舍曾经向许地山问起“落华生”这一笔名的用意，许地山微笑不语，只是提笔写下“宽而可济，朴而不迂”八个字。

许地山负笈英伦之时，好友郑振铎正在写《中国俗文学史》，无奈唐五代部分的很多文献都找不到。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到中亚考察时曾从敦煌莫高窟带走了大批文物，其中有许多唐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文物运回欧洲后，很大部分被收藏在了大英博物馆里，可是现在要查阅这些文物已经很不方便，毕竟是“属于”别人的了。郑振铎向许地山求援，许地山自然答应下来。

可是大英博物馆不许查阅者抄写摘录，只可以看。许地山只好用“笨办法”，每天去大英博物馆里看这些文物，把郑振铎需要的部分背下来，回来后再凭记忆默写下来寄给郑振铎。这段在艰苦条件下做学术的经历后来被称为许地山郑振铎联手“伦敦盗宝”。可是许地山这个“贼”，却是聪明地用了最笨的办法，帮助了好友，也推动了祖国文化的传承。看似稚拙，其中却不仅仅是对朋友的仗义相助，还藏着他对学问的珍视与痴迷。

三

许地山在伦敦时，每每独自出门，不是去博物馆就是去图书馆，一进去就如坠入了学问的汪洋之中，忘了时间。曾有一次，许地山一早就去了伦敦东方学院的图书馆，吃午饭时老舍去唤他不动，直到下午5点图书馆关门了才出来，饿了将近10个小时竟浑然不觉，一见到老舍才不住地喊饿。

他曾经在《牛津的书虫》一文中直言：“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的财力、事业能够容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的书虫。”这种对待学问的“傻”，正是治学所必须的“道”。胡适谈读书时曾说到“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甘做书虫的许地山自是体会到了书籍与知识带给智慧和情操的大欢喜。

尽管当时年纪尚轻，许地山却比同龄人多了分踏实、稳重、沉静。这是多年读书所积累下来的见识涵养，也是有志于学所带来的坚毅与执着。他自己潇洒天真的性格，更是使他身处乱世也丝毫不为繁杂外物所扰，一心向学，真诚笃定。许地山在英国留学的这些“傻事”更让我们明白，这位作家作品中那些博大情怀和包容胸怀是如何一点点积淀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