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宣统一朝，摄政王载沣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继续推行清末以来的军事集权策略。首先对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进行重组与改编，任用亲贵，强调皇帝对陆海各军的最高领导权。其次，罢黜袁世凯，削夺北洋军事集团的军事权力；同时，推行一系列新政举措，收紧地方督抚的军权。最后，大力拉拢留日士官生，以培植新的军事势力。载沣推行的军事集权策略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关键词：载沣；袁世凯；军事集权；北洋军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逝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承大统，其父载沣以摄政王名义监国，成为清政府的实际掌权者。载沣柄权后，于11月20日，以宣统帝名义下谕，告诫群臣，明确其职权。12月10日，出台《守卫门禁章程》，命贝勒载涛、毓朗、铁良为总司稽查大臣，保护其来之不易的政权。13日，又颁行《摄政王礼节总目》十六条，规定载沣的各项权力，避免隆裕皇太后垂帘听政情况的发生。在明确摄政王权力、排除皇太后干政等事项后，为进一步加强统治权威，载沣继承并推进光绪末年即已开始的军事集权策略。载沣监国摄政期间，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强化中央对地方军事权力的掌控。但是其推行的军事集权策略，大部分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只是徒具其表。军事集权的操之过急，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且加剧了地方督抚及全国各地新军的独立倾向。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被迫交出全部权力，标志着军事集权策略的最终失败。本文重点论述载沣推行的军事集权策略，并申论失败的军事齐全策略与清朝灭亡之关系。

1 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重组与改编

自庚子之役后，北洋军便担负起“在北京的禁城四周担任巡逻和护卫职责”，载沣柄权后，决意在北京及邻近地区维护满蒙旗人的统治优势。故在两宫去世后不久，着手组建一支禁卫军，并以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专司禁卫军训练大臣，同时规定此项禁卫军归摄政王载沣亲自统辖、调遣。

1909年7月15日，清廷连下数道谕旨，以期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军权的掌控。首先，再次重申皇帝对陆海军的统率之权。上谕中有：“前经宪政编查馆奏定宪法大纲，内载统率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等语”。据此，载沣便以“皇帝尚在冲龄典学之时”，暂代陆海军大元帅，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军事统率权。其次，将原本隶属于陆军部的军谘处独立出来，以贝勒毓朗、载涛（次日添派）共同管理。军谘处脱离陆军部管辖后，直接对皇帝负责，协助皇帝统筹全国海陆各军事宜。陆军部虽与之并存，但权力已大为削弱。至1911年5月8日，正式更名为军谘府。最后，将筹办海军事务由陆军部转移至筹办海军处，并以载沣之弟载洵充筹办海军大臣。

1910年3月17日，载沣重新改组陆军部，以荫昌取代铁良充任陆军部尚书。铁良被调离陆军部与皇族内部的权力争夺有关。袁世凯被免官后，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激发了中央与地方、满族与宗室等矛盾，致使清政府内部陷入三方争权时代。一派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壮贵胄为首；一派以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为首；一派以资历较深的满族大臣、庆亲王奕劻为首。铁良因受庆亲王奕劻提拔，“极受信赖”，且迟迟不愿将权力移交给军谘处，故日渐失势，最终以病解职。荫昌职掌陆军部后，以提高陆军部办事效率并厉行节约、提高新军的专业技能、集中军权为目标。至此，全国陆海各军的监督管理权已全部集中于载沣及其同盟者手中。

2 削弱北洋军事集团及地方督抚军事权力

袁世凯自北洋六镇成立伊始，便被满族少壮贵族视为军事集权的最大绊脚石。1906年，以铁良、载沣、善耆为首的满族少壮贵族，借助中央官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削弱了袁世凯日益膨胀的军事权力。在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后，袁世凯不仅主动辞去了八项兼职，而且被迫交出陆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的统辖权，仅保留第二、第四两镇的“暂时调遣”之权。对此，鲍威尔评论说，这对袁世凯而言是一次重大打击，因为“北洋军是他（袁世凯）力量的主要来源。”但铁良等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并企图进一步削夺其军权，于是清政府于1907年9月4日，将袁世凯内调军机。彼时，袁世凯虽失去了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然他“犹有嘘声，足以震慑远迩。”不宁唯是，4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准将陆军第三镇及两个混成协调往东北；5月，庆亲王奕劻被任命为陆军部管理大臣；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乃袁世凯举荐，故此时袁世凯依旧对北洋各镇保持着高度的影响力。

排袁者见袁世凯权力非但没有缩减，反而逐渐控制了军机处与外务部，“权势熏炙，海内莫不侧目而视。”故继续与其作梗。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镇国公载泽、肃亲王善耆等人趁机向载沣进言：“此时若不速做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牵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于是载沣很快便草拟了一道将袁世凯“禠职编管处之”的谕旨，上谕本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等语，但因张之洞、世续等人力为疏解，载沣只好将原谕一再修改，于1909年1月2日，以“現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将袁世凯罢黜回籍。

袁世凯被罢官后，载沣随即展开剪除袁氏党羽的运动。1909年7月23日，袁世凯京中奥援庆亲王奕劻被解除管理陆军部事务的权力。随后“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被免去了自1906年以来担任的四项职任，并于12月29日，调任第六镇统制官。次年12月18日，又被远调署江北提督，段祺瑞由是被排挤出政治中心，落得个“清廷虚于委蛇，置诸闲散之列”。清政府此举与内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同出一辙，段祺瑞官阶虽高，却失去调度北洋军队实权。

载沣在削弱北洋军事集团权力的同时，也注重削减地方督抚的军权。载沣柄权之前，各省督抚几乎完全掌握各省的民事、军政等权力。载涛主持军谘处事务后，将陆军各镇统制以及各省参谋处官员的任命权收归军谘处。荫昌职掌陆军部后，规定各省陆军如遇缺额，人员须由陆军部提供，各省督抚虽有权任命低级官佐，但这些人员的升迁去就均须由其统率定期向陆军部汇报。与此同时，陆军部也对各省督练公所进行了整顿。改革前，各省督练公所督办一职均由督抚兼任，改革后这一职任不限于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等也可兼任。此外，各省督练公所还新设一名负责督查各部门的军事参议官，同时享有招募兵员、遣散部队等特权，然军事参议官的任命权却被陆军部牢牢掌握。

3 培植军事势力

摄政王载沣的另一项军事集权策略，便是拉拢留日士官生充任新军将领。良弼成为载沣推行此项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与践行者。良弼，满洲人，1899年由湖北省选送赴日留学。1903年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进入练兵处工作。练兵处后期，襄办大臣铁良与会办大臣袁世凯渐生龃龉，铁良便利用良弼与北洋嫡系互相倾轧。袁世凯被罢官后，良弼继续得到载沣等人的重用，于1909年10月27日，被委任为禁卫军步队第一协统领官。彼时，载涛等皇族亲贵不谙军事，凡事皆“倚为谋主”。于是，在良弼的建议下，清廷中央大力提拔留日士官生造就新势力。

适时，全国陆军军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内各军事学堂毕业生，一是留学日本士官生。袁世凯在任时期，对留学生不胜信任，因此留日士官生并未得到袁氏的重用，也未取得任何实际权力。良弼掌权后，对留日士官生极力拉拢，自入军队时就授予他们管带、标统等较高军职，企图以留日军官生取代北洋势力。诸如，以吴禄贞取代段祺瑞，充任陆军第六镇统制；蓝天蔚为委任为陆军第二十镇协统。一时间，全国各地竞相效仿，众多的留日士官生一跃成为全国陆军的重要指挥者或骨干。

但是，袁世凯的北洋势力“非一时所能摧陷廓清”，况且良弼引进留日士官生培植新势力的做法，不仅使得北洋将兵人人自危，而且引发了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以及旧式官兵的极大不满，留日士官生抢夺了他们的晋升之路，并且由于教育背景、思想观念等的不同，极易产生矛盾，这种不满最终演化为一次次兵变。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中央的军事权力不断下移，长久以来，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逝世后，载沣以摄政王名义监国。为维护清政府的长治久安，加强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载沣柄权后继续推行晚清以来的军事集权策略。

首先，建立一支由摄政王亲自调遣、指挥的禁卫军，以维护满族的统治。同时，任用皇族亲贵，对中央军事领导和指挥机构进行改组，强调皇帝对全国陆海各军的最高指挥权。其次，罢黜袁世凯，削弱北洋军事集权的影响力；推行新政，削减地方督抚的军权。最后，重用留日士官生，以培植新的军事势力。

然而，载沣推行的军事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势力根深蒂固，载沣削弱、分化北洋势力的策略非但未能见效，反而增加了北洋军事集团的内部凝聚力。一味削夺地方督抚的权力，致使中央与地方冲突不断，减弱中央政府权威的同时，加剧了地方督抚的独立倾向。留日士官生的崛起，使得革命思潮在新军中迅速传播。最终，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清政府的统治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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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倩，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