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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 超模30岁

2019-01-29赖祐萱

人物 2019年1期

赖祐萱

年度时尚人物何穗

29岁的何穗小姐最近想当一条海带。“海浪把你拍到哪儿就是哪儿,靠光合作用就可以生长。”她飞累了,想要躺着,“咸鱼也可以。”她补充说。

《人物》拍摄现场,服装团队为何穗准备了很多件礼服,让何穗选择喜欢的试穿。何穗花了半个小时挑出了两件。“选衣服”这件事情让她很为难,“模特只是一个道具。平时工作都要遵从品牌风格,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穿什么,我穿好不好看不重要。今天让我选,我很不习惯。”

她能熟练地掌握不同服装的气场转换:波西米亚的乡村碎花裙,是“很浪漫,很自由”;宽松柔软的毛衣,是“很慵懒很放松”;笔挺的西装,是“干练利落”;有轮廓的大风衣,是“必须提着一口气,像女特务、女杀手”。她像是没有台词的演员,调动所有感官和肢体去诠释身上的物品,但心中清楚,华贵的衣服首饰的光芒,不属于她,只属于品牌,属于消费市场的眼睛。

海带

当海带,是何穗最近才有的想法。

这两年,她鲜少出现在国际秀场,除了每年固定的维密大秀已不再参与四大时装周,社交网络上的动态像旅行博主。相比同期的模特,何穗像是一个待退休的老干部,和网友们分享宠物、鲜花和美酒。“无心恋战”,是很多人对何穗这两年工作状态的总结。曾经占据世界模特排行第13位的何穗在MDC排行榜上的标签只剩下the money girls (有商业价值模特)。

她做过一些别的尝试。2015年,何穗在电影《何以笙箫默》里饰演了一个模特,戏份不多。父母看了电影,回家问何穗,“你怎么讲话讲成那个样子?”何穗赶紧打岔,“别说了,我自己都不想看。”她其实是不敢看,直到两三年后她才瞄了一眼演出片段。何穗不打算轻易演戏了,虽然有很多邀约,她都尽力推掉。

29岁,对于职业模特来说,是一个面临“转型”的尴尬年纪。过了手握青春的顶峰岁月,大家都得下山。

“现在何穗70%还是个模特,30%是个艺人。但她这个年纪放在国外模特圈,早就应该转型完毕了。”何穗的经纪人印对《人物》說。与欧美时尚圈不同,国内的时装市场和娱乐生态延缓了这种更替。

“模特是吃青春饭”的困局,何穗19岁就思考过,当时她认为“到了21岁就老了,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但她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在22岁到来,她成了美国本土时装品牌拉夫劳伦的开场模特,这是该品牌第一次启用亚洲模特。从那天开始,她开启了人生最忙碌最疯狂的一段时间。

四大时装周每个星期有100多场面试,试镜一个咬着一个。何穗提前把面试场地的时间和距离列在地图上,“就像做数学题一样”计算着最合理的行程。背着装有模特本、高跟鞋的大包在纽约市区坐地铁来回穿梭。最忙碌的一天,她走了两场秀,跑了16场面试。不敢买水,生怕因为结账耽误了下场面试。深夜到家,才发现自己已经一天没喝水,也忘记上厕所。

走完纽约时装周,紧接着就是伦敦、米兰、巴黎。一个月需要飞四五次,飞机还没起飞何穗就已经睡着,常常醒来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个城市。来不及倒时差就已经进入工作。没有时间洗澡,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和父母打电话,能在机场的淋浴间洗个澡已经是最丰厚的优待。这是国际时装周的常态,再大牌的超模都需要自己跑面试,等结果。“她不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何穗的状态很焦虑,很紧绷。可能一点就着,她在家我们都不敢说些玩笑话。”何穗在纽约时期的室友回忆。

现在,何仙姑不再拼命了。“时装周也需要新的面孔”,何穗说。刚入行,何穗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圈子的残酷。“命运在别人手里。”模特面试不需要了解家庭背景,人品性格,兴趣爱好,凭着十几秒的台步就能决定一个人可不可以上场,明天有没有工作。

在何穗事业最忙碌的几年间,父亲给她打过一通电话,“如果有一天不能像现在这么忙了,你该怎么办?”何穗当然知道父亲在说什么,当时她全球模特排名第13位,广告海报被贴在纽约市中心的商场大楼里,但她随时都在设想—“也许明天会没有品牌再要我。上或不上,我都做好准备了。”

“不要有什么期望”,是何穗的心理常态。从17岁到29岁,她一直是个没有宏图大志、没有清晰目标,甚至没有野心的模特。刚踏进时尚圈时,何穗才高一,对于能带来光环的镜头和舞台,她本能地闪躲,对于站在世界潮流中心很是慌张。“100场面试,有几个通过就太幸运了,选不上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2011年何穗参加美国本土时装品牌拉夫劳伦的面试,时间只有20秒。“我不觉得那20秒里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何穗说。那年拉夫劳伦的面试官詹妮弗不这么想,她2015年对《人物》说过,在何穗走进房间的那刻就知道她会成为明星。“她有极其动人的皮肤、自信、优雅和光芒。”何穗不记得自己“展现出什么自信”,她只记得当时看到很多只在杂志上见过的国际超模。那天,穿着红色裙衣的她坐在面试场的最角落,“也没有飞,没有蹦,只是很正常地走完了该走的步子”。

2011年本是她结束模特生涯前“出国看看”的最后一年。结果出来后,连她室友都不知道何穗第二天要去当拉夫劳伦的开场模特,何穗没有告诉别人,“因为我做好了上场前一秒会被淘汰的准备”。

模特是时尚行业的末端,何穗习惯了被动。把预期降低,减少落差,是她自我保护的方式,她自称“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得到不会让她太开心,“能让我站在台上,就已经很开心了,你还要我怎么开心?”失去也有最坏的打算,“再糟糕还能比我想的糟吗?”这种“被动”12年来一直在发生,至今仍在延续。

她对自己有过期望。小时候何穗被父母送到游泳队训练,经历了7年的运动员生涯。参加比赛她觉得自己可以拿第一,结果每次都是第二。输了比赛,她会抱着妈妈痛哭一场,她在乎成绩和输赢,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落差,比第一名和第十名的还要大。很小遭受落差的打击,上初中时她已经没有什么得失心了。

2017年年底,何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想当个隐形人。时隔一年,《人物》再次把这个问题抛向她,何穗非常惊讶,“我这么说过吗?人怎么这么善变!那时候一直在镜头前曝光,会有些叛逆的想法就是要反着来。”

何穗累了,忙碌或清闲由不得她做主,超模也会被年龄和行业的迭代推着向前,她需要做出新的决定。“你现在觉得多大是老?”《人物》问何穗,她没有犹豫,“我现在不想再限定多大是老,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

2017年和2018年,37岁的超模AA和LIMA分别走完了她们在维密上的最后一场秀。何穗目睹了这一幕,有一天她也将面临这样的谢幕时刻,“花开就会花落,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我一点也不为她们感到遗憾,只觉得她们很了不起,在模特职业道路上坚持这么多年已经很完美了。我不喜欢用‘一个超模时代结束了来评价她们。这个时代本来就是一直在往前走啊,有一天我也会不再走秀,或人家不要用我。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何班长

何穗是一个喜欢和自己打架的人—对外界的期望极低,同时对自己要求很高,她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掌控一些事情。

从小学到大学,她一直是班长,“自己主动竞选的,可能就是喜欢管人,比较强势,有控制欲吧。”班长是同学们投票推选的,因为她和同学们“混”得最好。班级成绩前三的好学生是她闺蜜,班上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对她“俯首帖耳”。早读课乱哄哄的班级,老师喝令无效,何穗一出马,全班瞬间静默。

中学时代的何穗还不是“何仙姑”,“那时候她就像那个……丑女林无敌。”周详是何穗十几年的挚友,初高中时代的死党同学,在他的回忆里何穗因为高度近视带着一副“土土的”眼镜,牙齿上箍着钢圈矫正器,扎着双马尾,“人也瘦,看着和竹竿一样,还经常傻笑。”

她经常为了同学们的利益和老师吵架。学校规定学生都要穿校鞋,南方湿冷的冬天没有暖气,坐在教室里脚已经冻僵了。何穗跟老师吵了一架,认为不应该为了规矩不顾同学身体,结果被老师拉出去谈话。午休时间同学打篮球会被扣分,何穗跑到操场上把人拽回来,还会帮着被混混流氓欺负的老实同学打抱不平;班级排球比赛,手指骨裂的何穗坚持要上场,被妈妈骂说管闲事,出风头,何穗一脸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为了集体荣誉好吗?”

何班长走进模特圈,发现生活的轨道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被控制的世界,作为“道具”的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控制不了机遇,控制不了衣服,甚至控制不了明天,唯一能做的,是控制自己。

在台上她服务于衣服,下了台何穗希望衣服服务自己。同模特经纪公司的新人模特杨之楹刚认识何穗的时候,总会问她身上好看的衣服哪里买的,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淘宝一两百块钱淘来的”。何穗希望控制自己和私服相处的样子,那是她生活里难得的独处空间。

公司的人常因她又穿了同一件衣服,同一双鞋子出现在机场和她争论。在他们看来,这对超模是大忌,是失误。何穗很生气地反驳,“一件衣服穿两次怎么了?衣服不应该穿很多次吗?”何穗把双手插在胸前,提高了声量,“这是我的私服,是我的生活呀。”

何穗预想的人生,没有“模特”两个字。17岁那年暑假,何穗一举拿下了第12届中国模特之星大赛冠军。“要是季军亚军也就算了,冠军啊。最不可能的事,发誓打赌不会发生的事,但它就这么发生了。模特可能真是命运给我的指引。”她不顾家人朋友“当模特没饭吃”的反对,毅然北上发展。

第一次到北京她就很喜欢,“北京真好啊。高个子的人真多。”再也没有人觉得她奇怪,走进餐厅也不会有人盯着她看。南方小城,178cm的女生走在路上,经常被人吹着口哨指指点点,“你看,那个女孩子好高。”还有人骑车经过她,特意停下瞥一眼,留下一句“呵,真高”便扬长而去。身高一度让何穗陷入“内心自卑”,何穗渴望获得一个没有人评价她身高的舒适圈,这对她很重要。

聚光灯亮起,何穗不需要更多的准备,一秒一个动作,迅速转换着面部神态,熟练地运用身体和手中道具。她知道自己的左脸更好看,会下意识地用左侧对着镜头。

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何穗花了5年。

2013年,疯狂的工作节奏让何穗的身体遍体鳞伤,医生警告她,再這样消耗下去,“想生孩子都会很困难”。工作没办法立刻停止,身体的伤害还在继续,“很难讲,总之身体就是完全毁掉了。”何穗说。

“脊椎偏差,骨盆不正,脚踝不稳定,髋关节也有问题。”Jessica从2013年开始担任何穗的健身教练,发现何穗的身体机能已经脆弱到极点,在家炒个菜,锅太重手腕就受伤了;冬天门很重,用力一推,手腕又受伤了。扁平足的脚上长满了骨刺,“正常人可以做的训练她基本都做不了。”

Jessica是个谨慎的教练,她总是担心运动强度过大会适得其反。何穗却不这么想,她需要建立信心,当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她要挑战和控制自己。最后的状况就变成,何穗说,“教练我还可以,我们再加点。”Jessica说,“不行不行,今天可以了。”

高跟鞋也是需要控制的,何穗有扁平足,高跟鞋穿不了多久就会累。想要控制鞋子,这要求足底有强大的推地力和扒地力,她为此不断地训练用脚指头去夹毛巾。力量不是何穗的优势,用何穗的话说,她是个很懒的人,又容易感到疲惫,可以一个小时完成的训练,绝对不会花费两个小时。

但Jessica发现,何穗有着超越常人的“神经募集能力”。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对身体的控制力和觉知力,“指哪儿打哪儿。譬如我说胸部发力,臀部夹紧,大腿前侧做功,很少人能够精准地调动那块肌肉,但何穗可以。她能够把我说的每一个细节在同一时间段全部完成。”何穗对身体的利用控制能力完全被开发了,她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身体,这能力是上天的馈赠。

维密走到第六年,何穗决定改变自己的步伐。她发现亚洲模特走台步,大多喜欢身体往后坐,重心偏后,走起来相对轻松,但不是最好看的。尤其是内衣秀,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暴露无遗,想要360度拍照都好看,必须有所改变。何穗希望通过训练改变步伐,身体重心保持在两腿之间,让整个人呈现一个三角形,身体曲线优美,这要动用“核心肌群”,脚底也需要特别有力,膝盖、脚掌、脚踝抗住冲击,才能足够准确地踩到点上。“这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更何况改变走路模式,这对模特来说是件非常高风险的事情。”Jessica说,“她也不是第一次走维密,但她还是要去做,去挑战,还想要更好,作为教练我只能帮助她,即使有些东西她早就拥有。”

前几年,何穗时常产生“愧疚感”。愧疚的起因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吃了一口垃圾食品,多睡了几个小时没有学习,不小心丢掉了一件东西。这时候何班长附身了,较劲的不再是同学利益和班级荣誉,而是她自己的“不完美”。她埋怨自己没有控制好生活,羞耻自己犯了最常见的错误,和自己暗暗较劲。

这种拧巴中有父母“榜样的压力”,何穗的父母执行着严格的规律作息。他们也试图控制女儿的健康习惯:绿色和紫色的食物是健康的,路边的宵夜是不健康的,长了火疖子不能吃海鲜……放假回到温州,妈妈为了防止何穗玩手机玩到很晚,会要求和她一起睡觉,为了看着她不能玩手机。

父母很少称赞她,就算说了何穗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们是在大自然和文学的世界里面翱翔,从来没有在care我这种名利场的东西,最多问问开不开心,身体怎么样。工作啊,事业啊,他们从来不过问。”何穗对爸爸抱怨,你朋友圈为什么从来不发我。在农业口工作的何爸爸就说,我是为农民服务的。

何穗承认,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控制欲。她喜欢插花,把所有的叶子剪掉,扯掉稍有瑕疵的花瓣,只留下一支鲜艳娇嫩的花骨朵。“她不喜欢盛开的花,相比起来穗觉得含苞待放的花最好看。花要是开了,她还会把它们单独拿出来,放在旁边的花瓶里。她固执地认为绽放的花和未开的花苞不能相提并论。”Jessica说。

对初入模特圈的新人来说,超模是只可远观的生物,“以前在国外面试,发现超模们只会对媒体be nice,对同行,尤其是新人,不认识的话一般都是很冷淡,不爱搭理的。”杨之楹说。

2012年,杨之楹假借探班之名,混进了某个颁奖典礼,准备围观偶像李敏镐。何穗得知她的来意惊呼,“原来你追星啊,快,让我帮你画一个桃花妆!”何穗摊开化妆包开始为杨之楹涂粉描眉,吓得杨之楹偷偷和边上的经纪人确认,这个人真是超模何穗吗?

可惜,何穗热心打造的“桃花妆”很失败。杨之楹常去接机送礼物,在李敏镐面前也算是个眼熟的粉丝,“那天何穗把我化得妖艳无比,导致我的偶像完全没有认出我。”

杨之楹笑称何穗身上有种“爱管闲事”的正义感,“如果她老了,完全可以在小区当个挂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谁家有事就去帮帮忙。”

眼看到了而立之年,何穗突然不想“管闲事”了。

几年前她受邀去模特选秀节目担任评委导师,评比环节需要导师凭借一张硬照排列名次,决定胜负,“别人看到这张照片觉得美或丑,可能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是,她这个发型要回家洗3个小时,这张照片是在雪地里冻了很久。这时候你怎么忍心再去judge别人?”把模特行业的残酷撕裂在大众面前,还需要评论时,何穗觉得哪里不对了。“每个模特都是不一样的个体,给她们舞台就好,站在上帝视角去评价别人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放弃对别人的评价之后,和自己较劲了20多年的何穗也决定放过自己,“没必要再和自己打架了。”

对模特来说,社交也是工作之一。想让何穗变成一根不动弹的木头,一块千年不化的冰,只需把她丢进某个时尚聚会或是大秀后的派对。

一旦进入这样的场合,经纪人就要满场找她,最后发现何穗躲在角落,低着头默默划手机假装自己很忙,“你不一定说话,但你不要躲,你躲什么呢?”经纪人恨铁不成钢,她要把何穗拉出来,推出去。“我的性格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就算让我去社交,我可能也做不到,不是想不想去,可能我这个能力很有限。”何穗向《人物》解释。

成长 身边的朋友都发现她在打开自己,从前那个谨慎、小心翼翼的胆小鬼何穗好像慢慢在消失,她在嘗试,在打破,在挑战。“现在会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不怕出丑,也不怕从零开始。”何穗说。

12年来,何穗好像时时刻刻在时尚圈里,又好像不在。她可以出现在世界时尚旋涡的中心,她也会在名流晚宴上选择做一个隐形人,试图和这个名利场做一场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拉扯与角力。

“以前不太接受爸妈说我不好这件事情,或者是别人指出我毛病,我可能不太接受。”何穗告诉《人物》,“现在想,何必呢?人生为什么要给自己设定那么多条条框框。想睡懒觉就睡吧,想吃垃圾食品吃呗,心里有自私的想法就承认嘛,我没有必要装完人,也没必要装作很强大。”

何穗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太好。以前她也喜欢,但不敢说,“当时总觉得说喜欢喝酒是件不好的事情”。小喝几口,她的脸就会变成粉色,淡粉,渐变粉,微醺就会开始大笑,一直称赞坐在对面的朋友,“你怎么这么好。我好爱你哦。”直到第二天酒醒,她会主动通知大家“请忘记这件事情”。

“她这两年开始慢慢变得包容,开始接受不好的东西,接受自己,甚至接受衰老。” Jessica告诉《人物》。

印说何穗人生前25年,很怂很胆小,做过最勇敢的运动就是游泳,听到潜水、冲浪、蹦极,“她吓都要吓死了。”这两年何穗慢慢开始尝试一些“大胆”的运动,她去潜水、骑马、滑雪,甚至声称要去学冲浪。身边的朋友都发现她在打开自己,从前那个谨慎、小心翼翼的胆小鬼何穗好像慢慢在消失,她在尝试,在打破,在挑战。“现在会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不怕出丑,也不怕从零开始。”何穗说。

这些对自己的打破与和解,可以从她喜欢的书里找到答案。何穗最喜欢的是余华的小说,她喜欢读那些故事里活生生的人,“不管是余华的《活着》,虹影的《好儿女花》,还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我都很喜欢。书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样子,人性就是有两面性,有苦衷有私心有虚伪有真實,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唯一的答案。”

马上30岁的她正在学习成为可以肆意流淌的物质,不试图改变世界,也不试图塑造自己。她指了指桌上的空杯子,“哎呀,现在我不想当海带了。我想当水,不管什么样的杯子,把我倒进去就好了。”

何穗在接受自己的样子,接受她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行业里可能面临的处境和窘迫,尽管今天,她仍没想好明天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Jessica希望何穗可以一直在T台走下去。有一年维密初试,需要拍摄照片和视频传到美国总部,何穗特意洗了头,穿上统一的黑色内衣,很轻松地在健身房变换了几组造型,连拍了十几张照片,Jessica一看,“全都是美的,没有一张不好。”拍摄视频时,何穗从房间的斜对角朝她走来,Jessica突然真正第一次认识了眼前的学员何穗,“原来她正在做着这样一份工作,原来这就是模特,她是属于模特的,她身上有光。”

从健身专业角度,Jessica分析过何穗的家庭基因,她很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消瘦的身材和面部轮廓。“就算她白发苍苍了,也会有她的美丽,她眼神里有更多的内容,她的生命力可以很长。她应该相信T台才是她和世界沟通的语言。”

2018年维密秀,Jessica第一次陪着何穗到了现场,她穿着何穗为她挑选的晚礼服,坐在会场里瑟瑟发抖,心里为何穗紧张,“今天实在太冷了,何穗现在一定冻坏了。”后台的何穗也很紧张,但不是因为冷,走了8年的维密老将何穗还是难以抗拒地被那个舞台吸引了,她紧紧地抓着经纪人的手,“这个舞台好神奇,本来不紧张,但一看到舞台效果、灯光、幕布,肾上腺素还是会飙升的。就觉得,哇,好兴奋,好兴奋啊。”17岁的何穗并不知道T台对她意味着什么,即将30岁的何穗好像有一些懂了。

舞台的光影从观众席越过长长的走道投射进何穗的眼睛里,音乐响起,她又要上场了。12年间,她无数次走进那个光圈里,又走了出来,来来回回。今年走完维密后,何穗突然对经纪人说,“不如,明年时装周我们再去走走吧?”

(马延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9年的愿望

2019年想和爸妈多出去走走,常回家看看。愿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愿自己更勇敢地去爱 ,去挑战,去突破,做不敢尝试的事情。 还有,希望有一天醒来,突然唱歌不跑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