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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坏男孩”海明威的欧洲故事

2019-01-28王雅静

北京青年周刊 2019年2期

王雅静

《整个巴黎属于我》美国文化史学家莱斯利·M.M.布鲁姆历时5年深度采访,取材于300万字素材。这也是《老人与海》《了不起的盖茨比》发掘者、美国出版龙头斯克里布纳年度巨献。国外媒体《明州星报》评价这本书为“让人欲罢不能的好书”,作者布鲁姆融合了评论家、传记作者和小说家的优势,她从海量的信息和引文中精心筛选,然后运用她纯熟小说家的技巧重组资料。一个复杂的故事,布鲁姆讲述得极其出色。

多年后,海明威一位同在巴黎的记者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位行为古怪但显然聪明过人的青年”。另一位美国记者认为海明威是“某种阁楼上的天才”,不过他隐隐带着轻蔑的暗示说,即使海明威在自己的文章里鄙视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他结交的也还是那些人。在巴黎的媒体圈里,没有人对海明威持中立态度——终其一生,人们对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但是每个人似乎也能察觉到,他会有不凡的人生。

虽然海明威在同事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到了1922年春天,他就厌倦了外国记者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份工作比《合作共赢》的记者工作更光鲜,但是和那时一样累。

“我在这条文字流水线上挣每天吃的面包钱。”他对舍伍德·安德森讲——并未提及妻子的信托基金,其实那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还向另一位朋友抱怨,他已经辛苦得快把打字机的色带磨穿了。

海明威担心的不仅是新闻工作会让他没有时间写作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他甚至担心新闻报道本身会损害他写出像样散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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