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萌萌 青岛市即墨区财政局

一、引言

社会信用制度是制度存续合法性的认定基础，是政治权利的源头，更是政权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1]。社会信用制度的高低与公共管理所要付出的成本息息相关，在民众心中信用度高的政府往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能得到民众的积极配合，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做到事半功倍。

政府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第一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信用系统的保障和支柱。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体制不健全、制度约束跟进不足等问题，同时囿于政治道德层面的习惯性认识存在偏差等因素，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失信亦即信用失范现象较为普遍，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也不断降低令人忧虑[2]。因此，在深化改革与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保障政府信用，完善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加强公众对于社会信用制度体系的忠诚度，对于国家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3]。与此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准确了解与掌握当前公众对于社会信用制度的满意度，挖掘信用制度薄弱点，进而为完善社会信用制度提供建议也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

二、问卷结果分析

本文针对山东省16个地级市，通过政府统计部门在其全市范围内随机发放问卷，总共设计问卷400份，按照各地级市人口与全省总人口占比来分配问卷比例，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78份，有效率94.5%。

1.反腐满意度。一直以来，老百姓最痛恨、最不可接受的无疑是腐败问题，所以把公众对政府治理腐败问题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信用的重要指标。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民众对最近三年中央、省级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比较满意，对最近三年省级以下政府（包括市、县、镇级）反腐败工作感觉一般。总体而言对政府近三年反腐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反映出近三年政府反腐工作取得一定进展，赢得公众信任，这也是政府信用的具体体现。但是各级政府比较我们发现，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央（均值为2），省级（均值2.17），市级（均值2.3），县级（均值2.37），镇级（均值2.53），数据显示，公众对中央近三年反腐工作相对最满意，镇级反腐工作最不满意，这体现出反腐工作力度随政府层级降低而降低，反映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反腐工作不到位，还有待提高。

2.政府说法公信力。考核政府信用主要从政府行为、政府官员、民主建设三个角度。在政府行为方面，数据显示，（1）公众对政府政策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感到一般满意（均值2.17），但是也存在一部分政策出现朝令夕改的问题（均值2.4）；（2）大部分民众同意政府的工作报告是真实可信的（均值2.6），但是仍有一部分认为政府的价格听证会只是形式（均值2.6）。在政府官员方面，（1）绝大多数民众同意个别官员的负面行为（如滥用职权）会极大影响政府的正面形象（均值1.6）；（2）民众比较认同大部分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均值2.47），但是也存在部分政府官员只关注自己的政绩现象（均值2.6）。在民主建设方面，公众普遍认为当前国家的民主建设形势比较好（均值2.37），人民民主专政目前仍然是最好的（均值2.27），但是并不认同官员所做的事都是对的（均值3.4），社会话题也不应当完全由政府来决定（均值3.7）。总体而言，民众对政府比较信任，但是也存在政府制定政策并不能从始至终贯彻下来，存在朝令夕改问题；政府整体形象较好，部分官员的负面行为会影响政府公信力，这在现实生活屡见不鲜（政府的财政开支，公务员的选拔，政府发言人的选拔等等）。而且对现行人民民主专政比较认同，更希望拥有话语权，而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公众要参与政府活动中来。

3.民众关注度。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政府活动要以公众的利益为主，获得公众对信任，提高政府公信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人对公众没有参政议政能力（均值3.6）、对政府行为漠不关心（均值3.9）等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公民倾向于盲目信任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均值2.3），参政议政的渠道不畅通（均值2.1），对政府的日常工作不了解，对政府信任程度并不高，希望参与到政府活动。总体而言，公众普遍关心政府行为，由于自身盲目性、自利性和参政议政渠道局限性，导致公民对政府和公务员并不是特别信任。

三、对策与建议

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尤其是政府信用建设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以及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信用失范于国于民无疑都是极大的伤害。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要加强社会信用建设，核心在于规范官员权利，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拓宽公众参政议政渠道，提高政府信用，建设新型信用政府[4]。（1）建立信用评级及激励机制,建设以民为本的公务员队伍。（2）增加政府行政透明度，拓宽公众参政议政渠道。（3）完善监督制度，使权力运行进入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