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源

赘城俗称“台城”，即南京鸡鸣寺之北、玄武湖南岸的一段古城墙，该城墙位于明南京都城之内，东端与明城墙相接，西端为一断壁，因其看似多余，且被废弃，因此学界多称之为“赘城”或“废城”。（见图一）。赘城东临钟山，北眺玄武湖，南依鸡鸣山，一年四季景色优美，游客络绎。因其“台城”之俗称而更为名声显著，是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然而，赘城的最大魅力并不在于如画美景和“台城”故事，而是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成因之谜，以及这个谜团背后所蕴含的南京都城建设的重要信息。目前学界对赘城并无专文研究，个别著作仅在介绍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时有所提及，且没有对赘城的性质与成因做专门的研究，本文即对此做初步的探讨。

一、赘城性质考

（一）学界主要观点及辨析

关于赘城的性质，历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其一，六朝台城说。历史上“台城”一词，就南京地区来说，即指“东晋以迄南朝的建康宫城”①。认为赘城是六朝台城的观点清代就已存在，但最新考古发现证明六朝台城实在今南京大行宫一带，与赘城并无任何关联，②之所以被称之为“台城”，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人对赘城的讹称。③郭湖生先生认为“我们可以断言，鸡鸣寺后绝不可能存在台城。”④然而因俗称流传甚广，至今赘城仍常被冠以“台城”之名，成为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

其二，六朝都城北墙说。清代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所称“台城一段犹建邺遗址，俯临后湖，登眺最胜”⑤中的“台城”即今之赘城，“建邺遗址”即指六朝都城的北墙。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认为“然则今鸡鸣寺后所存一段古城，盖系建康都城旧迹，而非台城明矣”⑥，此后他进一步说明“这一段城砖，和明代所用城砖确有不同，可能是六朝遗迹……以地点考之，大概是建康都城的一段”⑦。笔者认为，赘城外部城砖基本为典型明初大砖，但朱偰先生却认为赘城用砖与明代城砖“确有不同”，不知何据？是否如罗宗真先生所说朱先生将“鸡鸣寺后所存一段古城，笼统地称为‘建康都城旧迹’，将明代城墙和六朝城基混淆在一起，这是模糊不清的”⑧。尽管朱偰先生的判断与事实存在出入，但之后的诸多学者仍部分采纳了他的观点并加以发展，认为赘城墙体之内为六朝都城北墙，而之外明初曾加以改建和加固，这便形成了第三种说法的第一类派别，即明初改建六朝都城北墙说。

其三，明初改建前代城墙说。持这一类说法的学者较多，但根据明初改建对象的不同，又分为两派，第一派是明初改建六朝都城北墙说，持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蒋赞初和季士家。蒋赞初先生认为“……今鸡鸣寺后俗称为六朝台城的一段城墙，已在明代进行过加固和改筑，并在鸡笼山的北麓中断。”⑨季士家先生认为明代废城“台城”内部“1952年新开解放门工程中，发现了用南京六朝墓

①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

②贺云翱：《近年来六朝都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

③关于赘城被讹称为台城的原因，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后人叫它做台城，这可能是因为从前曾经有过台城千佛院的缘故”。参见朱偰《南京的名胜古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0页。其二，“由于这里距六朝时代的建康宫不远，后人把这段城墙称为台城。”参见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523页。

④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

⑤（清）甘熙撰、邓振明点校：《白下琐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⑥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8页。

⑦朱偰：《南京的名胜古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0页。

⑧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⑨参见蒋赞初《南京史话（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近年来蒋先生的这一观点已有所变化，在与其弟子卢海鸣博士的谈话中“不止一次指出都城的北界应在今北京东路以南一线”，参见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82页。中常见花纹砖砌的墙身，证明显系六朝都城的北墙。”①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该文又收录在论文集《明清史事论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12页。除蒋赞初和季士家外，叶骁军②叶骁军：《中国都城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6页。、管玉春③管玉春：《现存世界第一大城—南京古城》，《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吕嘉④吕嘉：《台城》，《南京史志》1984年第4期。、吕武进等人⑤吕武进、李绍成、徐柏春：《南京地名源》，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50页。也持同样的观点。第二派是明初改建前代要塞营垒说。李蔚然先生通过对1957年在赘城东段近后湖小门处拆除一段城墙内部所发现的两种不同形制城砖进行对比后，发现赘城内的墙中墙“推测自六朝至明前，可能属于保卫建康城的要塞营垒”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46页。，而赘城则是朱元璋1386年新筑“后湖（今玄武湖）”城墙时所废弃的一段。⑦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46页。

总之，明初改建前代城墙说既兼顾了赘城外表为明初大砖的事实又采纳了历年对其内部“墙中墙”⑧所谓“墙中墙”，即大墙之内包有小墙，这些小墙在用砖规格、黏合剂成分、砌筑方式上与大墙有着明显的不同的现象。的考古成果，是相对周全的一种观点。然而，对于赘城内“墙中墙”性质的判断，仍有可商榷之处，后文将做探讨。

其四，明初新建城墙说。此说清代也已存在，《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三“鸡鸣寺后之城，乃是明扩都城时所遗”⑨（清）莫祥芝、甘绍盘修，（清）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4页。。此后，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为马伯伦及杨国庆。马伯伦先生认为“现在鸡鸣寺后面的解放门向西一段253米长的赘城（民间俗称‘台城’），就是洪武元年（1368）建造而后放弃了的一段都城北墙。”⑩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杨国庆先生认为“从各种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考察情况来看，现在人们所说的‘台城’—解放门向西一段城垣，与六朝时的台城（即建康宫）毫无瓜葛，这是明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城’时遗留下来的一段‘废城’。”⑪这种说法将赘城解释为明初所建，但忽略了赘城中发现“墙中墙”的事实，似乎没有更好地揭示赘城的性质。

（二）“明初改建前代城墙说”之再考察

通过对以上四种观点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第三种观点“明初改建前代城墙说”相对合理。然而，这种观点所分成的两派并不能圆满的揭示赘城的性质，下面略述原因。

首先是明初改建六朝都城北墙说。因朱偰先生将赘城判断为六朝都城北墙，所以影响非常大。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目前可以确知“故建康都城北临玄武湖，显然有误。都城北界向南推移，应该更接近史实。”⑫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3页。既如此，则赘城是明初改建六朝都城北墙的说法似乎可以放弃了。

其次是明初改建前代要塞营垒说。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将赘城中所发现的“墙中墙”推测为六朝至明以前保卫建康城的要塞营垒。此说回避了前一种观点所引起的争论，但结论更加模糊，因为明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在鸡鸣山筑军事要塞的记载，郭湖生先生因此质疑“如果说是‘早期’城基，根据何在？”①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第61-71页。。

在梳理及辨析完学界主要观点后，笔者认为赘城性质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鉴于赘城中的“墙中墙”是解决其性质问题的重大线索，因此，对赘城“墙中墙”的考察极为重要，下文即做一探讨。

（三）赘城段“墙中墙”发现与性质辨析

相关论著对赘城内部发现的记载，据笔者管见，主要有如下七处：

材料一：

1952年新开解放门工程中，发现了用南京六朝墓中常见花纹砖砌的墙身，证明显系六朝都城的北墙。②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第70-81页。

材料二：

台城……砌砖大致可分为两种……1957年在这段城墙的东端近后湖小门处，拆除一段城墙所看见的内部情况……从这两种砖的质地尺寸以及砌建结构和用浆方面分析，显系不同时代所修建……。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46页。

材料三：

南京城于洪武元年正式动工，现在玄武湖南、鸡笼山下赘城城基面上，留有石灰、红土字“洪武元年”“洪武”“元年”等，是其有力证据。④王少华《南京明代城墙的建造》，《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第120-122页。

材料四：

在今解放门东、西走向的城墙内部，20世纪70年代前后曾因挖防空洞而发现过在块石上用石灰、红土书写的“洪武元年”“洪武”“元年”等字样。⑤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89-190页。

材料五：

1973年元月，南京市城市建设局在抢修鸡鸣寺约300米倒塌的一段城墙时，发现大量用高岭土（又称瓷石）烧制的白瓷砖……大都印有洪武十年的纪年……。⑥沈承宁《明初南京城考略》，《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5期，第58-59页。

材料六：

是岁（笔者按：1973年），在抢修鸡鸣寺西北约300余米处的一段城墙时，发现了大量的白色城砖，其中不少砖印有文字，属于“江西袁州府”所烧制，大部印有“洪武十年”的字样。⑦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17页。

材料七：

1973年2月12日……随后，对南京鸡鸣寺后的“台城”等地段城墙进行整修。在“台城”城墙内部发现大量白色（高岭土烧制）城砖，其中有“江西袁州府”“洪武十年”等字样的铭文。⑧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83页。

笔者认为，上述材料在介绍赘城内部发现时存有疑点，必须先做一番考证，去伪存真后再加以利用。根据各类材料内容的不同，七则材料共分三组，其中一、二为第一组，三、四为第二组，五、六、七为第三组。三组材料共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组：材料一指出在1952年“新开解放门”的工程中，发现了用六朝墓常见的花纹砖砌的墙身。而材料二则指出在1957年“赘城东段近后湖小门处”发现了城墙内部的“墙中墙”。由于两则材料中所发现的“墙中墙”的位置接近（图二），经考证，1957年发现“墙中墙”的时间可能弄错了，应当与1951年—1952年拆除城墙、建设解放门是同一事件，即是1952年新开“墙中墙”时的发现。①周源：《南京“墙中墙”初辨》，《滁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第二组：材料三与材料四论及同一事件，材料四的内容源自材料三，②据《南京城墙志》所注，材料四是来源于材料三的记载。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只是更为详细。但材料四也有信息模糊的地方，如“在今解放门东、西走向的城墙内部”并不能说明具体地点在哪里，甚至在不在赘城范围内都不能确定。反观材料三，发现地点就清晰了，明确指出在“玄武湖南、鸡笼山下赘城”。通过材料三、材料四的互读，可以明了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因挖防空洞曾对赘城段城墙有所涉及，但只是看到墙基面上有“洪武元年”等的字样，没有发现“墙中墙”。

第三组：材料五在介绍1973年抢修鸡鸣寺北一段赘城城墙长度和地点时含混不清，只说抢修“鸡鸣寺约300 米倒塌的一段城墙”，这会让人误认为倒塌的长度有300 米，而赘城总共只有290米，显然这300米的长度是另有所指。参照材料六，则意思大致可以明了。这次抢修的地点是“鸡鸣寺西北300 米处”，具体地点仍然不详，③《南京城墙志》“大事年表”在“1973年”一条中也只说“鸡鸣寺西北约300余米处”，准确地点不详。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717页。既可能是赘城城墙，也可能是指距鸡鸣寺西北300 米，临玄武湖处的一段京城城墙，与赘城无关。④李蔚然先生就认为这段倒塌的城墙是后湖一带京城的城墙，其发现符合文献“新筑后湖城”的记载。参见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材料五和材料六出现的问题在材料七中得到了明确的解决，即这次发现处于“‘台城’城墙内部”。⑤笔者就此问题请教过明城墙专家杨国庆先生，他说发现白瓷砖的具体地点就在赘城最西端断崖处。

通过上述三组材料的考证与辨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1.赘城段城墙内部共有三次发现。第一次是1952年因防空需要而开设解放门时的发现。这次发现因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施工，所以对墙中墙的记载更为翔实可靠。第二次发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因挖防空洞而在城墙内部有所发现。由于这一时期防空洞的挖掘组织性不强、私挖现象严重，因此在城墙内部的发现并不广为人知，仅个别学者获知此事。第三次发现是在1973年为抢修鸡鸣寺西北300米处倒塌赘城城墙时而获得。这次发现是由政府组织，准备充分，因此获得了大量关于“墙中墙”的信息。

2.赘城段部分城墙可以确定经两次建设而成。赘城段城墙只在开设解放门时发现过一次“墙中墙”，砖的尺寸大致为长45厘米—51.5厘米，宽21厘米—22.5厘米，厚11.5厘米—13厘米，火候不高，质地比较松软，呈红色。砌铺也不太规律，砖与砖之间用黄泥浆。①赘城段“墙中墙”的相关数据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46页。这些特征都与外部包砖不同，显示这段赘城的砌筑可能是分两次建设而成。

3.赘城段城墙内部并非全部有“墙中墙”的现象。除1952年开设解放门时发现过一次“墙中墙”外，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发现都没有提及有“墙中墙”的现象。

（四）“墙中墙”及赘城的性质判断

在对赘城段“墙中墙”的发现情况作了大致了解后，我们再回到对其性质的判断上来。在“墙中墙”中发现了六朝用砖并不意味着这段城墙一定是六朝初建，何况“墙中墙”中并不全部是六朝用砖，否则相关学者就不会得出“墙中墙”是“六朝至明以前要塞营垒”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46页。的说法。

在前文排除了“墙中墙”是六朝都城北墙和六朝至明以前要塞营垒的说法后，还有一种可能尚未被学界关注，那便是赘城段“墙中墙”是元末明初“新城”的遗存。所谓“新城”，即朱元璋在1364年称吴王后至1367年称帝前所建设的一座吴王之城，③笔者博士论文第二章“新城建设时间考”中对新城的建设时间及性质有专门探讨。参见周源《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4-45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南京城垣的北边和东边，先后发现城墙中多处包藏小墙的现象，如“小东门—金川门”段、“前湖”段、“月牙湖”南侧城墙外段、“太平门缺口向东断面”段都发现了“墙中墙”的存在，杨国庆先生认为“这些小墙，基本是1366年筑造‘新城’城墙的遗存”，同时他也认为“‘新城’墙体大量采用了块石、六朝墓砖、旧砖（即所谓‘小城砖’）及新烧造少量城砖等建材，并直接用于城墙贴面。”④关于“墙中墙”的发现和“新城”墙体的构成详见杨国庆在《南京城墙志》中的论述。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笔者认为杨国庆先生关于“墙中墙”是新城城墙以及新城墙体构成的论述是有参考价值的。⑤笔者并非赞同所有发现的“墙中墙”都是新城城墙，如“小东门—金川门”段“墙中墙”笔者就认为是元末朱元璋所建的军事防御带的遗存，这一观点参见周源《元末明初南京“准外郭”考》，《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赘城段“墙中墙”很可能就是明初新城城墙的遗留，⑥虽然“墙中墙”是发现在解放门内部，但从实地考察可以看出，解放门明显属于赘城段内，其东向与至太平门方向的城墙完整相接，几乎看不出解放门东西向的城墙有任何区别。所以解放门内部发现的“墙中墙”就是赘城段“墙中墙”。理由有二：

其一，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无论是城墙高度、用砖情况还是砖面铭文的对比，赘城段城墙同与之东西相连的太平门段城墙都有极大的相似性。既然在太平门段“墙中墙”中发现了新城时期的城墙，那么在赘城段“墙中墙”中发现新城时期的城墙也就不奇怪了。

其二，赘城段城墙处于新城北墙之中，而且已经完工，①对于新城北墙是否完工的问题，笔者在博士论文《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第二章“新城建设时间考”中有所探讨。只是在洪武初期进行了第二次加固和维修，在这次加固维修中，可能既拆除部分危险墙体，又沿用了部分结实的新城墙体，所以才会出现赘城中有些地段有“墙中墙”而有些地段没有“墙中墙”的现象。

赘城段“墙中墙”是新城城墙的性质既已明了，赘城性质就不难判断了。通过上述分析，笔者推测，赘城是元末明初南京城墙二次建设的结果。第一次建设发生于元末新城建设期间，时间大致为1364年—1367年，其典型特征就是赘城内部发现的“墙中墙”。第二次建设是对原有新城城墙的加固与改造，时间大致为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十九年（1386）之间。②赘城内部发现的大量“洪武十年”纪年砖便是新城城墙改造的证据。最后，于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今南京玄武湖）城后形成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赘城。③相关研究详见笔者博士论文第三章“新城建设时间考”和第五章“新城加固与改造研究”。

二、赘城成因考

笔者认为，赘城的形成有两种可能，④关于赘城（俗称“台城”）成因，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形成于隋平陈之后，因实行毁城政策而遗留。如郭锡麒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南京影集》中介绍“台城”时说“……及陈后主亡，宫毁，仅賸台城一段矣。”参见卢海鸣、钱长江编：《老画册·南京旧影》，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89页。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将赘城认为是六朝时期的台城，而这个前提已被笔者在前文中否定，因此在探讨赘城成因时，这种说法不予考虑。第一种是“因中途改筑而遗留”（简称“中途改筑”），第二种是“因规划拆迁而废弃”（简称“规划拆迁”）。“中途改筑”与“规划拆迁”看似意义相近，实则有着重大的差别。通俗的说，这关系到赘城有没有被使用过的问题，而赘城只是城墙中的一段，倘若被使用过，那么整段城墙都应当修筑完成并加以使用。一旦如此，问题就更多，因为这涉及元末明初新城建设时间、城墙四至、周长以及朱元璋对新城进行改造、最终奠定南京都城城垣格局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与决策。本文先分析学界已有成果，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中途改筑”说及其不合理之外

1.“中途改筑说”的具体观点与分析

首先谈赘城的“中途改筑”说。目前大部分学者持此观点，即他们认为赘城是因为明初朱元璋在南京城墙建设过程中的一次改筑而遗留，只是在具体的改筑原因上略有分歧。根据改筑原因的不同，可分为军事需要改筑说和地理环境改筑说。现将各家观点分述如下：

第一，军事需要改筑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牟复礼、蒋赞初、季士家、李蔚然等学者。

牟复礼先生认为“起初的设想可能只是在1356年尚存的南唐旧城的东面接出来一大块……但在修建的过程中，新的规划又出台了……这样，又在原计划新城墙的西面增加了另外面积很大不规则的一块，这些地方主要用作军事单位所在地”⑤牟复礼在本段论述后的注释中指出他的观点来自劳干，则劳干也应是最早进行赘城研究的学者之一。参见[美]牟复礼著，方骏、王秀丽节译：《1350—1400年的南京》，《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第31-45页。。

蒋赞初先生认为“皇城兴修完毕后，朱元璋就着手向北拓宽都城……从现存的遗迹看来，起先他是倾向于利用建康城北墙向西延伸到鼓楼和清凉山一带的……事实证明，朱元璋后来废弃了这一方案，而沿湖向北筑城，这可能是更多地考虑了巩固江防的需要。”①蒋赞初：《南京史话（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参见王少华《南京明代城墙的建造》，《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季士家先生认为“……这段城墙由东向西的走向，表明朱元璋原拟由此西与定淮门或绕清凉山与清凉门接合。当其发觉历来江防要地的狮子山等未围入城内的失误后，立即停止工程，进而抛弃这250 米城墙，改由沿玄武湖西岸的‘十里长堤’（堤为东晋大兴三年，即公元320年始建）上筑城，连接城北，完成最后的工程。”②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95页。③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524页。

李蔚然先生认为“现在鸡鸣寺后的一段城墙，朱元璋改筑应天府城时曾打算由这里经鼓楼岗西接石头城，但是出于军事需要，改变设计，到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城’时此段遂废。”③

除上述几家之外，持军事需要改筑说的还有薛冰④薛冰：《南京城市史》，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59页。、苏则民⑤苏则民编著：《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古代篇、近代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李朝润⑥李朝润主编：《玄武新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5页。、沈承宁⑦沈承宁：《明初南京城考略》，《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5期。、黄慧英⑧黄慧英：《明代南京城墙几个疑团的探析》，《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9期，等学者。

第二、地理环境改筑说。持此观点的有郭湖生等人，⑨除郭湖生外，李蔚然在《论明代南京城》一文（《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中，有过新城“由于地理环境和地貌等各种原因，建至鸡笼山时，对原‘改筑’规划做了较大修改”的论述，显然是支持地理环境改筑说的，但与他在《金陵胜迹大全》一书中的论述不一致，详情待考。郭湖生先生认为“……原来城垣选线估计是由鸡鸣寺山西去通过鼓楼高地（六朝宣武城武帐岗），直到清凉山一带然后沿江南下与旧城在石头城处衔接……改向北去沿玄武湖西折与狮子山（卢龙山）处已有的江防军事营垒相接……可见水运条件是决定城垣位置的重要条件。”⑩郭湖生：《明南京（兼论明中都）》，《建筑师》1997年总第77期，第34-40页。

除军事需要改筑说和地理环境改筑说外，还有学者论及改筑之事，但并没有提到原因。⑪总之，无论是军事需要改筑还是地理环境改筑等学说，上述各家在主要认识方面是一致的，笔者试图将他们的观点做一归纳：

其一，赘城段城墙所在的城墙线路是朱元璋最初规划的城池北墙，该线路如果建成，将沿着鸡鸣山、到达鼓楼岗，再延伸至清凉山，完成与原应天府城北墙的合拢。

其二，赘城段城墙是在建设的过程中突然被中止的。中止的原因既可能是军事的需要，也可能有对地理环境等因素的考虑。

其三，赘城段城墙建设被中止之后，城墙的建设沿着玄武湖向北发展，直到狮子山，再南达清凉山，最终完成对都城西北部广大地带的扩建。①对于放弃赘城后南京城墙的具体建设过程，各家说法不同，因与赘城无关，本文暂不讨论。

2.“中途改筑说”质疑

倘若真如持“中途改筑说”学者所说的那样，那么整个事件的过程也就比较简单，即朱元璋在南京城墙的建设中发现失误，从而改变计划，向北扩城，最终形成都城规模。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中途改筑说”存在疑点，理由如下：

其一，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各家对赘城走向的判断只是根据现有赘城的方位而做出的推测，缺乏文献依据。对于朱元璋中途改变计划，向北修筑城垣的原因也只是根据后来南京城墙据山带险的形状而推测他当初的意图，同样缺乏依据。

其二，从“改筑”时间来看。李蔚然先生认为赘城“到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后湖城’时此段遂废”②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第524页。，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根据杨国庆先生对“后湖城”的研究，后湖城“应当是指神策门至今解放门的城墙，其长度为3692.9米”③参见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48页。此外，对于“后湖城”的问题，笔者有更为详尽的论述，可见论文第五章中“新城改造方式”的研究。，这段城墙恰恰南端与赘城东端相连，只是走向不同，赘城向西，后湖城向北，二者在解放门处“分道扬镳”。显然，对于后湖城的“新筑”，确实意味着对于赘城段城墙的放弃。

然而这种推测带来了一个问题，倘若如持“中途改筑”说学者认为的那样，改筑事件发生在城墙建设的过程中，那么，至洪武十九年（1386）南京城墙仍然没有建好吗？至洪武二十年（1387）南京内城才“完工合围”吗？④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洪武十九年（1386）是朱元璋元至正十六年（1356）夺取南京后的第31年，洪武元年（1368）定都南京后的第19年，洪武十一年（1378）南京确立为全国唯一京师后的第9年，在这样的一个年份之前，城墙作为南京最重要的防御设施始终没有建好不合情理。

其三，从朱元璋的军事素养和筑城经验来看。朱元璋作为开国君主，其军事素养无可置疑，对于南京城墙建设的重视也自始至终。元至正十六年（1356）刚刚率军攻克集庆路城（后改为应天府城），他便迫不及待地带领徐达等人“周览城郭”，发出“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⑤《明太祖实录》卷4，第43页。的感叹！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又亲自在狮子山指挥作战，依靠有利地形率军击败劲敌陈友谅，为巩固政权、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他还在洪武七年（1374）作《阅江楼记》，对城西北狮子山的形势大加赞叹。⑥参见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92页。朱元璋筑城的经验更是丰富，早在建国之前，每攻下一战略要地，便首先筑城，据险以守，和阳（今安徽和县）筑城的成功，更是一举奠定了他在军中的地位。⑦朱元璋和阳筑城以立军威一事，见《明太祖实录》卷2，第22-23页。总之，朱元璋是一个军事素养和筑城经验都非常丰富的君主，对于南京城的熟识程度也非同一般。南京的都城建设是国之大事，很难想象事前不经过详细规划、周密论证，而是埋头苦干，等城墙建到鸡鸣山麓才发现狮子山等军事要地没有纳入城内的“失误”①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第95页。，匆忙改变计划，向北筑城。

其四，从明初城池建设的实际需要来看。新城的建设其实是在大明建国之前，当时朱元璋四处征战，为新政权的生存而奋斗。没有太多的精力和人力物力完成向北扩城的工程。此外，当时城北人烟稀少，应天府城内的人口也不过十万左右，②此处参考了[美]牟复礼和[美]罗威廉的观点，牟复礼先生认为“1356年该城大概有10万人口，二十年后扩大到十倍。”参见[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于[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7页。罗威廉与牟复礼的观点相同，他说朱元璋“自1356年攻取该城之后，在随后的20年内，他将这个原来看似不起眼的、仅有10万人口的元代县府转化成为一座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参见[美]罗威廉《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向北扩城。从南京的地理形势看，最简便、省力和安全的方法就是改造旧城，将新城北墙根据山势放在九华山、鸡鸣山、鼓楼岗、清凉山一线（图三）。这是合情合理的都市规划，倘若此时中途改变计划，向北扩城反而显得不合情理了。

其五，从赘城与“后湖城”的外侧高度及城顶宽度来看。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看出，赘城与解放门至太平门段城墙浑然一体，遗迹面貌完全一致，解放门段城墙外侧高20.2 米，城顶宽10.5 米，③相关数据见“京城城墙高度、宽度统计表”。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而洪武十九年（1386）新筑的“后湖城”④《明太祖实录》卷179，第2714页。，其总体位置大约在今玄武湖西侧，这一带城墙普遍低矮，外侧高度12米，城顶宽度5米—6米。⑤相关数据见“京城城墙高度、宽度统计表”。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这就从事实说明赘城与“后湖城”不是同一时期砌筑。假设“中途改筑说”成立的话，赘城与“后湖城”修筑应当在同一时期完成，就算中途因改筑可能有短期的耽搁，二者也不应当有如此显著的差异。（见图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赘城“中途改筑说”是存在诸多疑点的。相比之下，“规划拆迁说”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下文试述缘由。

（二）“规划拆迁”之旧说与新论

1.论学界的“规划拆迁说”

据笔者管见，目前学界中观点可纳入“规划拆迁说”的只有杨国庆先生一人。虽然他没有提出这个说法，但他的观点显然符合“规划拆迁说”。先将杨先生的论述引用如下：

过去有两种说法：其一，自赘城向西，过鼓楼岗，与清凉门一带城墙相接；其二，自赘城向西北，沿玄武湖入江的金川河道之西，与金川门城墙相接。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未能揭示其历史的真谛。排除史料有误的前提，只有一种可能，原先赘城向西绕了个弯，将今西家大塘隔在城外，与神策门相接。洪武十九年（1386）在新筑后湖城时，将城墙取直线，与神策门相接。详情待考。①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杨先生排除了以往学界的两种说法，②第二种说法也可归入“规划拆迁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杨国庆先生在《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探微》（《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及《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中提出，由于他已不认可这种观点，此处笔者不再讨论。最后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而笔者认为，这种可能也有疑问。

第一，与杨先生自己的说法相矛盾。按照他最后一种说法，1366年新城北墙的形态应该是赘城从西家大塘处绕了一个弯，然后沿着玄武湖北上，与神策门相接，再从神策门到金川门、钟阜门、仪凤门，完成北墙的建设。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段，那就是神策门到金川门段，根据1958年南京城建局提供的数据，这段城墙长2762米，③这段城墙可由“金川门—油嘴油泵厂”和“油嘴油泵厂—和平门（明代神策门）”两段组成，在1958年南京城建局“南京城墙现估表”中，这两段的距离分别是2582米和180米，因此两段距离之和2762米便是金川门到神策门段城墙的距离。参见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文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51页。杨先生认为“这个长度与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拓广东北城，凡八百余丈’的长度，是比较接近的”④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南京出版社，1995年，第48页。。既然杨先生认为神策门到金川门段的城墙可能建于洪武十二年（1379），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早期完工新城城墙的北段呢？除非他认为新城在洪武十二年（1379）还没有完工，但从其论文《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和《南京城墙志》中对新城完工时间的论述来看，这种可能性也不大。⑤参见杨国庆《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又参见《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第二，从西家大塘的形成来看。杨先生认为新城城墙在西家大塘处绕了一个弯，将其隔在城外，然后城墙再沿玄武湖北上，直达神策门。蒋赞初先生却认为西家大塘（原名胥家大塘）本是玄武湖的西南一角，明城墙在建设的过程中将这一角包入城内，从而形成了现在北极阁后山下的“西家大塘（原名‘胥家大塘’）”⑥蒋赞初：《南京史话（上）》，第16页。又参见吕武进、李绍成、徐柏春：《南京地名源》，第367页。。由此可见，西家大塘也很有可能形成于明城墙的建设过程中，而非之前。

第三，从城墙绕西家大塘而北上的必要性来看。笔者认为，赘城明明是顺着山势走向西南而非西北，就算是走向西北，单单为了一个小小的胥家大塘绕道北上，似乎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说是为了将胥家大塘作为护城河的话，那为何不直接利用西家大塘东侧的玄武湖呢。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杨国庆先生关于赘城绕西家大塘北上的说法值得再探讨，所以杨先生也说“详情待考”。那么，“规划拆迁说”还有别的可能了吗？赘城的形成原因究竟如何？

2.“规划拆迁说”新论

在提出观点之前，先对前文做一个总结，笔者认为赘城形成的原因只有两种，即“中途改筑”和“规划拆迁”，在这两种可能中，绝大部分学者持前一种观点，只是对中途改筑的原因略有分歧。笔者通过论证，认为“中途改筑说”并不可靠。若“中途改筑说”不可靠的话，那么只有“规划拆迁说”一种可能了，笔者认同这种可能，但前人的观点也非完美。

在综合考察各家观点和对元末明初新城进行初步研究的前提下，笔者认为赘城是新城北墙的一部分，新城主体建设于1364至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期间，随着洪武初年新城改造计划的执行，朱元璋以都城的最高标准重新审视和规划南京城，从而掀起了向北扩建城池的浪潮，在这次浪潮中，随着都城的北扩，原有新城北墙也自西向东开始拆迁，大约在洪武十九年（1386）开始的新筑后湖城完工后，因京城城墙合拢，用砖量减少，加之原新城北墙基本拆完，剩余城墙无碍交通，所以拆迁至鸡鸣山处戛然而止，最终形成了鸡鸣寺后约290米长的赘城。

结 语

本文是笔者对南京赘城性质与成因的初步探讨，认为赘城是元末明初南京城墙二次建设的结果，属于新城北墙的一部分。随着明初新城改造的开始，北墙被拆除，工程由西向东至鸡鸣山段而中止，最终遗留长约290米的赘城城墙。然而要想证实笔者的观点，还需对元末明初新城的建设过程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恰恰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笔者将在今后对因赘城而引发的新城建设问题继续探讨，让二者互相印证，最终达到揭示历史真相、深化史学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