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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视野中的1929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
——以《申报》和《益世报》相关报道为例

2019-01-28边茜

体育科研 2018年6期
关键词:国术游艺比试

边茜

1929年11月16至28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举办,成为当时武术界的一件盛事。而对武术界之外的普通民众来说,对于这场活动的印象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报刊的记述来完成,因此,研究报刊的相关报道内容也是了解当时大众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认知的一条有效途径。《申报》和《益世报》是近代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它们一南一北,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即以这两份报纸上有关1929年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内容为切入点,考察该活动呈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形象,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媒体对“国术”的认知。

1 《申报》与《益世报》中有关大会的文章

笔者选取1929年11月两份报纸上有关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文章,梳理其发表日期、栏目和标题,得到表 1、表 2。

表1 《申报》中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文章Table I Articles Concerning Zhejiang National Chinese Wushu Competition on Newpaper“Shun Pao”

表2 《益世报》中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文章Table II Articles Concerning Zhejiang National Chinese Wushu Competition on Newpaper“Yi Shi Bao”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到,《申报》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益世报》,这不仅体现在文章数量上,还反映于内容的细致程度、多样性等多个方面。《益世报》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报道相对简单,只是叙述活动举办的背景、时间、地点、经过等关键信息,而《申报》的相关文章不仅有对基本事实的叙述,还有很多对细节的描述。如在对国术比试决试的报道中,《益世报》简要交待了比赛名次、冠军发言和奖金分配情况,《申报》则在以上信息之外详细介绍了决试经过,又分 “胜者略历”“三君宣言”“表演绝艺”3个主题对国术游艺大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展开报道。即便是两份新闻报刊的报道均包含的选手介绍,也可以一眼看出详略的差异。在《益世报》的新闻《浙江国术比试》中,对比试第一名的介绍只有“第一名王子庆,保定人,现任中央国术馆教官”十几个字,而在《申报》新闻中的“胜者略历”部分,内容就要详细得多。

“第一名王子庆,河北保定柏乡县人,年三十岁,父母双全,兄弟五人,子庆居长,未娶,从名师刘春海学习国术,去年中央国考获选,现充中央国术馆教官。”[1]

除了对赛事筹办经过和现场情形的记述,《申报》还有多则新闻以人为主,记录有关人员的行踪,如1929年11月16日的《国术游艺会邀张杜赴杭》、11月20日的《陈寿荫昨午返杭》等。在新闻报道之外,《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也登载了4篇与大会相关的文章,其中《浙江国术会之我闻》《国术游艺大会琐闻》《浙江国术比试之花花絮絮》直接以大会见闻感想为内容,《国术前辈纪三福》虽是对武林前辈的追述,但最后以“余闻而叹曰,惜纪三福不生今之世,不然,百岁耆英,光耀于国术会中,并时无两矣”结尾[2],与当时正在举行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形成呼应。

2 影响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形象建构的可能因素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两份报纸上相差甚远的曝光程度,可能还与报纸所在的地域有关。上海到杭州交通便利,这为《申报》采写新闻提供了不少方便;两地间人员流动频繁,也带来更多的报道题材。在大会开幕之前,《申报》上与之相关的新闻大多集中在“本埠新闻”中,以相关人士赴杭或返沪为报道内容。除上海市国术馆馆员这样的地方公职人员,张啸林、杜月笙等沪上闻人也应邀赴杭。以上条件对于在天津出版发行的《益世报》,是难以一一实现的。

在注意到地域这类客观限制条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报纸的主动选择。《益世报》每期都刊登河北省内的新闻,但在这个省内新闻的栏目里,从来没有文章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即便比武冠军是河北保定人,报纸也没有增加有关活动的报道。而在《申报》的“地方通信”“本埠新闻”等栏目中,都有涉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新闻,几个比赛日的报道则被安排在位置更重要的“要闻”栏目。《申报》对这场大会的重视程度显然高于《益世报》。

对于读者而言,他们通过报纸建立起来的关于某种事物的印象不仅来自新闻报道、副刊文章,也可以来自报上的广告。同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益世报》上的广告里找不到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踪迹,而《申报》上持续刊登多条有关这场活动的广告。在1929年11月《申报》发布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相关广告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大会主办方对赛程、奖励办法的通告。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通告

本会定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表演,二十一日开始比试。规定给优胜章者六十名,其第一名至第八名,并奖给现金共一万元。计第一名奖五千元,第二名奖一千五百元,第三名奖一千元,余则分奖第四名至第八名。其第九名、第十名,各奖宝剑一柄。现各省选送到会者已达三百余人,海内国术专家如愿与会比试,须于十五日前莅杭报到。浙江省国术馆国术游艺大会启。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通告(二)

本会比试奖励办法,业经登载杭沪各报在案。现因远省国术人员踊跃参加,除原定奖励办法照办外,其第十一名至二十名,各奖宝剑一柄,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奖手表一只。特再通告。”[3,4]

另一类是和“国术参观券”有关的广告。当时浙江省的财政经费并不宽裕,为了筹措经费,省政府批准发行“国术参观券”。所谓“国术参观券”其实是一组套票,折算下来比零售的大会门票价格略低,并且券上有号码,可以参加抽奖。《申报》上有关国术参观券的广告,一部分是直接公布中奖号码,另一部分则是预告开奖时间和地点,如1929年11月16日的一则广告。

“浙江省国术馆发行国术大比试第四组参观券准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省城西湖共舞台当众开奖风雨不更。”[5]

从广告可以看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主办方从一开始就把报刊宣传的重点放在杭州和上海,因此大会在其他地区报刊的反响不如江浙热烈也不奇怪。丰厚的奖励,商业化的门票促销手段,加上持续超过1个月的广告宣传,使得这场大会的大众性和娱乐性更加突出。

3 游移不定的文章归类

或许是突出大众性、娱乐性的宣传太深入人心,报纸编辑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性质的认识似乎容易游移,这在北方报纸《益世报》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即便只有3篇,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报道也分别在《益世报》3个不同的栏目出现。其中最早的新闻《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属于“游艺界”栏目,而这个栏目一般刊登电影、戏剧等大众娱乐领域的新闻。新闻正文虽然也提到“国术”,但对大会的介绍和其他大众娱乐活动差异不大,先叙述场地施工情况,再介绍参会人员,接着说明日程、赛制等。新闻中对大会的展望,也是因各地纷纷响应,选送多人参加而起。

“至浙省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各省市县闻风响应,纷派国术专员,前来与会。李主任又特向湖南北平山东等处,专请国术名家来浙,闻均已束装就道。昨又接上海特别市政府来函,已分别照知各国术团体,准各派二三人至七八人前来参预,想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也。 ”[6]

可见,更吸引编辑的是名人效应和到时热闹的景象,而这些特点是许多大众游艺活动的共性。新闻对于这场国术游艺大会的定位,某种程度上和传统的庙会、擂台没有本质区别。

4天之后的11月8日,《益世报》又把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相关的新闻安排到了“运动界”栏目,这是《申报》也没有的栏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浙省举行国术比试”的主标题前,还有一行附加说明——“新式的打擂”。打擂的形式古已有之,“新式”二字恐怕才是这条新闻能进入 “运动界”栏目的关键。仔细阅读正文,内容其实和4天前的新闻差异不大,但简化了对建筑施工情况的介绍,以新加入的发起筹备的原因开头:

“浙省当局为提倡国术起见,发起国术游艺大会筹备委员会……”[7]

这个开头点出了大会“提倡国术”的意义,因此使该项活动中的比试环节与 “旧式的”“江湖气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打擂划清了界限,成为更有爱国意义,可以纳入现代体育范畴的赛事。此后的20天里,《益世报》没有相关报道,不过大会闭幕的第二天,该报在较为靠前的版面刊登了新闻《浙江国术比试》,将它和其他地方新闻排在一起。《益世报》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新闻的处理,显然反映出编辑对大会的认识并不明晰,并由此使得文章内容和版面安排也一直变化。

相比之下,《申报》的思路就清晰得多,在大会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调整文章内容和排版。大会11月16日开幕,表演5天后,在11月21日展开比试,比试期间也穿插表演,11月27日决试,28日闭幕。开幕之前,除了有主办方发布的广告,读者还可在地方新闻中看到大会筹备情况。“本埠新闻”里的相关新闻最多,适应了上海本地读者的兴趣所在。有些细节、奇谈不适合新闻栏目,却能够吸引读者,于是就放到副刊发表,如《浙江国术会之我闻》。待大会开幕以后,《申报》的报道更加频繁,国术比试期间几乎每天刊登一篇,而且大部分被排至“要闻”。“要闻”里的几篇新闻都颇为详细,不仅从多角度展示比试情况,还一五一十地交代当日的大小事件,可见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申报》编辑心中的重要程度。然而即便如此详尽,《申报》的新闻却和《益世报》一样专注于比试期间的人与事,在比试前持续5天之久的表演环节上着墨甚少。不过在表演环节结束,国术比试开始后,副刊《自由谈》上的《国术游艺大会琐闻》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表演时的一些场景与人物。文章分若干小标题展开叙述,内容覆盖广泛,其中不乏趣味文字。试选一段为例。

“好一个猴子

表演之团体颇多,如杭县国术协会、长兴国术分馆、商工国技部、中华太极拳社等,次第表演,或打拳,或使器,均极纯熟可观。中央国术馆有赵云霞,赵飞霞两姊妹膺聘来杭,在场表演,技艺出类,名下无虚。中尤以某兄之猴拳,最受欢迎。盖某君短小精悍,表演时,形态毕肖。观众出神时,纷呼‘好一个猴子’,可见其技术之精益。”[8]

此外,副刊上的《浙江国术比试之花花絮絮》也介绍了比试日的场内外琐事,如。

“上客忽变天教徒

省垣各厅局长官,大半系该馆委员董事,故可坐于台上参观。建设厅长程振钧、民政厅长朱家骅、省工路局车务处处长吴琢之,及电气局科长陈寿荫等,连日莅场观试。首戴呢帽,头颅觉热,不戴又觉烈日可畏,阳光耀眼,乃觅得白纸,做成纸帽,高戴头上,以蔽阳光,形似天主教妇之白布菱角帽。谑者指程朱等为皈依天主教之信徒云。”[9]

显然,即使赋予大会严肃的意义,《申报》也不愿放弃收集、挖掘名流轶事、新鲜事物等令人惊奇或发笑的素材,满足读者猎奇消闲的精神需求。

两报新闻对表演环节不约而同的忽略,折射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才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最恰当的定位?从最终呈现的内容来看,两份报纸作出了相同的选择:突出“比武竞技”和“发扬国术”,而表演环节娱乐性更强,不足以展示现代化的“国术”精神。只不过这个选择的过程略显曲折,《益世报》仅有三则新闻,还经历了“游艺——运动——要闻”的调适过程,《申报》虽然报道详尽,但始终没有将新闻纳入体育栏目,各阶段变换的栏目归类显示出对大会本质仍存犹疑。报纸上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最终抹不去“热闹的大众娱乐活动”这一印象。

4 “国术”的尴尬处境

尽管后来被写进中国武术史,1929年的这场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并没有以“武术”命名,而是采用了“国术”一词。民国初年,“武术”已是相当流行的名词。诸如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拟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1918年中国武术会成立等事例,都说明“武术”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称谓。1927年民国政府统一后,张静江上书国民政府将“武术”改为“国术”。那么,“国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

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中,张静江把“讲求自卫”作为“国术”的重要特征,而且特地从5个方面说明“我们的国术,不但不是反科学,而且在科学的立场上,还有崇高的位置”。

“一、国术以手眼身步为锻练的本位,是四肢百体协同的动作。

二、国术锻练的功效,能增长神气,调和血脉,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国术不受经济的束缚,有平民化的可能,不分老幼,不拘贫富,不分性别,不拘人数,不拘场合,不拘空间时间,随在都可练习。

四、国术是体用兼备的,既可以强身强种,同时并能增进白兵格斗的技术,不论平时战时,皆可得着国术的功效,使人人皆有自卫卫国的能力。

五、国术是一种优美的锻炼,稍得门径,便有可观,果能得其精深,手眼身步,俱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足以增加体育上的兴趣和美感。

综上所述,可以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国术,不但是完美最易普及的体育,也就是我们救国的重要工作。 ”[10]

在以上论述中,有3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国术的一大意义在于可以“自卫卫国”,就人而言能“强身强种”,对个体与民族都有裨益;当国家面临战争的时候,国术锻炼出的体魄与格斗技术还能有救国之功用。第二,国术是经得起科学检验的体育形式,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这就与以往蒙昧落后的“江湖把式”截然不同。第三,国术要向大众普及,走平民化路线,不能最终成为少数高手间的自娱自乐。

在张静江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中央国术馆等一批国术机构纷纷成立。1928年中央国术馆举行了第一次国术国考。自此之后,各地纷纷举行国术比赛、国术大会,如陕西省国术考试、上海国术考试等。而1929年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是自第一次国术国考之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国术活动。在这场大会的筹办过程中,张静江一直是主导人物,因此在活动内容设置与现场发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张静江“国术”观念的影子。

在《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序》中,张静江云:“吾人提倡国术,遵行总理遗教,唤起民族精神,从此和平奋斗,图雪国耻,建设最紧余最伟大之功业,以造成强毅独立之国家,胥于是基之矣。”[11]

而大会举办期间,场上悬挂的对联也渲染“救国卫国”的主题。

“五洲互竞,万国争雄。丁斯一发千钧,愿同胞见贤思齐,他日共供邦家驱策。

一夫善射,百人抉拾。当今万方多难,请诸君以身作则,此时且资民众观摩。”[8]

《申报》编辑新闻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国术对国民的意义纳入国术比试第一天赛前致辞的总结。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比试人员全体登台,由主任李景林点名。嗣由副会长郑炳垣致词,略以勉励国人锻炼身体,造成民众国术化,民众有强健的身体,才能人人不怕死。今日比试,是昭示民众注重国术的模范,不是决胜负,是为国家民族争光荣而来云云。”[12]

副刊文章里还保留了一段对外国人观会的描述。

“外国人翩然莅止

是日表演时,有美国来宾男女十余人到会。先由赵交涉员向浙省府主席兼该会会长张静江氏通知,张即起身一一握手欢迎,并连称请坐不置。旋即由大会主任李景林副会长郑炳垣招待入座,作竟日之观光。每观至表演绝技时,接连拍掌。且频以快镜摄影。直至表演完毕,姑连袂而去。”[8]

不能否认,这段记述存在一定的猎奇心态,但是也要看到,“作竟日之观光”“每观至表演绝技时,接连拍掌。且频以快镜摄影。直至表演完毕,姑连袂而去”等描述着力突出了中国的国术在外国人心中享有极高的地位,足以代表国家、民族在国际舞台上争光。外国观众的花絮既是对国术的宣传,又有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意义,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都不离“国术可以自卫卫国”的主题。

让国术的现代性和科学性深入人心,是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又一重要任务。1929年11月21日的赛前致词中,大会主任,也是国术推广中的重要人物李景林,在郑炳垣之后发言,特别强调本次国术比试应摒弃以往的江湖习气和门户观念。

“继由李景林致词,略谓国术比试,宗旨是光明正大,古人的身躯伟大强健,是锻炼国术的明证。我们以曾经训练的身体来比试成绩,其意义决不是打擂台夺奖金。我被人打倒,应钦佩其功力,以后益加用功,革除派别观念,以功夫如何为判断,不问谁打倒谁,应认明打倒我者是功夫云云。”[12]

恰如张静江要特地声明国术的价值是 “用了科学的方法”估量出来[10],李景林也用古人因国术锻炼而身强体健的例子来实证国术的价值,以坚定大众对国术的信心。郑炳垣和李景林纷纷强调本次国术比试“不是决胜负”“不是打擂台夺奖金”,因此赛会设立国术比试就同传统意义上的武林争霸有了区别,是以科学的态度为建设现代强国服务,不把重点放在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名利之争上。比试中取得前三名的选手主动提出与参赛者分享奖金,获得现场观众掌声的同时,也得到了大会组织者的赞许。在闭幕典礼上,大会副会长朱家骅特地提及此事。

“朱副会长家骅代表省党部致谢词,略谓此次国术比试,是为唤起民众发扬武术,要使武术民众化。诸位宣言以奖金与比试者均分,精神武德,均为难得。此后以这样精神道德唤起民众,指导提倡,使民众都能了解,民族才有希望。”[13]

朱家骅致辞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武术民众化”也是提倡国术过程中的重点。1929年的这场国术游艺大会并非孤立出现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国术热”的产物。1928年到1929年期间,各地纷纷举行国术比赛、国术大会,呈现出十分热闹的景象,确实起到了唤起民众注意的效果,也提高了国术的社会关注度。能够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国术大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关注,正说明了这一时期国术在社会上的热度;当然,大会的举办本身也反映了国术界宣传推广国术,唤起民众注意的努力。从日程安排上看,总共13天的大会在比试之前专门留出5天用于表演,还在其中加入并不属于国术范畴的自行车与独轮车表演(张静江最初提倡的“国术”其实是武术在新时期的称谓,不包含其他体育形式),显然是希望能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活泼方式,吸引更多民众关注国术,了解国术。比试期间穿插国术表演,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但问题也由此而生:为了向大众宣传普及国术,势必要借助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印象,可是这样又很容易阻碍国术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新式”“科学”的形象。在“国术”这个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用旧印象来解释相似相关的新事物,于是表演就和江湖卖艺的场景联系起来,国术比试叫人联想到比武打擂。即便是每日接触大量信息的报纸编辑都难以迅速适应,踌躇于“娱乐”与“体育”的不同定位间。在内忧外患的20世纪20年代末,纵然意义可以上升至国家层面,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甚至于国术能有多少直接的社会贡献,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益世报》选择简明扼要地记叙整个过程,《申报》则同时开发大会的新闻价值与消闲娱乐价值。两份报纸的不同处理方式,折射出报刊界对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的复杂态度,后者既是大众心理的反映,也是大众对“国术”建立认知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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