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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的译注策略研究
——以汉译《悠悠岁月》为例

2019-01-28唐毅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730070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名作欣赏 2019年12期
关键词:译作译介译者

⊙唐毅[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兰州 730070;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译注是外国文学作品译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传递工具,它对外国文学译介具有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译作与原作之间往往存在着诸多语义缺失或文化“休克”,译者则充当着二者之间恢复平衡的操作者。译者拥有理性的客观知识,亦具有思维的主观意识,文学翻译的译者可通过多种途径完成沟通异质文化的使命,译注自居其一。文学译作的译注对于翻译文学的批评和译介学研究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翻译学科发展迅速的今天,对译注尤其是文学译介里的译注研究仍有值得争鸣的理论空间。

长期以来,国内对外国文学译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实践评述等宏观层面,或是对文学翻译的跨文化影响等社会主题进行更加具体而深入的探讨。与之相比,对处于文学翻译边缘的副文本内容则缺乏足够的重视,相应的学术成果也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副文本所包含的标题、前言、署名、献辞、后记以及注释等成分,其存在与否对所译介作品的完整性似乎并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副文本与正文内容密切相关,却又独立其外。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翻译作品成分之一的译注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但是,译注的功能与作用是不以主客观环境的约束而减少。一部翻译作品中译注的多寡和取舍都凝结着译者的深思熟虑和心血智慧,有时还能通过译注窥见译者处于两种或多种异质文化之间而产生的两难心境,正如《悠悠岁月》的译序中所提到的,小说中汇集了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若非亲历其境就会不知所云:“如果不加注释,会影响对内容的理解;如果全部加注,则会使本书成为一部词典。”译注是译者在原作与读者之间以沟通为目的而架起的一座桥梁,它能弥合译作在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诸多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注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完整地呈现一部作品所必须包括的部件,也是译者为读者服务的翻译宗旨的一种具体体现”。

一、原作、译作与译注

对文学翻译或翻译文学的研究观点庞杂,有学者主张“把译本置于两种文化的阐释语境中,将原作者、原作、译作者、译作及其读者动态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便可以解决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许多问题,便可以了解外国文学对民族文学的影响何以发生或何以未曾发生的原因”。这样,“翻译文学批评的触角就能够系统地探及两种文化的心理深层”。重视原作、译者与读者的链条式关系,有利于进一步研究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如何做到既忠实于原作又最大限度地照顾译作受众。副文本的功能不彰自显,注释是贯穿于译作的重要副文本形式之一,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翻译研究在现代主义思想的风潮里发生了文化转向,随之产生的各家学派从不同角度考察翻译问题,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瓦解传统的翻译原则和准则。”德里达认为原作是不存在的,巴斯奈特认为译作是不存在的,赫尔曼则直接表示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论点均来源于对翻译本体的考察,在原作与译作之间,所用文字不同,语法结构和表述形式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语义上的偏差甚至缺失,造成了翻译上常辩常新的对等与不对等的理论话题。由此观之,译作理应从属于原作,翻译的基本目标应是以一种新的语言讲述原作的情节与故事。但是,这毕竟是不考虑目的语读者及其文化社会状况的空泛之谈,理想状态下的等值翻译只会让理论成为僵化的理论,让许多优秀的异国作品游离于目的语受众之外。

译本里的注释、按语等副文本便是对传统等值理念内涵的扩充。考虑到异质文化差异这一核心影响因素,就不难理解副文本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里的地位和价值。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周瘦鹃等人都曾精于此道,严译《天演论》因其按语浩若长卷,而被后人铭记,周瘦鹃所译小说为圆润故事情节,大量采用注释的方法加以描述。这类副文本的出现是顺应社会历史和时代潮流的,民国初期对西洋文学的译入作品中,译者丰富的按语多集中于对西方政治、社会和军事的内容的阐释,这对当时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民众而言,既具新鲜感,又拓宽了视野,吸收了西洋世界科学与民主的先进思想。因此,注释除了对文学翻译的贡献以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化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法国小说《悠悠岁月》无论是创作形式还是内容跨度都极具特色,这对它的中文版译者提出了诸多问题,如何加注便是其一。而细心品鉴这部译本之后,原作与读者之间似乎不曾存在任何距离,译作里的每一条注释都融合为原作的话语,译者与作者共同叙述了中国受众视野下的这段法国故事。

二、《悠悠岁月》中译本及其译注特征

文学作品加注在学界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论题之一,尤以诗歌、小说等领域为甚。有人认为在小说里频加注释有损小说的文学美感,并直言这样等同于一本学术论著。此种道理既存在却也言过其实。在外国文学译介的大前提下,翻译小说中加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一部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作品,要想使作者的思想意图在目的语群体获得接受和解读,必须要克服各自文化的相互碰撞甚至是脱节错位等现象。而原作者在作品创作之初对此鲜有顾及,只有当它被提上翻译的议事日程之时才受到各方重视,这一负担只能由精通双方文化的第三方译者来承受。因而无论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旨在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平稳的沟通桥梁。

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被评选为2009年度我国“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它的中译本于2010年在我国大陆首版。这是一部以旧照片反映时代变迁、以无人称自传的叙事方式书写共同记忆的作品。小说提及大量带有法国或者欧洲地域文化特点的商品、人物、歌曲等词汇和表达,对于文化差异较大的中国读者,理解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但是现今的文学翻译早已不提倡林纾所处时代的转译与意译的手法,而是通过添加译注来补充说明原著的意图或知识背景等。《悠悠岁月》是一部带有回忆纪实性质的小说,极大的年代跨度造成其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词汇表达十分丰富,鉴于此,译者所做的大量译注,与原作一道构成了我国读者所能接纳的译作。在翻译的整套工序中,译者的智慧与译注的科学性,极大地增添了原作品在译入语言的历史厚度,也丰富了中文语汇的日常表达。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通过优秀译者鬼斧神工般的精雕细琢,这样一部杰作甚至可以影响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话语表达习惯。

译注之重要,在《悠悠岁月》一书中得到生动体现。从数量上看,一部200余页、近14万字的小说作品,译者添加注释共431条,近1万字。其中描述性注释326条,解释性注释105条。所有注释都是针对鲜为我国读者所知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词汇或习惯表达,与原作的自传体裁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幅描绘时代记忆的宏大画卷。

“约拿从鲸鱼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说,我把我的海豚在水里藏够了,这些好久以来就既不惊人也不滑稽、听过无数遍的双关语,平庸得令人恼火,只能使家庭更为复杂,并且消失在夫妇的破裂之中……”由于在文化习俗上缺乏足够的共同认知,读者对“约拿”和“海豚”两个概念出现于此便会感到莫名其妙,对故事情节发展至此就更加一头雾水。译者在这两词上加注:①约拿:《圣经》中先知之一,据《约拿书》记载,他在被巨鱼吞没后奇迹般地生还。②海豚:海豚生活在水里,又有王太子的意思,所以隐喻丕平。丕平是个矮子,法国人用矮子来比喻说话简短。这一段话纯属口语,话头跳来跳去,无法直译。该处译注前一条属于知识性注释(或描述性注释),后一条属于解释性注释。译者在遇到原作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宗教典故以及民俗方言等表达的时候,常常需要加以相应的描述性注释;而隐藏在知识性注释深层的则是如上述第二条译注所表现的,在文本内涵与异文化语境的深处,译者应当呈现给目的语读者的深层文化意义,这便是解释性注释的功能。解释性注释弥补了无法直译的空白,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具有较大的调和作用,即调和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原作最大限度上为目的语受众所认同。

诚然,译者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添加了大量的译注,有的注释与正文篇幅几乎各半;但是仔细观察,社会百科知识和文化风俗常识方面的注释占据了整部作品译注的绝对多数。“文学翻译的译注不仅能够为普通读者服务,为专业读者的研究提供便利,而且对一个译者建立起自己的译者身份,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吴岳添老师是法国文学翻译家,也是一名文化学者。个人深厚的中法文化积淀,及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法国友人的帮助,对他的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化和审美化的再创造,译者并非原作者的传声筒,译作应该是原作的重生。一位杰出的译者,必然具有自身的主体性意识,译介原作的同时也建构着自我的文化身份。《悠悠岁月》是一部承载个人生活变迁的社会文化画卷,其中文译者结合正文文本与译注,向中国读者完整地展现出这幅跨越时代和世纪的生命旅程。译者将自身对法国社会文化的认知以注释等副文本形式进行表述,使异国文学更加便利地得到传播,也使优秀的思想文化更广泛地被他国受众认可。可以说,《悠悠岁月》的译注是令人钦佩的译家策略,也是值得后学译者摸索的他山之石。

三、文学翻译的译注策略初探

文学翻译里的译注广泛存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得以传播于世界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译者及其翻译策略所发挥的融通作用。从《悠悠岁月》的中译本来看,“译注并非只是对译作的补充说明,或由译者个人的翻译意念决定,而是翻译活动于接受文化领域中的一些因素,如目的语文化、文学传统和译者文学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在接受文化领域中,译注是对译作的本质、地位和译作的节奏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它作为翻译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作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及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再创造过程。

译注作为副文本形式之一,具有受译者主观性、翻译处理的灵活性和服从译本需要的妥协性等方面的特征。译者对注释的选择与采纳是一项重要的翻译技术,注释杂多会动摇原作的主旨,注释不足则会影响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所以,对译注的数量、种类及分布都应当有足够的智慧。首先,遵从原作、尊重作者是合理添加注释的根本前提;译者作为联系异质文化的翻译媒介,从原作与原作者的意图出发,身临其境,化盐于水,方可准确地再现原作。其次,译注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目的语受众,严格限制注释的数量种类,使注释服务于原作的表意传情,使注释融入原作的语言氛围而不显得突兀,给读者以无障碍阅读的感受是译注功效的最高境界。再者,增强译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发挥译者的创作智慧,译作即是创作,使用译注等副文本既是对原作的补遗,又是一次新的创作,更是两者碰撞而生的跨文化对话的结晶。最后,译注旨在调和原作与译作之间文化失衡或错位的状态,准确把握原作、作者、译者、译作和读者等要素之间的链式关系,有助于译者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这一链条上的重大使命,翻译策略的选择自然举足轻重。译注能够辅助译者对正文的阐释,能够铺垫读者领悟的路径,还能表明译作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总而言之,译注的功能是多元的,译注的处理技巧是灵活多样的,对译注的重视是译者翻译的一项基本素质。

译注研究是一片有待深入的学术领域。在翻译学科发展日臻完善的今天,译注偏处这一体系的边缘一隅,期待更多的关注与发掘。如果说翻译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那么深居其中的译注部分日益具有更加强大的文化功能,译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彰显着译者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身份。《悠悠岁月》中译本是译注策略研究的一个范本,译者能全心融入作品的文化语境再退身而出,添加符合目的语读者文化理解力的上万字注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与译作一样应成为译注研究的客观对象。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如火如荼,致力于译注等具体翻译要素的研究,才能不断提升译者文学翻译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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