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婷［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2］

庄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方文化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西方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庄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传统的中西哲学在此拉开了“一体”与“两离”的思维分野。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之一，尼采激活了自苏格拉底后缺失已久的“一体”精神，与古老的中国庄子精神相呼应。

一、庄子之“累”与尼采的悲观人生

基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庄子与尼采都认为痛苦为人生之根本。人生变幻无常，生命本是累赘，人类负重而行，至死不可奈何，生命似乎苦累又虚无。刘绍瑾在《庄子与中国美学》就庄子之《人间世》以及外篇《山水》分析庄子之“累”。以《人世间》分析一个“权谋狯诈的战国时代”，统治者昏暴残忍，无辜者丧乱流离，世间哀嚎遍野，人人道路以目，现世历史沾满了生命的鲜血，庄子“不禁产生‘当今之世，仅免刑焉’的忧生之叹”。以《山水》中“处于材与不材之间”阐述人生两难、不知如何的困顿与痛苦，因而有“未免乎累”的悲叹。这是庄子对社会生活的失意和绝望，庄子的生之“累”还来自人与外界的分裂与对立，这也正是人类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勃，莫不出焉；油然缪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生命似乎在生死轮回中无休止的、无意义地循环着。

这与尼采的世界观相契合，尼采在回溯古希腊文化时，否定了传统哲学家对古希腊人内心充满和谐、圆满的美丽图设，而认为古希腊人内心充满尖锐的矛盾和脆弱的敏感，他们深知自身苦难的命运，尼采曾引述一则古老神话来表达自己对存在本质的悲观情怀：弥达斯国王寻问西勒诺斯关于人最好的事情是什么，这个精灵闭口不言，最后在国王的威逼下，他突然发出刺耳的叫声，嘲讽人这可怜的浮生乃无常与苦难之子，最好的东西是不要降生，次好的东西是即刻死去。尼采的死亡哲学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意识，无常与苦难充斥着人生，人类忧患生死，却对苦难束手无策，生存本身是被质疑的。这种质疑还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我发现人类处在废墟之中，如同零落于战场或屠场上。当我的目光从现在退回到古往，所发现的同样是：残破、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其实寂然无人”。生存之域满目恐惧与荒凉，尼采的孤独是人类的孤独，是时间的孤独，也是宇宙的孤独。尽管尼采不完全否定人生的意义，他最终将以艺术作为形而上慰藉拯救人生，但我们始终不能忽略尼采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的前提，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无止境的生命冲动，人生本质是虚无的，世界是由欲望、痛苦所构成，人只是求生意志的工具。

二、庄子之“忘”与尼采的“去个体化”

面对人生苦难，如何才能超脱其中，拯救苦难人生？庄子和尼采试图解除累赘，回归自然本源。

庄子之“忘”便是回归的努力，回归自然在庄子这里便是“体道”。“忘”在《庄子》中有不同表达，如“外”“丧”“遣”“遗”“无”“黜”“堕”等，其中“心斋”“坐忘”被引述最多，皆要澡雪精神，除却秽累，以此进入体道的过程。至于具体的做法，庄子重点展开了去形、去知。

去知，即“黜聪明”，去除对知识的辨明，去不等而齐万物，除去“成心”，即除去对伦理道德与是非认知的固执。庄子追求“无所待”，认为伦理道德乃是对个体的束缚与限制，是非争辩只是无聊的认知，这些认知并不靠谱，因为真正的智慧所象征的真理是无限的，人花尽毕生的力量也无法穷尽，这里要明辨认知不是真理，事实上认知只是经验主义的知识，是局限的，束缚人的思维与认识。真理应是“道”，通往真理的方式应是体道，而体道则需要“丧我”，涤除有杂念利害的自我，回归纯粹自然的本我。

庄子“黜聪明”与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有共鸣之处，尼采批评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起源的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他认为苏格拉底对理性、逻辑、科学有着几乎病态的迷恋，其乐观主义求知欲在尼采看来是贪得无厌的、浅薄无知的。尼采认为科学属于摩耶的面纱，就如同地球的表面，人类不断地往下挖，也只能到达一个不同的表面，永远无法抵达真相。庄子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相比与真理的广阔，人的生命如此渺小有限。另一方面，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根源在于苏格拉底用逻辑压抑本能，理性反对本能，因为尼采在古希腊文化中发现正是这种原始的生命本能激发了艺术，拯救了人生，而理性与教义却有束缚、摧残原始本能的危险。

庄子的“去形”与尼采“去个体化”也有内在的呼应。“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万物之来与去皆有它的秩序与规律，庄子主张顺应自然，不区区于形体所绑缚，对生死的超越应该从形体的执念中解脱出来。《德充符》描述了形体残缺者因为道德充足，“游心于德之和”而渐入“道”《大宗师》中亦有“离形”“堕肢体”的“去形”表达，庄子认为得“道”必要超越形体，对形体的超越也是对欲念的超越、对人生苦难的超越、对生命本体的超越。

在尼采描述的酒神秘仪上，万物之间界限被彻底打破，所有差异都消失了，原始的本能被激发出来，人们在迷狂中沉醉、回归于自然。“在酒神的神秘的欢呼下，个体化的魅力烟消云散，通向存在之母、万物核心的道路敞开了”。个体边界包括伦理尺度和理性局限，去除个体化则是消灭边界，万物等齐，混沌一体，融于自然。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庄子之“忘”与尼采“去个体化”都是指向归于自然与永恒的终极追求，即回归世界本体——庄子之“道”与尼采之“意志”，两者所去除的是知识理性与伦理道义的束缚，但是庄子的“去除”事实上是要涤除欲望，实现逍遥无所待，结果是形容枯槁的、无欲无求的，而尼采则是本能欲望的张扬，是纵欲以狂欢，在酒神的操纵中迷失自我。于是，日神出现了，酒神同时打开了潘多拉的欲望魔盒，被日神阻止了，代之以纯粹和圣洁之光，对酒神进行约束并将之纳入艺术轨道。

三、庄子之“游”与尼采的悲剧精神

“庄子所达到的自由快乐，是对现实人间的一种主观精神的超越，由此获得的自由，是一种虚幻的自由，是一种乐意的自我欺骗”，庄子“乐意的自我欺骗”与尼采的悲剧精神共鸣。日神是光明之神，它的光辉使万物呈现美的外观。日神为万物披上一层面纱后，世界呈现为美妙的幻境，日神能看见自己的面纱，也就是看清楚这个幻境的谎言，它知道这是“自我欺骗”，但是日神依然得于自己的“杰作”，显得相当“乐意”，正是日神的杰作保护了人类生活，使人类免于酒神疯狂的侵蚀。

尼采非常重视梦的意义，他强调“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荒谬，就我们身为其现象的那一本质的神秘基础来说，梦恰恰应当受到人们所拒绝给予的重视”。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清醒状态下的现实生活是实在的、有价值的，却忽略了梦对于人生的必要性——日神的外观是人生得到解脱的必要。以此，尼采的悲剧精神解读“庄周梦蝶”也颇有意味。不管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原文描述是以梦的情景呈现的，不可忽略这是庄周在讲述庄周自己做梦，这里隐藏着庄子的全然超脱——处在梦的状态中，又能与“梦”嬉戏，还能站在游戏之外观看游戏。尼采对酒神艺术家有这样的描述：“酒神仆人必定是一边醉着，一边埋伏在旁看这醉着的自己。并非在审视与陶醉的变换中，而是在这两者的并存中，方显出酒神艺术家的本色。”艺术家同时兼有醒和醉两种状态，能在以一旁看着醉着和梦中的自己，这样，他的梦就不是纯粹幻想，他的醉也不是纯粹发泄，他因此成了一个“模仿者”，用艺术来释梦和醉歌。所以，庄周梦蝶事实上是艺术家庄周的艺术游戏，这个游戏表面上摆出的是一个人生困局，似乎有人生如梦一场空的怅然和虚空，事实上则是庄周从艺术游戏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超脱。

可以说，庄子之“累”与尼采之悲剧生命观事实上是艺术化生存的基础，即滋养了两者对自然的回归与人生的超越的渴望，庄子之“忘”与尼采的“去个体化”均是着力解体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快乐，而庄子之“梦”是庄子之“游”的阐释，从尼采的悲剧精神看庄周梦蝶，则能发现庄周与尼采对艺术拯救人生的思考，对艺术游戏实现人生超越的肯定。

①⑦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第40页。

②④⑤⑨庄周著，郭象注：《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第20页，第80页，第18—19页。

③〔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拉斯图拉如是说》，尹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⑥⑧⑩〔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第18页，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