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雅文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家族小说是小说的一种类型，它是以家族及与家族有关的内容为题材，以家族中的各类人物为叙述对象，以人物之间的人伦关系及发生的事件为叙述内容，并且反映了与之相关的历史、社会现实的一种小说。“中国的家族小说产生于明代，以《金瓶梅》的问世为标志。”“自《金瓶梅》以后，家族小说在清代炫极一时，《红楼梦》达到了这类题材创作的顶峰。”随着文学发展到当代，尤其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家族小说作品，使家族小说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如“《红高粱》《古船》《故乡天下黄花》《旧址》《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家族》《尘埃落定》……一部部以家族小宇宙表现历史大变迁与人世沧桑的作品，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特殊景观。”笔者在这里之所以选取《红楼梦》与《红高粱》两部小说进行研究，是因为《红楼梦》代表着家族小说在古代的成熟水平，而《红高粱》是当代文学家族小说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的优秀代表，并且两部小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通过选取这两部小说并对其家族叙事的一些角度进行探究，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两部相隔较远的家族小说的异同点，并分析家族小说叙事变化的原因。

从明清到20 世纪80 年代，家族的变化引起了家族叙事的变化。《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贾家的兴起——繁盛——衰败的整个过程，贯穿于家族发展这条主线的另一条线索则是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故事。《红高粱》写的是土匪抗日的故事，其中穿插着“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那种具有原始生命力的爱情。这两部作品都是家族小说在它们那个时期的优秀代表，但由于时代和家族发生了变化，家族叙事肯定也有着或多或少的改变。比如《红楼梦》是按时间顺序叙事的，从家族的兴起到衰败，从宝玉少年时期到他青年时期，这些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红高粱》则解构了这种叙事，故事开篇就写了“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准备打日本兵，其中穿插了刘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前因后果以及“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再如《红楼梦》讲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爱恨纠葛，整个故事都是在贾家这一家族的背景下发生的，并在家族的不同阶段催发了不同的故事。而《红高粱》已经不十分强调家族盛衰这一问题，甚至莫言自己声称，《红高粱家族》里，“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可见作者并不强调家族的发展何去何从，他注重的是高粱地里那种原始生命力的张力。由此可见，社会和家族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家族叙事的变化。

叙事主要分叙述和故事两部分。叙述可从叙述视角方面研究，而故事能由人物和题材两部分较好的体现。所以以下笔者将从叙述视角、故事人物、故事题材三方面来展示《红楼梦》与《红高粱》两部家族小说的家族叙事的变化并比较它们的异同。

一、叙述视角

“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根据叙述者观察故事中情境的立场和聚焦点而区分。”一般我们常把视角分为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所谓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以故事中人物的口吻向读者来展示作品，或者采用“我认为”“我觉得”这样的语句来发表议论。而第三人称叙述则是一种全知视角，就像是上帝隐藏的手，操纵着整个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三人称叙述中，作者不再是小说中的人物，他客观的独立于文本之外，这就增强了整部小说的客观性、可信度和真实度。对于《红楼梦》与《红高粱》这两部长篇家族小说来说，它们并不是简单地采用某种单一的叙述视角，而是有着独特的叙述视角，仅在叙述方面就可以被称得上是璀璨的巨著。

《红楼梦》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并且它十分适合采用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因为《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和场景广阔，人物众多，人物心理变化复杂，如果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则不能对这些现象、场景、人物及人物的心理变化进行很好的掌控。全篇除了主要采用这种第三人称叙事的视角外，还在开头介绍部分选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并且衔接得当。故而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石头，它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讲述着整部小说，还有一个叙述者是引出主叙述者石头并介绍《石头记》来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如在第一回中写道“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 ”这里的“我”就是第一人称的证明，小说中加入了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反而让人感到更加真实。而作为主叙述者的石头又经常站在各种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将人物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如在第二十九回贾府众人来到清虚观，张道士为了巴结贾府，送了一盘“敬贺之礼”给宝玉。宝玉一眼就看到了一只金麒麟，这只金麒麟与史湘云随身佩戴的金麒麟几乎一模一样，宝玉便收了起来。黛玉得知后不高兴，她心事重重，结果第二天就生病了。宝玉来探望她，两个人发生口角。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个人的心理活动，正是因为用这种全知视角才能展现出二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才能使读者看到他们心里的矛盾和对对方的情意。也正是因为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才使许多人物的形象立体起来，这也是《红楼梦》刻画出许多典型人物的原因。

《红高粱》也选用了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但其叙述者却是“我”，“我”是与故事主人公一脉相承的晚辈。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不可能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年轻时的故事以及“我父亲”跟着余司令打日本鬼子等事件的种种细节，但“我”却什么都知道。这里的叙述者“我”已经不单单是与“我爷爷”“我奶奶”和“我父亲”血脉相承的家族的一分子了，而是被作者赋予了全知全能的视角。如“父亲不知道我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这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出现，且能在过去与现实的场景间自由穿梭，从不同角色的角度讲述着事件的种种细节。”这种写法看似颠倒逻辑但实际上逻辑清晰，我们应该跳出传统的认知，即认为“我”只是一种限知视角的看法。苏童就曾谈论过采用这种视角的好处，即“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结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

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比较我们了解到了尽管从《红楼梦》到《红高粱》的时代和家族发生了变化，然而长篇家族小说仍然是较多采用这种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手法的。但是也是由于时代和家族发生了变化，在叙述视角这一方面，两部作品还是有着各自的特点。《红楼梦》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结合的叙述视角，仅仅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引出了故事的起因，其主体部分采用仍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所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也单单是为了辅助主叙述者“石头”而存在的。“在第三人称的叙事中加入第一人称的叙事，是《红楼梦》对史传传统叙事规范的第一个突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有机结合的典范。”而《红高粱》虽然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但其叙述者却是第一人称“我”，这是两种视角的完全结合，是对之前古代小说叙事角度的一种突破。与《红楼梦》相比这种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结合更加炉火纯青，使用的更加大胆和颠覆传统。所以随着家族的变化，家族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二、故事人物

《红楼梦》与《红高粱》这两部家族小说中的人物都不胜枚举，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也很多，但本文的重点不是探讨这两部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而是要通过比较家族小说从《红楼梦》发展到《红高粱》，在故事人物这一方面体现出怎样的叙事变化，故而笔者决定从以下两方面探讨一下两部小说由于创作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人物描写的不同。

（一）人物在家族中的自由性

《红楼梦》以家族为中心，塑造了一系列或富丽堂皇或气度不凡或性格鲜明的家族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塑造了一些在家族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是不自由的，虽然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某些程度上有着向往自由的倾向，但包含主人公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着家族的约束。如贾宝玉是贾政和王夫人的小儿子，老祖宗的心头肉，众多姊妹丫鬟簇拥下的文采风流的少爷，他最是这一家族的写照，在家族的鼎盛时期，他锦衣玉食华服在身，在大观园中与一众丫头小姐嬉笑打闹、吟诗作对，而在家族破败后，他选择出家做了和尚，贾宝玉的生活状态是随着家族的变化而变化的。林黛玉是寄人篱下的老祖宗的外孙女，她虽然具有反抗精神和自由思想，但她却没能撼动这个扎根很深的封建家族的力量，只能暗自伤神、顾影自怜，只能无奈地葬花和埋葬自己的爱情，正是由于她处在这种家庭条件下，才为她最后的结局提供了可能性。薛宝钗是封建家族调教出来的没有个性思想的优秀女性，在整个小说中她的生存状态无不体现着这种家族的烙印，如她一直劝说宝玉要考取功名，这也是宝玉对她感到失望的地方。王熙凤就像贾府的大管家,她虽然迎合奉承、借权谋私，却“凭着自己的才智与苦心，竟能够见风使舵，多方应付”。总之，《红楼梦》中的所有人物，都是与这个家族紧密相连的。然而在《红高粱》中，家族这一背景是虚构的，人物的发展相对自由。余占鳌原是给“我奶奶”送亲的轿夫，在路上与“我奶奶”勾搭上，并为了“我奶奶”杀了她新婚的麻风病丈夫，后来成了“我爷爷”。余占鳌若身处贾宝玉的年代，一定会被当作一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土匪，但由于《红高粱》选取了抗日战争前后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作为背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余占熬成了一个随性洒脱的英雄。而“我奶奶”也是一个什么事都敢做的女人，刚为人新妇的她就敢和别的男人在高粱地里欢爱，刚成了寡妇，马上就让“我爷爷”进了家门。由此我们可以体悟到《红高粱》中人物的一种自由，一种相对的不受家族禁锢的自由。

（二）女性人物的反抗精神

家族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向来都是作者手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一类型的小说而言，女性在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女性既是家族中男性的伴侣，又起到繁衍生息的作用。比较《红楼梦》中的黛玉和《红高粱》中的九儿戴凤莲，我们发现这两位女性都具有反抗精神，但不同的是黛玉的反抗远不及戴凤莲的那种坚决，黛玉的反抗是一种小打小闹，对于宝玉而言反抗，当面对老祖宗和王夫人这样的封建大家长时她却缺乏勇气。许多人曾经设想让宝玉和黛玉为了他们的爱情和自由而远走高飞，但后来发现这一假设不可能成立（这里仅从林黛玉角度分析）：一是黛玉母亲去世，她来到外祖母家寄居，她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附庸；二是那个时代对女性的要求严苛，名声十分重要，而且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朝廷的官员，林黛玉必须要顾及自己和父亲的名声。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尽管林黛玉身上有反抗精神，但她还是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而在《红高粱》中，戴凤莲这一人物的反抗十分刚强，在她出嫁前，她就偷偷藏了一把剪刀在身上，表现了她就算是死也绝不让麻风近身的决心。后来单家父子死后，“我奶奶”成了烧酒锅的掌柜，“我爷爷”来找她，不管他如何撒泼，“我奶奶”就是不认他，但最后“我奶奶”承认了“我爷爷”，看似是对他在高粱酒里撒尿的大胆行为没有法子，实际上是因为“我爷爷”有一种英雄气概和过人的能力。“我奶奶”和“我爷爷”就这样在一起了，不管别人是何种滋味，有多么疑惑，她和他就这样在一起了。戴凤莲的身上有一种新时代女性的缩影，她追求恋爱自由、敢爱敢恨，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家族的变化，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及其性格和人生经历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以上人物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家族小说中人物的一些共同点，即人物与环境相一致。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典型环境制约着典型人物；反之，典型人物也可以反映出其生活的那个典型环境。但通过对《红楼梦》与《红高粱》的分析，我们发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族的变化在人物上的一些不同点。一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走向与性格发展大都受家族的禁锢，几乎没有自由可言，而在《红高粱》中，由于文本社会背景和文本创作背景的影响，人物在故事中的发展极其自由。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导致的，《红楼梦》展示的是君主专制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所以人物受封建家族的禁锢；而《红高粱》成书于新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所以反映出的典型人物也是自由的。二是在女性人物反抗精神的刻画上，戴凤莲比林黛玉更加直接和勇敢，因为时代变化，为女性的反抗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宗法制男权社会占主要地位以来，女性就被视为男性的附庸，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广大女性一直处于被压迫的不平等地位。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倡导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才逐渐提高，这是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反抗不平等争取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仅从以上两方面我们就能发现家族小说中人物的一些不同之处，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家族叙事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

三、故事题材

“家族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它的母题主要包括家族与性。”母题具体来说是指在某类文学创作中不断出现的题材。“家族”是家族人物的承载物，是家族中故事发生的载体，通过审视一个家族，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这个家族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性”可以笼统地当作是介绍小说中男性和女性的两性关系的故事。《红楼梦》与《红高粱》作为两部长篇家族叙事小说，其主要内容也是围绕家族与性这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作为家族小说，这两部小说肯定与家族这一题材密不可分。其次在“性”这一题材上，《红楼梦》主要表现了宝黛的爱情故事，而《红高粱》既表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还表现了两性结合和由此繁衍出的家族。

在《红楼梦》中，贾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以及宝黛的爱情故事，既是这部小说的两条线索，又是文本的两个题材。虽然这两条线索都是主线，但宝黛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家族之中，以家族为基础，所以“家族”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主线。在《红楼梦》“家族”这一题材上，首先开篇就规定了这个家族的命运，文章写到，一僧一道两位仙人遇到一块女娲补天时遗弃的石头，在石头的哀求下，两位仙人把它变成了一块美玉，让它到红尘中经历了一番，又过了几世，有一位空空道人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关于这块石头在红尘的故事——《石头记》，“还有那首神秘的《好了歌》和昭示十二钗命运的薄命司卷册”，这些都像是预先规定好的一样，贾家的家族故事只是按照这一预定的剧本在上演。然后“家族”又作为一个纽带，连接了故事中的人物和社会现实。还有小说中的一些描写精彩的章节，也是在“家族”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如元春省亲、贾府过年、中秋夜宴等大部分场景都离不开“家族”这个背景。除此之外，“家族”也为“众多的人物故事、纷繁的情节线索方方面面的矛盾冲突，建立起符合作者、读者生存体验的叙事结构”。试想如果没有贾府这一家族的存在，那么众多人物就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又何谈会发生黛玉葬花、香菱学诗、宝钗扑蝶、晴雯补裘等精彩的人物事件呢？这些都是围绕“家族”这一主线展开的。而小说的另一个题材“性”在《红楼梦》中表现为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与悲剧。其中“木石前盟”是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以爱情为基础的情感；“金玉良缘”是封建家长们为了家族利益而规定的婚姻。由此可以预见宝黛之间的爱情必然被封建家长所扼杀，也可以预见林黛玉最后的悲惨结局。其中薛宝钗无疑是家族的牺牲品，她与贾宝玉之间的婚姻只是为了巩固两大家族的力量。如果说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新式爱情，那么薛宝钗和贾宝玉的结合则是封建家族的传统婚姻关系。

在《红高粱》中，“家族”也是一条线索。但这一题材在小说中并没有时刻出现或时刻被强调。就像上文中莫言所说的它只是一个传奇故事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即使是虚构，这一家族也仿佛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在“我”口中叙述的“我爷爷”“我奶奶”和“我父亲”，“我”是他们血脉的继承者，所以“我”所叙述的这些故事会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感觉。“我”对“我爷爷”的描述还具有一种家族倾向，正是这种主观的倾向让我们感觉到小说中“家族”这一主要题材的呈现。《红高粱》中“家族”这个主要内容更多地被融入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描写中，融入抗日战争这一大背景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族的生活状况也决定了《红高粱》只能按照这种故事走向发展，而不是把视野局限在家族的日常生活和琐事上，这些都决定了“家族”只能是红高粱的众多线索之一。对于小说的另一个主要题材“性”，最让人们有感触的莫过于余占鳌和戴凤莲在高粱地里那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欢爱，他们的欢爱给人一种冲破一切束缚一切禁锢的自由的力量，这种自由是大胆的，是被人们所向往的，作者将他们写在小说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但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并不能称作是爱，而是一种性欲的满足，随后才发展成了以爱情为基础的情感。并且他们的这一结合，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他们的结合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自由的爱情关系的追求，而且还起到了繁衍生息创建家族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两人的结合，也就没有了“我父亲”，更谈不上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更没有了发生在这片红色高粱地里的精彩故事。

《红楼梦》与《红高粱》都是以“家族”和“性”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但不同的是《红楼梦》中的“家族”是故事发生发展的一条必不可少的主线，因为小说中众多的人物要靠“家族”这条线索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是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必须时时刻刻浮现在水面上。而《红高粱》中的高密乡是一个“半真实半虚构的文学地理概念”，所以这一虚构的“家族”是为了使故事的发展更加便利而存在的，它更多地体现在与个人英雄主义的结合，和与抗日战争这一大背景的融合上。《红高粱》没有《红楼梦》那样繁杂的人物体系，所以不需要局限于“家族”的特定条件之中，而且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也决定了它不必特别重视家族的作用，而是采用创新的手法重新解读家族。对于“性”这个题材两部作品都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红楼梦》极力地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一种是以薛宝钗和贾宝玉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做主的婚姻，另一种是林黛玉和贾宝玉那种想要自由恋爱而不能达到的爱情，这种自由恋爱在当时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由人物与社会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而且《红楼梦》中的爱情是一个上层阶级的高雅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爱情故事。相反的《红高粱》则写了普通民众勇敢地追求自由恋爱并开花结果的故事，它极力歌颂了在高粱地里欢爱的行为，宣扬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新观念。所以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家族小说在题材的叙事上会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红楼梦》与《红高粱》两部小说在叙述视角、人物、题材三方面有相同点。在叙述视角上，两部作品都主要用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视角；在故事人物上，两部作品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都高度映衬和吻合，其一是人物与家族都存在着某种或近或远的联系，其二是作者对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反抗精神都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在故事题材上，两部作品都是以家族和性为主要题材的。然而，两部小说在以上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叙述视角上，《红楼梦》主要采用了“石头”的第三人称视角叙事，辅助以第一人称视角介绍故事的起因，而《红高粱》则选用了具有第三人称叙述职能的“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使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在故事人物上，首先，《红高粱》中的人物比《红楼梦》中的更加自由，因为《红楼梦》中的“家族”是故事的载体，所以人物的发展离不开“家族”这一因素。相反《红高粱》的家族背景是虚构的，人物不受其制约，所以更加自由，其次，《红高粱》中的女性人物的反抗精神比《红楼梦》中的更加明显和强烈，这是由于社会条件为女性的反抗提供了基础；在故事题材上，“家族”作为《红楼梦》的一条主线被大篇幅的描写，而新时期在对“家族”重新解读之后，《红高粱》对这一题材的体现开始与别的因素相结合而非单独体现。

从以上的异同点我们可以看出家族小说在发展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即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导致小说叙事的必然变化。因为小说是对一定社会生活和历史现状的客观展现，家族本身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家族小说的叙事会随之而有所不同。为什么《红楼梦》和《红高粱》会在叙述视角、人物、题材方面呈现出不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两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不同。

①②杜云南：《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肇庆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③许祖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家族小说（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④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⑤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⑥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⑦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⑧蔡元丰：《英雄与杂种：莫言的山东家族罗曼史》，《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

⑨苏童：《苏童文集·前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⑩许祖华：《〈红楼梦〉的艺术资源与史传传统——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传统溯源》，《鄂 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⑪王昆仑：《王熙凤论》，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⑫许祖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家族小说（中）》，《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⑬杜娟：《〈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家族叙事结构探析》，《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⑭王建科：《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⑮季红真：《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见季红真：《忧郁的灵魂》，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