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由从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立体、深度的，这不仅仅意味着扩张，还有环境的改善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此前粗放的发展模式，以及产业偏重、能效偏低、结构高碳导致环境问题日趋尖锐，而目前我国年能耗还以1%-3%的速度增长，这一现状促进了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和调整能源结构意识的觉醒。新目标呼唤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化转型，这也是新时代的新要求。

在发展新阶段，行业需要创新驱动力，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业模式创新和金融创新，同时还要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首先，高质量发展呼唤能源结构的优化。每年增长的能耗需求给行业创造了发展新机遇，这不仅会促进低碳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扩大，如新能源、核能、天然气等，还可以提高清洁能源在终端消费的占比。

其次，高质量发展还呼唤着改善能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在发展西部经济，增加当地电力负荷的同时，也要发展中东部能源供给侧，尽可能地优化能源发展格局，开发身边的能源。以浙江为例，浙江是我国中东部较发达地区、节能提效的先行区，也是发展核能的优先区，海上风电、海洋能发展的优势区，天然气、LNG进口接收区，同时还具有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工业余热和水能资源。虽然从全省来看，浙江火电装机占比达70%，但湖州和嘉兴两地煤电占比仅为1/3。嘉兴风电、光伏和核电的占比已达全部电力类型的62.5%，这让我们看到了发展清洁能源的可能性。随着中东部电源的持续发展，“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的压力会相应减少，“西电东送”增量或将出现拐点。这一转变不仅将优化我国能源结构，还会促进我国能源空间结构、空间格局的改变。

再次，高质量发展呼唤着人民居住环境的改善。一方面，从城市发展角度看，低碳城市、智慧城市和无废城市是相互支撑的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将对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农村能源形态落后的问题也亟待解决。比如散烧煤替代、如何利用生物质能，以及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都有很大发展空间。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能源的快速增长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近些年，我国能效有了明显提高。以火电为例，我国火电供电煤耗已从1978年的471克/千瓦小时降至2017年的309克/千瓦小时，优质电厂甚至只需要270克/千瓦小时，能源强度不断减低，能效成倍提升。

即便如此，目前我国的能源强度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这意味着我国能源转型和能源革命仍有较大进步空间。要提高能效首先就要节能，要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高耗能产业已趋于饱和，高能耗产业占比不应继续扩张，同时减少建设型能耗的浪费。此外，还要注意产能过剩的问题。现今煤电年平均运行小时数只有4300小时，在此情况下，一旦煤电装机规模继续扩张就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因此，要抑制不合理的需求，抑制奢侈性消费和浪费。就产业来说，有上有下才是进步。要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既有利于节能，又能吸纳就业。同时，对于煤电的高效利用，技术的发展、创新也不可或缺。能源转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方向是清晰的，这不仅国家的目标，也是老百姓的诉求，更是全球大势。我们要抓住新常态的新机遇，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经济环境的双赢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