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自信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是一个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文化都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仅不能够繁荣昌盛，还会造成发展的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和动荡。因此，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来源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满自信的理由和底气。

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沉淀出来的民族之魂。中华民族创造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发展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2]。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和骨髓之中，是每位中国人的重要精神支撑，但是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显著的不同。在政治、文化、历史、哲学传统、社会规则、个人自律等方面，古往今来中国普遍崇尚民族利益和团体价值，强调忠君报国思想，对个人要求是慎独律己、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共存等等，这与西方世界的个人至上、自由主义思想和斗争思想有显著的不同。面对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发展经济学理论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的丰厚基础，并使二者能够有机地融为一体，做到‘中’‘洋’结合，‘洋’为‘中’用”[3]。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拥有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是中国历代先贤和广大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重要精神财富。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积累出和沉淀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追求，是中国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标识。

二、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人民终于有能够为了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并能够带领人民的，受到人民爱戴和拥护的，用马克思列宁先进思想武装的政党。当时的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落后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革命的实践中解决了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同时“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4]4-5。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被推翻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一胜利是毛泽东和全体共产党人，千千万万个革命志士和革命烈士，亿万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和奋斗取得的历史功勋。这一时期也同时创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时的中国是百废待兴，尤其是经历了多达几十年的内战，中国人民已经深受战争之苦，当时最重要的是将中国从战争状态转变为经济建设状态，不仅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加快经济建设使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适合时机的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的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成功的使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领导人民和国家走向繁荣和昌盛成为摆在共产党人和新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马恩经典著作，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必须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没有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也没给出具体明确的理论指导，唯一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但是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国情差异，绝对不可以完全照搬。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4]7-8。这一时期，中国各方面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的研制出“两弹一星”，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培育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

三、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和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了新纪元，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重要历史转折。当时的世界经济已经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而中国刚刚结束了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成为首要问题，贫困人口数量高达7.7 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00美元。“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文化领域也深受“左”的思想束缚，很多正确的言论和思想被封杀，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说实话，阶级斗争为纲遍布政府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果断的粉碎了“四人帮”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改革的先进文化——邓小平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5]5。邓小平理论中对中国的众多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给出了明确答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实现现代化，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严重曲折的现实，成功的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受到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倒退的影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5]6，在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领域取得了重要发展和进步。

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针对国内外的具体实际，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客观的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快速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7-8。

党的十八大之后，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审时度势，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并展望未来，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出了具体的回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历史重要意义，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一个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十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意愿。习近平同志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出了具体的步骤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出了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多个方面。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自信”进一步增强了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动力。